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脚下

一
　　 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王建国拉亮电灯，伸手从枕边拿过一封信，乐滋滋地看起来。
　　 信是他三姨写来的，只有短短几行字。那字写得跟烂草似的，虽然丑看，但王建国就像得了宝贝似的，捧在手里百看不厌，从昨天下午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都倒背如流了，还是看。信中说：建国的工作找下了……
　　 这封信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万分，一夜没睡好觉。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三姨的来信——给他安排了工作。他终于可以跳出卧牛村，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
　　 早在两个月前，母亲就从三姨家带回消息，说三姨夫答应给他找工作了，安排好了就写信来。
　　 三姨家住在一个沿海小镇，三姨夫在公社当副书记，三姨在公社卫生院当会计，四个孩子都上学，都是公家人，吃公家饭，每天都有白面馒头吃。王建国对他们一家羡慕不已。
　　 从母亲回来就盼着三姨来信，可盼着的事儿没有日期，心就像掉进茫茫黑夜找不到方向，在那无数个寂寞的夜晚，他竟连书也看不下去了，常常关了灯也不躺下，坐在炕上望着洒了一院子的月光出神。他觉得，卧牛村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子，而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目睹日夜挣扎在土地里的农民，一年到头连肚子都填不饱，不禁忧虑重重，不知自己要在这笼子里待多久。
　　 要不是因为他读了许多书，知道卧牛村外面还有个大世界；要不是因为王明坤随心所欲地欺负他，也许他就不会日思夜想到外面去，而是在卧牛村生活一辈子。
　　 他爷爷的一顶坏分子帽子，压得全家人喘不动气抬不起头，在人们的白眼下过日子。兄弟俩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哥哥的运气还不错，毕业不久就跟父亲王耕耘学了木匠；王建国却没他幸运，初中刚毕业便和成年人一样推车了。那时候他还不满十六岁，长得相当瘦弱，论体力，比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差远了，他还推不动车。但推不动也得推，因为王明坤叫他推。
　　 王明坤天生一副娘娘腔。曾有一算命先生说，他就是要靠那嗓门儿吃饭的。果不其然，王明坤刚初中毕业就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那时候，他父亲王维忠当大队书记，肥水不流外人田，想培养他接班，没承想培养了个逆子，文革时期王明坤伙同造反派造反夺权，把王维忠为首的一班大队干部赶下台，王明坤当了民兵连长，后来兼任生产队长，但他只派活不干活，去年撂下民兵连长当了大队书记。按说，当了一把手就别兼职了，但生产队长有实权，卧牛村只有五十多户人家，全村一个生产队，王明坤不舍得扔掉队长的实权，书记、队长一肩挑，大小权力握在手里，看谁不顺眼就打击报复，没人不怕他。王建国的爷爷是坏分子，而且两家积怨较深，王明坤对他一家相当仇视，父亲和哥哥大半时间在外面干木匠活，王建国便成了他的出气筒。在生产队，他总是派王建国干最脏最重的活，还磨道里找驴蹄印，千方百计寻毛病，给他穿小鞋。王建国忍气吞声，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咬紧牙关一天天熬日子。许多时候，当他看见外出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从村前土道上奔驰而过的惬意的身影时，心里猛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便涌上心头，像喝了一碗中草药。
　　 离开卧牛村，是王建国的一个梦想。在队里干活，他就像一个劳改犯一样小心翼翼，而王明坤就像一个监工，动辄朝他吹胡子瞪眼，无事生非地训斥。这使他深刻认识了他不幸的人生：只要王明坤在卧牛村说了算，他一家人就得受欺负，就休想有出头之日。他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哪怕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他期待着跳出卧牛村，就像期待着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
　　 在那个漫长的秋季里，他内心不安分的烈火一直在燃烧着，在焦虑的等待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日日夜夜。可是盼了一天又一天，天天落空，直到把希望变成失望。那封信就是在他失望后才来的。
　　 昨天中午，建国娘从外面急匆匆地回来，刚推开院门就高兴地喊起来，“来信啦——来信啦——”
　　 虽然好事总是在失望的时候到来，可它一点儿也没减弱王建国的兴奋之情，他一激灵从炕上爬起来，伸手从母亲手里抢过信，张着惊喜的眼神，迅速展开那张薄薄的信纸，读着那封只有短短几行字的信，激动得拿信的手都颤抖了。
　　 晚上，在外村干木匠活的父亲和哥哥也回家了。全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守着那封信眉开眼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王耕耘惦着那封信，却是几分欣喜几分忧愁，在外面找下工作自然是好事，可他担心王明坤不放人。按说，生产队有不少剩余劳动力，这几年也放走不少人，到外面上班，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吃饭，与公与私都有利。但是，王明坤一直千方百计欺负他一家，他能放儿子走吗？所以，欣喜之余他又不停地唉声叹气。
