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金乐

摘要：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史实。主人公，我的同时代人，我不认识他，当然他也不认识我。源于当年的那场批斗会，源于盘踞在少年脖子上的那只黑牌子，我记住了男孩儿的名字，还有他瘦小曲膝的身形，纵然把支离破碎的残片都连缀起来，也拼接不出一个完整的少年金乐。 （一）
　　 暴雨，犹如天堂的泪猛烈地扑向大地，砸在一个颈上挂只黑牌子、腰背弯曲成深弧状的男孩儿身上。一道道黑红混杂的水流从少年胸前的牌子上淌下来，把“现行反革命金乐”两行大字和名字上的红叉模糊一片，还把会场的横幅标语搅成一滩纸浆，那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兴华小学操场北侧临时搭起的批斗台上的一幕。
　　 会场一哄而散，老师和学生都抱头逃向树下抑或檐下避雨，唯有少年像棵被狂风蹂躙的小草，硕大的木牌支撑他，蜷曲在台上。
　　 我木然地站着，任凭雨水敲击我脑壳、躯体，我的眼里已雾气霭霭，突然觉着苍天在为少年嚎啕大哭，天堂的泪在为少年奔涌而流。暴雨对残酷的社会发出声讨，为受损的光阴发出悲鸣，它冲垮了像集市一样拥挤肮脏、空气污浊的会场，救下了被恐惧塞得满满的男孩儿。
　　 少年金乐差不多与我同龄，十岁左右的样子，我想他一定是我们这座小城，不，是我们那时候最小的一个现行反革命，甚至他还弄不懂其中的含义，就被冠以这么沉重的罪名。
　　 写五十年前的事情，心是沉的，写五十年前的男孩儿金乐，敲击键盘的指头，更觉着沉重。
　　 我和我的同时代人生长在一个缺少食物，缺少穿戴的年代，而这个年代从没缺少过暗流。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桎梏的政治运动把趋之若鹜的人，尤其年轻人的自我弄没了。一九六六年开启的文革运动到一九七六年结束的十年间，中华民族的文明经历了比欧洲更为恐怖的中世纪，我们没有文艺复兴，只有对历史及现代文化的围剿摧残，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场以文革名义讨伐文化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金乐的母亲禾惠被气势恢弘的文革无情吞没，这个从历史名校走出的历史系高才生，沿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寻找相似的时代，相似的朝纲，相似的族群……
　　 禾惠，五十年代末从南方某高校历史系毕业，来到北方这座小城的高中教历史。她的男友金易工程化学系毕业，分进省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他们是大二时在学校举办的联谊舞会上相识，那天晚上，金易跳得潇洒，禾惠舞得优雅，一次次博得众人喝彩，两人可谓占尽了舞会风头。之后，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中、在通向图书馆的石板路上有了两人的身影，有了两人的卿卿絮语……
　　 毕业第二年暑期，禾惠与金易结婚了。半年后金易被派往苏联留学，他们婚后相聚的日子是两人的婚假加禾惠的暑假，算起来还没超过两月。金易到莫斯科不久，由于当时的关系，未完成学业的留苏一行人陆续回国，而金易既没回国也没音信。禾惠四处奔走打听消息，无论是官方抑或回国人员的答复都很含糊，没有具体明确的说法，只是让她再等等，禾惠很焦灼，想不出金易遭遇了什么。一天，突然收到金易因病正在莫斯科接受治疗的讯息，一月后又收到他病故的噩耗，同时一坛骨灰辗转送到她手上。禾惠不相信金易就这样离她而去，作为父亲，他还没见过儿子金乐一面；作为丈夫，他还没给予妻子多些关爱，怎能说走就走了呢！这不是真的，一定是个谎言，至于那只印有俄文字母的瓷坛盛的绝不是金易。走出噩梦的最好方式是把它埋掉，于是禾惠把瓷坛葬在山角下的一棵小树旁，无冢无碑，等着有一天金易来否定它。
　　 禾惠是生动真实、内涵丰富的女人，她从不刻意修饰自己，一袭素衣，乌发高绾，不乏知识女性的成熟与典雅。有个性的禾惠可以为一个历史话题与同行从讨论升级为争论，坦坦荡荡抒发己见。她说历史就是人类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不能用当代元素解读昨天的历史，也不能用国产的阶级斗争诠释历史事件，无论是谢幕的政党还是登台的政客都该尊重历史，不能把历史当婊子嫖，谁是王者谁就随意搓捏它，谁就随便弄它。
　　 说不准是禾惠悟会了历史，还是历史误会了禾惠，当充满历史荒诞性和悲剧性的文革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如鱼得水，一些人如履薄冰，自然，禾惠当属后者。
　　 或许在故纸堆里呆久了，她觉着红卫兵与史上的义和团为同一品系。
　　 关于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禾惠有她的独到见解，她说义和团是个迷信色彩浓重的民间帮会组织，它不仅祸害国家，祸害国际准则，还祸害人类文明。愚昧的迷信思想致使义和团仇视西洋文明，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京城后杀外国使节、奸淫中国妇女、抢劫民间财务，屠戮百姓十万之多。义和团的暴行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先哲们的预言多么精准精譬。
　　 数百年前，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曾经以地球中心说打压并否定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学说”，甚至科学家布鲁诺为了维护哥白尼学说被宗教徒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数十年前，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洪堡大学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数百年数十年后，亚洲的中国谱写了这段相似的历史，那么多臂戴红袖章的年轻人像宗教徒一样崇拜一个人，迷信一种思想，他们砸毁文物，焚烧书籍，残暴地迫害学者文人，疯狂地扼杀人类文明，红卫兵与中外史上的义和团、宗教徒、年轻的纳粹思想者的确极其相似。
