调笑令 王建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调笑令》的有关常识，见“历代令词鉴赏”之四，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
王建(768-835)，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从小家贫，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德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 约46岁前后“白发初为吏” (《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太常寺丞等职, 穆宗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文宗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时年六十四岁左右，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十五夜望月》、《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淫、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的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也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今存词作有《调笑令》三首、《江南三台词》等小令。有《王建诗集》10卷、《宫词》1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王建曾写过《宫词》一百首，描写帝王的后宫生活和宫女们的不幸。这首《调笑令》则是最早以词的形式通过对一柄宫扇的咏歌反映类似的主题。
扇子，其功用本来就是煽风去暑。李白有诗云：“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梁园吟》）。但在女人的手中功能贬大大地增加：可以用来嬉游如扑蝶，可以用来“半掩面”，以掩盖娇羞或者更增加妩媚。至于宫中的美人，更可以运用扇子的做出种种姿态，或用来争宠，或用来固宠。如果因病或其他原因面容憔悴，还可以用来掩饰其色衰。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在病中就曾用团扇遮面，不让前来探看的汉武帝发现其憔悴的病容，因为“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汉书·外戚传》）。同为宫中的美女也是才女的婕妤班昭就有过这样的遭遇，也曾用《团扇》诗表达自己色衰爱弛像秋天的团扇一样遭到捐弃。王建诗中的美人同样担心遭到班婕妤一样的遭遇，而采取李夫人的做法：病中用来遮面。只不过他比当年的李夫人更不幸，因为皇上并未来探望，“春草昭阳路断”，所以团扇遮面只是多此一举。因此在题材上揭露的更为深刻。下面略作分析：
“团扇，团扇”两句是开篇点题，点明咏歌对象。当然也是借物喻人，借团扇来咏歌手执团扇的宫女，借团扇在秋天的遭遇来暗示宫中美人最终的遭遇。这是比拟但也是实写。如上所述，它是女人手中一件出色的道具，对宫女来说，手执团扇不仅可增其妩媚清雅，也是同病相怜的伴侣，更有派遣寂寞的作用。同为唐代诗人的王昌龄诗中久不见君王的长信宫宫女就是“且将团扇共徘徊”（《长信秋词》）。下句“美人病来遮面”则由物到人。其中的“美人”可以有两种解释：可能是长得漂亮，属于美女之类；也可能是一种嫔妃类的后宫职衔。总之，它是皇帝的后宫。大概这位美人有着高超的弹奏技艺。也许就凭这高超的弹奏技艺，也许凭着自己的美貌，已由一般的宫女升成美人，成为皇上身边的近侍。但现在却用团扇来遮面。这是为什么？即使是短短的小令，词人在此也制造了一个悬念。接下来词人便回答原因：“玉颜憔悴三年”。原来她病了，而且病了很长时间。“三年”在此是个约数，代表时间很长。长期生病的直接结果就是“玉颜憔悴”。而“玉颜憔悴”憔悴的直接结果就是“春草昭阳路断”。皇上再也不来临幸了，也再也不来听她弹唱了。“谁复商量管弦”是个反问句，也是个判断句，直接指斥封建帝王的贪色图貌、刻薄寡恩。“商量”有研究商讨之意。要得封建帝王宠幸，必须色艺俱全，看过《甄嬛传》的读者，大概都有这方面的体会。现在因为久病色衰，皇上不来，同谁来商讨宫商，又有谁来欣赏技艺呢？皇帝久不临幸，自然也就无人过问，自己又久病在床，于是昭阳殿前长满春草，隔断行路。昭阳殿本是汉代宫殿建筑名，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曾居住此殿，这里代指这位美人所居之地。唐人咏诗，喜欢以汉代唐，如高适《燕歌行》写唐玄宗时大将张守珪出征是：“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更有杨玉环慨叹的“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里日月长”。“春草”、“路断”四字，则写出这位美人居所荒凉景象，显示出帝王后宫们的悲惨命运，当然更是对封建帝王以貌取人、刻薄寡恩的直接谴责！
这首小令主要的特色有二： 一是继承传统的手法，以物喻人。早在汉乐府中，就有署名是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通首比体，借秋天团扇被捐弃比喻嫔妃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这首《调笑令》就是继承这一传统手法，而且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内心世界也更为复杂。如通过“美人病来遮面”这个典型动作来掩饰她因久病而憔悴的面容。这既表明她的倔强好胜，也表明她对君主还未完全绝望，还有希冀，当然，这也更能突显君主的刻薄寡恩。因此这首小令字句虽比《怨歌行》少，但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更为复杂，思想内涵也更加深厚。再如“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二句，在结构上从前面两句的咏物及人的外部动态过渡到写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活动，转折中词意便深入一层。“谁复商量管弦!”中的“谁”即“有谁”，也即“没有谁”，将一腔幽怨通过感叹句表出。冷落三年之久，其无人顾问，言下自明，语意中状出一种黯然神伤、独自叹息的情态。结句“春草昭阳路断”，又通过昭阳殿前长满春草，隔断行路的环境描写来暗示皇帝久不临幸，自己久病在床无人过问。这比《怨歌行》的结句“恩情中道绝”自白方式要婉曲得多，也形象得多。
