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刃上的光

　　 说起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无非那些，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和黑夜，上班下班，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太阳每天都是旧的，有时它还会完整地藏在雾霾里。至于我的工作，也不过收发文件、写写公文，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尽管有时这个其他更是重头，占用更多的时间），和同事们聊天喝茶，国事家事单位事个人事事事关心一下……事业单位，许多人的工作也大致如此，旧太阳的下面更没多少新鲜的。不过，若说略有奇特之处，就是，需要每日里割一点自己的肉。
　　 这是规定。
　　 当然这条规定没有上墙，而是科长口头传达的，在我上班一周之后。他还递给我一把没有开刃的小刀和一个小塑料袋。他告诉我，每天自己动手，割完后放在办公桌上，由后勤的过来收。“能不能带点血，能带多少血呢？”我小心翼翼地调侃，在我面前，科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这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小心翼翼中度过的，我相信以后还得如此。“自己掌握。”说完他就离开我的办公室，把门摔得挺响。
　　 我不敢再问。之后两年的时间里，我都严格地遵守着这项规则，没有过任何的懈怠（何止是没有懈怠！有时，因为科长的脸色，因为迟到或者别的什么，我还会在平时割的重量上再加一些，虽然这并不曾被科长或者局长看到）……有时，节假日的时间，我也会自动地割下一点肉来——那部分不需要上交，随手处理掉就可以了。我处理的方式是将它埋进花盆里。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那些放在阳台上的花儿依然无精打采，并不因为添加了我的血和肉而变得茁壮些。尤其是那盆茉莉，花少，叶也少，新枝也长得枯黄……不管它，我只要天天割一点儿肉就可以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部分，牵挂的部分，就是割得比平时略晚一些也会让我心慌，感觉空荡荡的。
　　 我割自己的肉，从肩膀处，手臂上，胸口处，大腿或者脚趾上……好在割掉的肉第二天、第三天就会重新长出来，并且不会留下伤口。但那把没开刃的钝刀子割起来实在有些疼，很难说是“割”，更准确的说法似乎是“磨”，我得将两边的皮肤磨破，然后再从中间将肉磨下来——但我不能不使用科长提供的这把刀子，倒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是，使用这把刀子不留伤疤，别的就不能保证了，要是万一……我可不想拿自己做那样的实验。疼，当然是有的，其实这件事没有别的什么危害，就是疼，有时疼得长些，有时疼得短些，有时刚割完那份疼痛感就消失了，而三两天前、已经看不出痕迹的地方却还在疼，丝丝缕缕，牵牵扯扯……它让我生出一些对人对事的倦怠来。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几次想开口，“科长，你也需要割肉吗？”“科长，是不是咱们单位所有的人都得割自己的肉？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条规定？”或者，“科长，如果你也需要……要不这样，我每天多割一点儿，反正后勤他们也不查，也查不出来，你就不用自己割了……”我为我的疑问做了不少的铺垫，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又都生生地咽了回去——总是时机不对。当然这和我们科长的性格也有关系，他反复向我强调，领导交办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别以为自己能混过去，他其实一直在看着，只是不说罢了；领导的吩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别问，千万要管好自己的嘴；坦坦荡荡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干工作要了解领导的心思、好恶，否则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没有谁喜欢不听话的人，没有谁喜欢事多的人，没有谁喜欢夸夸其谈，显得比领导知道得更多的人。“我这都是经验之谈，都是肺腑之言。”在谈及这些肺腑之言的时候，科长依然是副冷冰冰的表情，那时候他正为自己的“前途”焦心，副局长的位置已经空了一年，如同吊在房脊上的香蕉，看得见，但暂时够不着。
