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阅读图景·历史与新知
历史是无数人参与的故事。只不过，今天回望时，多数人与事都已渺不可见。然而文字终有惊人的威力，让我们重见往昔的悲欢。而今天的新知，虽然事关万物的生长，终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深处的一粒尘埃。正如经史子集的分类只不过为了传承的方便，历史与新知的划分也只是为了方便读者的取舍。之所以选择张宪文为人物特写，是为了致敬他兀兀穷年于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搜集整理。选择商务印书馆作特别的推荐，也是希冀这家百年老店可以将人类文明的成果更多呈现给读者。而由专家学者推荐的这五本图书，各有各的动人之处，一定可以让您有会心之笑和掩卷之思。
——编 者
人物
张宪文：铭记是为了“向前看”
姚雪青
走进张宪文不大的办公室，只见书柜中、地上、茶几边上，堆得满满的都是书稿和史料，估计有数千本。其实除了办公室，他还有一部分书籍存放在家里、儿子家、朋友家等处，至少有上万册，但精确的数字连他自己也统计不出来。
眼前这位81岁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已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主持编写的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最翔实权威的大屠杀史料集。
2000年前后，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一些成果先后问世。但是更多同时代的铁证还散落在海内外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甚至私人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等课题的研究，并指定由张宪文负责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张宪文组织了包括历史工作者、文档工作者、外语教师等在内的近110人的研究队伍，在十年时间内，先后多次前往日、美、英、德、法、意、西、俄等8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翻译各种语言的原始史料，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第一手原始资料。到2010年， 4000万字、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先后编辑出版，成为世界研究那段历史的基础。
“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有九岁，我老家也属于沦陷区，爷爷还曾被日本人关进宪兵队拷打。但历史学者要冷静地看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时，有两个明显对我们有利的数据，我们最后都弃之不用。一个是有记载说，日军在南京草鞋峡大屠杀，遇难者人数达到57418个，统计到了个位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数得清楚的。还有一个日本战犯说，日军动用了30辆卡车和800个士兵，从城内运了15万具尸体丢到长江里，但这不符合常规，我们最后也没有采纳。”张宪文说，严谨客观地还原历史，目的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向前看”。
目前，他作为南京大学名誉资深教授，担任着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及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仍坚持在学术一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年，他又完成了“两件大事”：6月底，80余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收录了25000张珍贵历史照片的25卷《日本侵华图志》正式发布。4月，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历史学界70名学者合作撰著、共计800余万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简体版），历时5年完成出版。“前者收录了1894年甲午战争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各次战役、各类屠杀暴行的罪行照片，深度还原了当年的侵华战争以及战争中痛苦不堪的人民。后者是四地学者首次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相关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张宪文1934年出生在山东泰安。20岁时，他报考了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大学，却意料之外地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大学毕业时，做好了去边疆从事考古工作准备的他又得到通知被留校了。张宪文坦言，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并不好上，该研究领域学术著作少、论文少，舆论更是两极化明显。但张宪文并没有气馁，他发现从各地的档案馆、史料馆可以寻找到第一手的资料来自编现代史讲义，而且愈是空白点多，值得开拓的空间就愈大。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张宪文开始对学科进行奠基性、指导性研究。1983年，他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纲》。为了修改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大半年的时间，他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直伏案改稿。第二年书籍出版后，获得学界一片赞誉。
今年的12月13日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张宪文表示：把公祭日提高到国家的层面是对历史最负责任的表现，然而，南京大屠杀并不只是发生在南京的地方性事件，更是人类历史上值得警醒的一页，希望未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纳入到联合国公祭的范围，由全人类共同祭奠，在牢记和反思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