二是它的批判精神。《调笑令》原属俳体，供宫廷取乐之用。它和最早出现的词派《回波乐》的性质相似。沈佺期自嘲身世的《回波乐·回波尔时佺期》和崔日用的《回波乐·台中鼠子直须谙》:皆被收录在历代总集文史笔记的谐谑卷中。如宋代李昉将其收录在《太平广记》卷二四九“诙谐五”； 清代独逸窝退士将其录入《笑笑录》卷一；清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将其收入卷二十二“谐谑”。王建的这首《调笑令》原来的题目也叫“宫中调笑”，可见这个词牌是专门供君王玩笑取乐的。但读过这首词后，不但不会嬉笑，反倒是一种历史沉重感。其中包括对这位才艺双绝的“美人”被遗弃命运的悲悯和同情，对玩弄女性又刻薄寡恩的君主的憎恶和鄙视，而且更会让我们联想到：才艺双绝的这位“美人”最终也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其它的宫女、嫔妃的命运更可想而知。因此这首宫词虽是小令，杀伤力却很大。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曾记录一个关于王建所作的关于《宫词》的故事：王建作渭南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太监王枢密，两人谈得很投机，就互相认为本家。王建作宫词后，有一天和王枢密一起宴饮，王建谈起汉代桓帝、灵帝，因为信任太监，惹起了党锢之祸。王枢密听了，觉得王建是在讽刺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就对王建说：“老弟所作宫词，天下人都传诵于口，皇宫是深邃之地，不知你怎么会知道这许多事情?”王建当时感到无从回答，心中害怕枢密使会给他罗织罪名。过了一、二天，就做了一首诗送给王枢密，其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对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宪宗皇帝当年在世时，你总是随侍在左右；当今的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皇帝脱换下来的御衣，只有你能捧着；外面进贡来的骏马，也常常给你试骑。你常常因为接受密令，很少还家，有时被留在殿里独自报告边塞军情，以致很迟才出来。《宫词》所说的一切，如果不是你这位本家老哥自己屡次对我讲，森严宫禁内里的事情我这等外边人怎么能知道呢? 王枢密一看此诗，怕被他牵累，就不敢告发了。这个故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有记载，只是文字和诗句小有不同。但可靠性不大，不只是不见于唐人记载，而且与史实有差：王枢密指的是宦官王守澄。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夜，宪宗被宦官陈弘庆等杀害。王守澄和中尉马进潭、梁守谦等人册立太子即皇帝位，穆宗才擢升它为枢密使。宪宗在位时，他还是一个普通宦官，不可能随侍左右，更不可能执掌军机。但这个故事说明了王建《宫词》一百首的巨大影响力。《调笑令》是王建用词的形式，反映相近的主题。《调笑令》共三首，第三首“罗袖，罗袖，暗舞春风依旧。遥看歌舞玉楼，好日新妆坐愁。愁坐，愁坐，一世虚生虚过”，批判的更加直白和强烈。直接把矛头对准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是需要一定的胆魄和勇气的。
忆江南 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望江梅》、《春去也》、《梦游仙》、《安阳好》、《步虚声》、《壶山好》、《望蓬莱》、《江南柳》等。本为唐代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金奁集》列在“南吕宫”。单调二十七字，三平韵。中间七言两句，以对偶为宜。第二句亦有添一衬字者。宋人多用双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德宗贞元六年（790）十九岁的刘禹锡游学长安。三年后，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与同在御史台任职韩愈、柳宗元结为好友，过从甚密。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刘禹锡、柳宗元等参加王叔文、王伾素的政治改革集团，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在宦官和权贵的强烈抵制下，八个月后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宪宗），王叔文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韩晔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史称 “八司马事件”。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被贬十年后，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但刘禹锡不改初衷。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得势的新贵，得罪执政，又被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丧才得以离开。宪宗去世后刘禹锡的政治境遇开始改变。穆宗长庆元年（821）冬以后，陆续改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文宗大和二年（828），刘禹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其中写道“种桃道士知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倔强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武宗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刘禹锡墓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二十里铺乡（今豫龙镇）狼窝刘村南高地上，古称檀山。荥阳市政府在刘禹锡墓的基础上，耗巨资建了占地280多亩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刘禹锡公园。