　　 “咱们局长，确是干大事、懂政治的人。城府太深啦，咱是学不到啊。”我和科长谈话，他往往以类似的感慨结束，“你看看他改的这份报表，仔细看他变动的地方！高瞻远瞩，明显比我们高一个层次！”说实话，我看不出他说的明显，不过是加一句“我认为”或者在“以上级相关指示精神为指导”中加上“和规定”三个字。而这个“和规定”在我原文中是有的，科长删除，局长再次加上，仅此而已。出于习惯，我也跟着点头，“科长，以后你多教着我点儿，多带带我，我和你的距离还差得远呢，好多事就是想不明白。”我停顿一下，看着科长的脸色——
　　 “有些事不必想明白。执行，记得执行就对了，别问为什么。”
　　 他的话，又把我的问题噎了回去。多亏我刚才停顿了一下，没有马上向他提问，否则……我和审计处的张军（他是高我两届的同学，不在一个系）出去喝酒已经使科长不高兴了很多天，为此我多割自己不少的肉，现在……在准备离开科长办公室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办公桌，除了文件和资料，一本《厚黑学实要》，似乎还有一个塑料袋，和他给我的那个差不多大小，不过它被压在《厚黑学实要》的下面，只露着很小的一角。
　　 下班的时候，张军打电话来约我去打牌，有他们陈处长，还有检察院的一个人。“我不想让你科长看见，”张军在电话里解释，“我感觉他好像，怎么说，怪怪的。”电话里传来笑声，“想进步都想疯了吧？”我也跟着笑起来，“怎么会，前天科长还夸你呢，不过夸你就是批评我，说让我向你学着点。”我对电话里的张军说，“不好意思，今天不行，我有大学同学过来，三年没见，这次是专门来找我的，我都和别的同学约好啦。”“看你。我本来是想拉你一把，给你和我们处长亲近的机会，让他对你有个印象，以后也好……”张军很有些失望，“我刚向处长推荐你。这个牌局……”这时，科长的影子在窗外闪了一下，因为夕阳的缘故，看上去阔大很多。“实在是，实在是抱歉……”我在电话里表示了为难，“你替我解释，好好解释，下次我一定到，领导看得起，我一定不会给脸不要脸。可这次，真的不行，我组织的场儿，我要不去，以后同学们会怎么说我？真是……”
　　 “谁的电话？”科长推开门，他的半张脸露在阴影里。“小……王志新，我的表弟，”我对半张脸的科长弯了弯腰，“家里出了点儿事儿，要打官司，让我请法院执行庭的人喝酒。”哦，科长没有移动，“你晚上有同学聚会？”“是，来个同学，从济南来的。”哦，科长将半张脸收回去，“算了吧。我有个聚会，本来想带你去的。你有事就算了吧。”
　　 那一日，我重新拿起刀子，在自己腋下重新割掉一片肉。血液黏稠，我看着它流下来，直到它凝结成两条大蚯蚓的样子。蚯蚓的样子，我望着它，心里不时泛起些许的酸楚——血的蚯蚓爬行在皮肤上，显得非常难看，但我没有将它擦拭下去。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我对着南面的墙，对着上面《工作守则》和《保密守则》的位置，守则冷冰冰，没有回答。是谁规定的？他妈的局长也要遵守吗？我将声音压低，虽然已经下班，但“隔墙有耳”的可能性还是不得不防。这事已经有过教训，同样的错误我可不想再犯第二次。天慢慢变暗，我先是在渐暗的时间里默默地坐着，等它完全黑下来再打开灯。再一次面对墙上的守则，黑体和宋体，镜框一侧有两道细长的反光，远远看去仿佛是贯穿的裂痕。既然是规则，那为什么不写到上面去？你们也觉得它见不得人？我顺手抓起办公桌上的一枚大头针，朝镜框的方向丢去。
　　 力量不够。这枚金属质量太轻。
　　 我打开粗糙的纸盒，从里面抓出十几枚大头针，一枚枚丢过去，这次有了响声。砰，砰，砰砰。依然有没有丢到的。我的手再次伸向纸盒，砰，砰砰，砰，它当然并不悦耳。不过，一整盒的大头针还是一枚枚地被我丢完了。接下来，我选择的是曲别针，它的声音更响，也更让我有力量和快感。
　　 曲别针也让我丢完了。桌上还有……文件、文件盒、稿纸、三本书，一本《秘书工作指南》，一本《公文书写》，还有一本《鳄鱼街》。它是我在毕业前买的，上班不久就将它带到了单位——那时我觉得反正工作不忙，有时间的话就将它读完。谁知道它被带来之后就一直搁置在那里，两年中我似乎只读了一两篇，而且早已没有了印象。我将它拿起来，随手翻到一页。
　　 在那个漫长而空虚的冬季，在我们的城市，黑暗收割着丰硕的庄稼。阁楼和储藏室凌乱不堪，搁置了很长时间的陈旧的坛坛罐罐和大锅小盘重重叠叠地摞在一起，里面还有大量被扔弃的空电池瓶。
　　 在那些被燎得发焦的椽柱密布如同森林般的阁楼中，黑暗开始缓缓进行破坏，继而疯狂地骚动起来。铁锅开始举行阴沉的会议，会议冗长啰唆、争吵不休，瓶罐汩汩作响，酒壶吞吞吐吐。终于，某天晚上，铁锅和瓶罐大军在空空荡荡的屋檐下冒出来，浩浩荡荡地涌流而出与城市作战。