　　 王耕耘为登王明坤的门犯了愁。从他父亲王焕堂戴上帽子之后，他就再没到过王明坤家。虽然碰了面也打招呼，其实心里都明白，从父辈两家就结了怨。王焕堂的坏分子帽子，就是王明坤的父亲王维忠给戴上的。那是大跃进年代，王焕堂在生产队当队长，王维忠在大队当民兵连长。那天召开社员会，王焕堂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那样的牢骚，“他老人家还不该糊涂啊！”作为生产队长，这是你该说的话吗？那些饭锅、脸盆、锄镰锨镢，一切可以炼钢炼铁的物件，就那样眼睁睁地被扔进炉膛里毁了，谁不心疼？但疼归疼，只能疼在心里，不该说出来。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一句话，给他招来塌天之祸，从而影响了三代人。当时，王维忠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那句话听得十分清楚，他腚下像着了火似的，一下从板凳上蹦起来，用手指点着王焕堂的脑门，气急败坏地说，“王焕堂你罪该万死，你竟敢侮辱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一叫唤，王焕堂猛地醒过神来，方知那是一句不该说出来的话。但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王焕堂毫不犹豫地扇了王维忠一巴掌，“王维忠你欠揍了，我说了啥？你说给大伙听听！”王维忠扭曲着脸，捂着流血的大嘴吭哧了半天，最终没敢把那句话说给大伙听听。但不久王焕堂就被免去生产队长职务，后来公社分配给卧牛村一顶坏分子帽子指标，大队干部在研究这顶帽子到底应该给谁时犯了难，王维忠说，“给王焕堂吧，戴上帽子他那张臭嘴就闭上了！”果然，王焕堂除了刚戴上帽子操了王维忠八辈祖宗之外，从此便没了脾气，打死都不肯喊叫一声——他最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了。
　　 王耕耘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去见王明坤比见皇上还发憷，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他现在必须去求王明坤，心里真是下了一千遍决心。那个傍晚外面下着小雨，他像做贼似的站在低矮的院墙下，对仅一墙之隔的王明坤家听了又听，当他确定王明坤就在家里时，便淋着雨向外走去。尽管两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要上门却要从西街绕到东街，因为他家住的是一条死胡同。王耕耘绕了一个圈子来到王明坤家门口，犹豫一会又折了回来，可刚走进自家院子，望见屋子里儿子的身影，又立即转回身。这样艰难地反复了几个来回，竟把事先准备好的话忘了个净光，以至在见到王明坤时颠三倒四说了大半天，才把儿子在外面找下工作的事说明白。
　　 王明坤把低垂的眼皮抬了抬，扔过一个冷冷的眼神，“贫下中农的子女都在地垄里熬日头呢，你儿子要到外面上班，你自己说，中不中？！”他那尖溜溜的娘娘腔，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威严，他说贫下中农，其实是拿家庭成分压王耕耘，显然是欺负老实人。这些年，卧牛村亲托亲友托友出去了不少人，都是他点的头，他盖的章，其中家庭成分不好的不乏先例，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他决不能为王建国外出工作开绿灯。
　　 “那，人家咋就出去工作了？”老实巴交的王耕耘心里虽这么想，吃了豹子胆也没敢说出来。当他一抬头看见王明坤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时，话到嘴边急忙改口道，“那，那，我走了。”
　　 王耕耘沮丧地回到家，阴沉着脸看了看建国娘，低声说，“王明坤不放人，干活吧。”说完往炕上一躺，扯床被子蒙在头上。这是不想说话的信号了。
　　 建国娘泼妇一般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声声嘶哑着嗓子喊，“为啥人家找下工作就放人？”“为啥大队干部的子女都在外面上班？”“为啥咱的孩子就不能离开这穷窝？”她把对王明坤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丈夫身上。
　　 王耕耘像一条死狗一样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王建国看看老实巴交的父亲，再看看满腹怨气的母亲，小声劝道，“别说了。”他知道，父亲心里也很难过。
　　 在那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王建国躺在被窝里，只觉得心里一下被掏空了。不能上学，不能当兵，不能到外面工作，他的前途一片渺茫。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农民意味着什么。万般皆下品，农民品下品。他虽然从来没鄙视过农民，但他从来都不想当农民，他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可如今，他的希望化为泡影，委屈于是就像决堤的洪水，横冲直撞向他袭来，他的脸、脖子、后背顿时冰凉一片。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窗外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仿佛在诉说着世间的不平，使这个秋天的夜晚久久不能平静。
　　
　　 二
　　 王建国刚上小学一年级，文化革命就开始了。爷爷经常挨批斗，扫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幼小的他不愿正视爷爷灰头土脸的样子，每次相遇都躲着走，实在躲不过，就低着头快步走过去。那时候，他感到脸上发烫心里难受，爷爷让他们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每天出门时，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的母亲都掐着耳朵嘱咐他：在外面千万少说话别惹事啊！多少年来她重复着这一句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它像一粒种子，在王建国幼小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严酷的现实使他过早地懂事，他处处小心谨慎，从不乱说一句话。低人一等的做人道理，培养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同学欺负他，骂他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他聋子一样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下，从童年步入少年。而正是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