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所住的“陋室”并题有《陋室铭》
刘禹锡诗风颇具独特性。由于为人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虽感到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孽子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等诗篇，讽刺、抨击政敌，表示不改初衷。诗中也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有一种高扬的力量。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其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因而被后人称之为“诗人之豪者”。他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望洞庭》等，在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咏史诗也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正因为有如此成就，刘禹锡的诗歌不但历代皆传颂于人口，一些警句，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也都成为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同时也获得历代史家、诗论家的称赞 ，如《新唐书》称刘禹锡“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平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
著有《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忆江南·春去也》这是一首别致的季节与大自然万物的告别式。季节具体来说是“春”，大自然则以“柳”和“兰”为代表，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在两者间展开对话：
首先是春在离去之际对“洛城人”的感谢：“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洛城，即洛阳城，唐代的东都。春天为什么要感谢洛阳的人们呢？大概是洛阳人培育出全国第一的各色牡丹，让春在世人面前一展风采；也许还因为洛阳有金谷园、香山等名胜，让春有宿处，让“金谷俊游”、“香山春色”成为人们赏春的最佳去处。当然，让春更应当感谢的还是白居易、刘禹锡、裴度这批“洛阳才子”咏歌它、让它流芳百世的诗词。据《刘禹锡年谱》刘禹锡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来到洛阳，与同在洛阳任职或退休的友人白居易、裴度、令狐楚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留下《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咏歌赞美洛阳之春的佳作。文宗开成二年，刘禹锡从同州刺史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迎来的的第一个春天，即写有《酬白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嘉宴》，其中写道：“晨窥苑树韶光动，晚度河桥春思繁。弦管常调客常满，但逢花处即开樽”写春花、春树带来的“春思”，和友人在春日相聚的盎然兴致。还有首《洛中早春赠乐天》，向诗友和同道倾吐他对洛阳早春的感受：“韶嫩冰后木，轻盈烟际林。藤生欲有托，柳弱不自任。花意已含蓄，鸟言尚沉吟。” 白居易也有《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说刘禹锡对春天有独特的感受：“众皆赏春色，君独怜春意”。然后说说自己对洛阳之春的醉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烛余减夜漏，衾暖添朝睡。恬和台上风，虚润池边地。开迟花养艳，语懒莺含思。似讶隔年斋，如劝迎春醉。”类似的诗歌还有 白居易的《樱桃花下有感而作》，刘禹锡的和诗《和乐天宴中丞宅池上樱花》，令狐楚称道白居易、刘禹锡为“洛阳才子”的《皇城中花园讥刘白赏春不及》等等，皆对洛阳之春表达欢欣激赏之情。这大概都是春要“多谢洛城人”反原因所在。实际上正是春的到来才让洛阳牡丹盛开、金谷艳丽，才使这些洛阳才子诗情勃发，才有表达的题材。但作者却倒过来，用拟人的手法说春要感谢“洛城人”。这种倒置不但使这首小令显得更为别致，也体现了刘禹锡诗歌特有的主体意识和与别人不一样的视角。前者如《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在游玄都观》；后者如《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酬乐天咏志见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首小令的开头两句“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告别式的另一方:大自然万物,以“柳”和“兰”为代表，对春的离别表示留恋和伤感。