　　 无聊，我将书丢在了一边，这样的《暴风骤雨》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致，布鲁诺·舒尔茨，我怎么会买这样的一本书，它简直像墙上的守则一样烦人。要是放一本金庸多好，放一本《废都》或者《儿子与情人》多好，时间也不至于这么难以打发。我离开椅子，准备把刚刚丢出去的大头针和曲别针都捡回来——是不是要再丢一遍？
　　 我正想着，门突然开了：“还没走？加班啦？”
　　 但愿他没看到我当时的窘态！屁股朝上，上身半裸，嘴里还含着几枚大头针——局、局长……但愿他没看到我的窘态！不，怎么可能，他的出现仿佛带着一层黏性很强的胶，我被固定在那里，唯一没被固定的是突然涌出的汗。
　　 “你这是干什么？”局长的方脸没有波澜，“曲别针？”
　　 这时黏住我的胶才开始化去，“是，在赶……一个材料。”我急急地系上扣子，“在想问题的时候，想不出来该怎么表述的时候，我习惯一边想一边……我知道不对，这个习惯我会改。但我没浪费，这不，我正在捡回来呢。”
　　 “吃饭了吗？”
　　 “吃，吃过了。我在楼下兴云小吃吃了碗面条。”
　　 这时局长的手机响了：“哦，哦，我马上，马上。等我。”
　　 “局长，您也在加班？您可真是……”他径直走了，当我探出头去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在床上辗转，从枕头的左边转向右边，再从右边转向左边，并将枕头蹂躏成汤圆的形状、鞋子的形状、袋鼠的形状、癞皮狗的形状以及猫的形状，每一种形状里都有骨头和爪子。整整一夜，我的脖颈处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它们不停地抓、爬，偶尔还会咬我……我怎么能那个样子呢！那个样子，会给局长留下什么印象？看到我身上的血迹没有？我说吃过了，他会不会意识到我在说谎，对一个说谎的下属……还有，我说加班，如果他偶尔和我们科长提起，科长会怎么想，我在他不在，是不是意味着间接向局长告了他一状？……那一夜，真是煎熬，后背的皮肤都冒出了烤肉的气息。8点钟，我赶到办公室，没人。还好，大头针和曲别针已经都收回了纸盒。这时我忽然想起昨天没有去擦的血迹。它已经不在了，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我舒口气，饥饿感突然狠狠揪了五下我的胃。是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饭呢。于是，我来到兴云小吃——来碗面条，茶蛋两个。
　　 “刚干什么去啦？”科长阴着脸，“看看你的脸色！同学聚会我没意见，喝次大酒我也没有意见，可不能影响工作啊，刚才我找了你半天。”
　　 是，是。我点着头，“科长，我马上干。”
　　 “干什么干，我弄完啦，送上去啦，填个表。记住以后别这样就行了。妈的，不过五六个数字，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你说非要让我们自己填，什么意思嘛。”
　　 “科长……怎么……”
　　 “没事儿。”他的脸还没有晴开，“后勤这么多人，都干什么吃的？报个条子送个报表都没好脸，横挑竖挑，总觉得好处都我们得了，辛苦的事都是他们做的！一个干事，也跟我梗脖子！这样，你赶一下半年工作总结，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今年的新内容，我们的亮点工作……马上去弄吧！”
　　 半年工作总结，半年工作总结……那个昏昏沉沉的上午，我的大脑里全是酸性的、混浊的东西，每个字、每个词一进入里面就马上被融解成另外的样子，它们有的变宽有的变窄，更多的是变得模糊起来……其间，后勤处刘师傅来过一次，他收走了我留在衣帽架旁的塑料袋，看都没看里面割下的肉。11点钟。我的状态略有缓和，可是整张稿纸上也只有“半年工作总结”几个字。妈的，我将笔丢下桌子，然后到洗漱间洗了把脸。
　　 “科长。”我推一下门，门是敞着的。带着没有散尽的昏沉，我径直走了进去。
　　 “你……谁让你进来的？”看得出，他对我的突然闯入感觉吃惊，急忙用毛巾掩盖——他在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我、我……”我所受的惊吓并不弱于他，那一刻，我变成了哑巴，“我、我、我……”
　　 “出去！”他喊了一声，用更急忙的行动盖住桌子上面的东西——慌乱中，我并没有看清他掩盖的东西是什么。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惊魂未定，但脑袋里的糨糊已经消失，它空出大片的空白，像裂开了那样。这时科长的电话追过来：“你来我屋一下。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