　　 他几乎没有小伙伴，从小学四年级就迷上课外书了，那些砖头厚的书，他居然看得懂，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自家没有几本书，就四处借，甚至不惜以帮人拾草剜菜推磨作为交换。升入初中，他成为学校图书室的常客，尽管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图书室，但对他来说，那里简直就是书的海洋，他像一头饥饿的牲口猛然闯进一片菜园里，饥不择食，胡吃海塞。班主任张玉华老师负责借阅图书，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张老师宠爱这个喜欢读书的瘦小男生，后来把自家藏在衣箱里的禁书也悄悄地借给他看了。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青春之歌》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他把借的书带回家，一读就是大半夜。
　　 在学校，他是学习尖子，经常考满分，他的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登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因此招来不少赞赏的目光，这使他感到欣慰和自豪。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大部分学生早就厌倦了读书，但他没读够书。初中毕业那天，当同学们像出笼的鸟一样亟不可待地拥出教室时，他却端坐在课桌前，一动不动，直到张老师催他回家，他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问，“老师，毕业了，我还可以来学校借书吗？”张老师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抬起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只要你想看，就来找我。”
　　 虽然张老师的话让他感到欣慰，但当走出学校大门时，心里猛然颤了一下。他停下脚步，慢慢地转过身，深情地望着他的母校。他在这里读了两年书，已经对这所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向这里告别了，忽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不舍。他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坐在教室里读书了，黑五类子孙后代没有资格上高中！
　　 过去父亲常对他兄弟俩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有出息。可是现在，他想读书却没有机会了。在春节前后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是在惆怅和沉默中度过的，从早到晚抱着从张老师那儿借来的书。
　　 劳动是艰苦的。他长得太单薄了，那身材就像一棵瘦弱的高粱，而且他没经过农活磨砺，不懂得干活的诀窍，尤其王明坤有意派他干重活，第一天傍晚收工后，他几乎走不回家里去。
　　 那是正月开工的头一天。上午，王明坤让他推车，扔给他一辆破车，一副新篓子。在农村，什么活最重？俗话说，推车摇橹拉大锯。推车列重活之首，自然是生产队里最重的活。一般情况下，推车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论年龄和体力，王建国还是棵嫩苗，还不该推车。偌大的生产队，有青壮年几十人，只有十几辆手推车，有不少身体比他棒的并没被安排推车，而他刚参加劳动就让推车，分明是王明坤有意整他，想看着他倒下去。王建国没办法，王明坤的话就是圣旨，必须服从，但他不想倒下去。新篓子装粪多，破车走起路来摇头摆尾，一个劲乱晃。别人推车如闲庭信步，而他却跌跌撞撞，大汗淋漓，一上午下来，他几乎粉身碎骨了。
　　 下午，王明坤叫他们四个人到造肥场挖粪。那是一个大约长六米、宽四米、深两米的沤粪池，他们每人把一个角儿，脚下踩块木板，手里拿把铁锨，把粪一锨一锨挖出来，凉在粪池四周。这属包工活儿，谁少干了，就得别人代劳。王建国不想连累别人，尽管天气寒冷，但他知道这活儿很吃力，一开始就脱掉棉袄，拼命似的挥舞着铁锨，把粪一锨一锨撂出池外。不多时，双手便磨起了血泡，后来泡拧破了，还是拼命干。他心里憋着一股气儿：你王明坤让我干最苦的活，我就把最苦的活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都不怕了。但是，他是在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毕竟还不到十六岁。其实，他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的肉体，以转移精神上的痛苦。结果挖了不到一半，他就体力不支了。力气不足是一方面，关键是他没有经验，一开始就把粪垛在跟前的粪池沿上，很快就形成一道粪墙，越往池下挖，耗费的气力就越大，而且每锨粪都要越过粪墙撂到远处，这样，他就更多的耗费了体力。当挖完粪，人们把他从粪池里拉上来，他早已筋疲力尽，双腿一软，扑腾坐在地上。双手像被刀割了一样疼，伸开手，八个血泡，有两个还是双层。他用力咬着嘴唇，完全是一副残酷的表情。而后卷一支烟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得最香的一只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