如果说“春”的告别是语言，“柳”和“兰”的留恋和伤感则是通过动作和表情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弱柳”，是柳枝袅娜的样子。“袂（mèi）”是衣袖。举袂，是举臂告别的样子；“裛（yì）”是沾湿。裛露是被露水沾。“裛露似沾巾”好像是在为离别哭泣而沾湿衣襟。举袂、沾巾自然是人的动作和表情，此人在此用的是拟人手法，但又符合物理：“弱柳”自然会随风摆动。宋人周邦彦的描写离别的名词《兰陵王·柳》，开头就是“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丛兰”上的颗颗露珠也自然会和哭泣联系起来。也是宋人描叙伤春怀人的名词，晏殊的《蝶恋花》，开头就是“槛菊愁烟兰泣露”。说不定都受了当年刘禹锡这首词的启发。这是花柳对春的依恋和别去的伤感。那么，“洛城人”呢，词的最后一句作出回答：“独坐亦含嚬” 独坐，枯坐，暗示无春风相伴的感受；嚬（pín），古代同“颦”，即皱眉头，“含嚬”，即微微皱起眉头。词人为何要微微皱起眉头？内涵当然非常丰富：对春归去的惋惜，对无春相伴“独坐”的惆怅，对昔日春光的留恋，更有对春日里同道诗友相聚吟唱赓和的回忆。这也是春“多谢洛城人”的主要原因。从结构上看，这句不仅是篇末点题，也是首尾照应。可见，这虽是首仅27字的小令，但结构上是异常精巧的。
这首小令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一是拟人手法的运用。中国古典诗词中，“伤春”、“惜春”的题材数不胜数。但多是直抒其情，直明其意，如李清照的伤春怀人词《浣溪沙》，开头一句便是“髻子伤春懒更梳”；与刘禹锡在洛阳唱和的好友白居易的伤春词题目就叫《伤春》，其中也是直抒其情，直明其意“残妆含泪下帘坐，尽日伤春春不知”。宋代的黄庭坚倒是有首惜春词《清平乐》，想象力也很丰富，其中说到对春去的伤感“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但“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因此只能算是半个“拟人法”。刘禹锡在这首小令同时，还有首古风《洛中早春赠乐天》，也是抒发对春天逝去的感受
漠漠复霭霭，半晴将半阴。春来自何处，无迹日以深。韶嫩冰后木，轻盈烟际林。藤生欲有托，柳弱不自任。花意已含蓄，鸟言尚沉吟。期君当此时，与我恣追寻。翻愁烂熳后，春暮却伤心。
其拟人和由花鸟到人、篇末点题等手法与这首小令完全相同。我们知道，将诗的表现手法带入词法，“以诗为词” ，这是苏轼的一大贡献，到了辛弃疾手中，更是“以文为词”。看来，刘禹锡的这首小令更有开创之功。
第二，是词中表现出的旷达向上精神。如前所述，古代咏春归的诗词多是黯然神伤,甚至将春花春水、燕子归去与人生的不遇、思亲怀乡乃至生命的短暂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满腔哀愁，所谓“ 若遇牢骚失意客，风花雨柳亦伤神”。最有名的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晏殊《浣溪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等。但刘禹锡的这首小令，虽有对春天逝去的惋惜、“独坐”的惆怅，但更有对昔日春光的留恋，对春日里同道诗友相聚吟唱赓和的回忆。如与同时、同地、同题材的诗歌《洛中早春赠乐天》对读，更可看出这一点。尤其是首句“春去也，多谢洛城人”用拟人的手法说春要感谢“洛城人”更体现了刘禹锡诗歌特有的主体意识。它和前期的作品《浪淘沙》其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杨柳枝》其一“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精神气概完全一致。都有一种身处逆境却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有的鉴赏文章认为刘禹锡晚年诗风有变化，像白居易一样，从抗争走向忧郁或沉思。白居易可能确实如此，尤其是在他的幼女夭折后更是如此，晚年沉溺佛教，甚至改名“香山居士”就是明证。但刘禹锡不是这样，他那首有名的《始闻秋风》和同期所作的《秋声赋》也是明证。《始闻秋风》的后四句是“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秋声赋》的结尾是：“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韝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这一诗一赋都一反传统的悲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病而无伤、老而弥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高蹈扬厉的奋发精神据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始闻秋风》写于会昌二年（842），当年七月刘禹锡病即卒于洛阳（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70页）因此可以视作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声 呐喊，最后一矛的抗击，何来衰惫黯然神伤，晚年诗风的改变？
三是词学史上的价值。这首词不仅在以拟人等表现手法，将诗法带入词法，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和辛弃疾的 “以文为词”有开创之功。在词律上也有贡献:这首小令下面有作者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我国词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标志着词体已由“选词以配乐”的萌芽形态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以声填词”成熟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