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1月18日，飘雨的周末。我从纽约驱车7个半小时来到哈佛大学，敲开萨姆纳路14号的房门。一位中等个头、背驼、体瘦的老人走出来，谦和地把我让进屋。他用大瓷杯盛上热腾腾的茶，捧到我面前，而后在对面的椅子落座。
“50多年前，我在香港做调研，那里的朋友根据谐音，帮我起了中文名字‘傅高义’。”老人目光安详，语调温和，“有‘师傅’‘情高义重’的意思。”
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开口，地道的普通话就令人动容。“我31岁开始学中文，70岁开始攻口语。”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傅高义研习中国已逾半世纪。古稀之年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时，为了能与受访者更好地交流，他专门用了一年时间练习发音。这种毅力，也曾成就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哈佛，他不仅有“中国先生”之称，还是一位“日本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出版《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等书，享誉日本。
“我始终是‘两条腿’走路。”傅高义幽默地说，“1958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去一趟日本；1980年至今，我每年都去几次中国。”
“我擅长‘拉关系’，在中日两国都有朋友。”他打趣道。这位“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继任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不仅治学勤勉，而且社交出色。“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眼下，我准备再写两本书。”作为当今美国学者中惟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专家，傅高义认为自己有责任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书，促进两国改善关系，增进西方社会对两国的了解。目前，他在披阅资料，走访故地，力图在历史的景深中，从文化、社会、心理包括二战等全方位视角，寻找解题的钥匙。
同时，他已着手另一本中国书的准备工作。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更多的人，不断发现新课题，使他萌生此意。
的家是座淡黄色的3层小楼，位于哈佛校园西北，离东亚研究中心仅3分钟路程。70岁退休后，他每月召集该中心10余名博士生来家里聚会一次，听他们探讨各自课题，参与一场“头脑风暴”。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谦恭地说，“我喜欢苦干加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如今，85岁的傅高义每天依然工作8至10个小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尼采说，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位年过八旬的大家，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