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矣，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盘回如缪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
——明·沈野《印谈》
篆刻界有所谓的“印宗秦汉”之说。我们在这里先欣赏两个私家印：
平和而又不乏灵动之美的——
春安君
疏密有致，典雅秀丽的私印——
庆忌
再来欣赏一近代时期的作品。
钱式（1847～？），字次行，号少盖，钱塘人，工篆刻。上海博物馆藏；形制为纵23毫米，横13毫米；印文：子榖；
边款：
余别号子榖，赵益甫（按，即近代书画艺术大家赵之谦）师所命也。师授余篆学无所隐，但恐木不可雕，有负厚望耳。同治壬戌十月，钱式刻于鹿城并志。
印章是何时产生的，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历代一直众说纷纭。
按唐代杜佑《通典》中的说法：“三代之制，人臣皆以玺玉为印，龙虎为纽。”印章的起源当在夏、商、周三个时代。当然，这样的说法太过宽泛了。
从传世和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期印章的使用已经十分频繁和普遍。
有了印章，最关键的就是其所承载的图案和文字。这就涉及到——篆刻——这一语汇。
篆刻远绍千年历史，直溯文字渊源，旁通书、画之理，与其它姊妹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兼涉镌刻技艺，内含人品和修养，从里至外都散发艺术感染力。
“篆刻”一词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其构词本义，即“以篆书镌刻”
凡甲骨、泉币、钟鼎、碑版、印章、砖瓦、陶器等物上以篆书镌（铸）刻之文字都属这一范围，基本包含于古代的“金石”范畴之内，可称为“篆刻”的广义用法。
二是喻义，精心为文或刻意雕琢文章之义
本于汉代扬雄《法言?吾子》中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一语。
这是古文献中首次见到“篆刻”语词。扬雄使用“篆刻”的本义，是比喻当时以赋体为主的文学创作为小技，含贬义。
三国曹魏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后，文学创作的地位有大幅的提升。魏晋时期更是普遍地被人们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回溯扬雄对文学的这种略带贬意的指称，逐渐转变为文士精心为文的意涵。
三是狭义，专指“篆刻印章”，并特指元明以来的文人篆刻——即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
此义最早见于元代的文献，后逐渐成为此词最主要的内涵。
汪启淑（1728～1799），字慎仪，号秀峰，清代安徽歙县人。建“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千种，开修《四库全书》时，命各地进献图书，仅汪氏一家就献书524 种之多。
（汪启淑印）
（飞鸿堂）
汪启淑酷嗜印章，自称“印癖先生”。
《飞鸿堂印谱》，中国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型总集式印谱，与《学山堂印谱》、《赖古堂印谱》合称为“至美之三堂印谱”。
是书是汪启淑在乾隆年间集拓家藏古铜印以及当时一百数十家印人篆刻而成的，收录极为谨慎，每印皆经汪氏与诸同好虚心商榷，合于古法，方始奏刀，故编辑印谱时间前后约有三十余年，最终成于1776 年。
《飞鸿堂印谱》共收录印数约为3500方，印文多摘自经籍史传、诸子百家、诗文词曲、格言成语等书，选雅避俗，趣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
（覃精艺藻，郁志儒林）
（酣饮赋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