　　 这些历史事物与红卫兵这个文革产物看着相像就罢了，禾惠偏偏信口道出，祸端在所不辞地包围了她。
　　 最初，红卫兵对禾惠进行半专政状态，一如去厕时不跟看守，还如批斗时只挂黑牌不施捆绑，并允许她跟上下班一样早晚回家。生存的本能让她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而且对任何事物不再教真儿，为了不惹出事端她谨言慎行，甚至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即便如此，批判她言论、观点的大字报依然糊满教学楼内外。
　　 随着运动纵深发展，红卫兵对禾惠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升级。当疯狂的年轻人将禾惠与金易乃至苏联这样敏感的姓名与国名串在一起，她不但背负着黑帮罪名，还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问题性质完全变成了敌我矛盾。
　　 那天，她刚接受完批斗就被几个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还是那天，她在游街示众途中被一群小孩子围攻袭击了，“打倒黑帮”、“打倒苏修特务”的呼喊像童声合唱追着她跑，飞舞的石块流星雨般地扫射过来。
　　 母亲的遭遇催生了金乐的仇恨，他恨残害母亲的红卫兵，恨朝母亲身上撇石块的小孩子，还恨说不准为何物的文化大革命。装满仇恨的男孩儿突然想到：谁打倒母亲我就打倒谁，于是他公然在墙上写了“打倒文化大革命”几个趔趔趄趄的粉笔字，男孩儿金乐为此成了现行反革命。
　　 批斗大会遭受的那场大雨数年不遇，阵急阵缓地下了一个多小时，学校操场积了很深的水。人们四散避雨，不多时操场便空无一人，没谁看见台子上的男孩儿被什么人领走，也没谁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的许多年里金乐没再出现。
　　 我所知道的金乐，似乎写到这儿就该划上一串省略号了，而数十年后，当那个深刻而朦胧的身影再次撞进我眼里，心中着实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
　　
　　 （二）
　　 上午，参加了言成老师的葬礼，逝者是我读小学时的第二位班主任。五十年过去了，我的同时代人已近鬓染霜花的暮色之年，之所以还与我的小学老师保持一份割舍不断的师生情谊，是因了一本书。
　　 文革走进校园不久，班主任木子老师就下放农村了，言成老师做了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他与大家刚刚熟悉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离校前那天下午言成老师为同学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记着他的神情宛若韩麦尔先生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那般深沉肃穆。
　　 老师叫住最后一个走出教室的我，我带着敬畏的目光注视老师，他在第一排课桌边的长凳上坐下来，抬手示意我坐在对面，沉默良久，他突然说出一句没有开头也不像结尾的话：很为你惋惜！我疑惑地看着言成老师，惋惜是啥意思？他摇头笑了笑，是那种蕴含苦味的笑。又是一阵沉默，他在翻阅一个小孩子能读懂的词典，接着是一字一板的解释，就是可惜吧！你们这代人刚刚开启知识之门，突然又被锁上，不可惜吗！我有些迷茫，不知道如何与老师交流，抬头等着他说教。他以父亲般的口吻对我说：孩子，离校后不要天天玩儿，看点书吧。涉及到交流的具体内容我连忙问老师，看啥书？课本吗？当然，但课外书也要读的，明天上午来学校找我，给你借几本先看着。
　　 九点后就可以，回去吧，孩子。
　　 我背起书包走出教室，言成老师依然坐在那儿没有离开的意思，那会儿我不懂老师在留恋什么。
　　 最后一次找言成老师还书是在金乐的批斗大会之后，与以往不同，我刚走进学校，门卫敲钟的张老头就迎了出来，很少见他这般笑呵呵的样子，张老头朝我摆摆手，是找言成老师吧？我停下来冲他点点头，这会儿张老头已站在我面前载笑载言道：孩子，言成老师下放了。我蓦然一惊！木子老师下放是因了地主成份，可是言成老师却不一样的，怎么突然被下放了呢？张老头完全没在意我的情绪变化，他为履行一份嘱托而毫不遗漏地照本宣科，言成老师委托我转告你，他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小镇，可能会很久，或许很多年，以后别再来学校找他了。这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完全呆掉了，怔怔地看着张老头，没——没有别的什么话了？张老头想了想，没——有，没有了。他似乎刚刚看出我不太对头的样子，黑眼珠儿像玻璃球一样在眶里滚动一圈，嘴里掉出一串赞美词，言成老师觉悟高，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觉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校造反派头头还表扬他了呢。
　　 失落失望向我围剿过来，我虽少年，却懂得下放亦是改造的替代词，它们像代数里的近似数，几何里的相似形，意义是重叠的。我已然没了心情继续听张老头对言成老师的赞美，下意识把书包甩在肩上，悻悻走出校门……
　　 那本很旧很厚的小说《红旗谱》在我手上保管了近十年，当它完璧归赵，文革已经结束。
　　 或许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必然，要我与这户人家成为邻居，与邻居的男孩儿成为朋友，与朋友的一次偶然闲谈，得以再次走近言成老师。
　　 邻居家念初三的男孩儿叫我叔叔，某种意义上我是这名初中生的听众，还是他的辅助线。男孩儿喜欢同我讲学校的趣闻趣事以及书中的经典习作，有时还弄一两道课本上带星号的难题与我探讨。一次，他把一道化学反应式配平习题摆在我面前说，叔叔，同学们卡壳了，如果你能解决掉它，我们……我的目光从反应式挪向男孩儿，还为我欢呼乌拉（俄语：万岁）是吗！男孩儿调皮一笑，乌拉是我对叔叔的最高礼遇，你该欣然接受的。说实话，我蛮喜爱这个单纯且充满遐想的大男孩儿，我捏捏他高耸的鼻子，目光回到演算纸上，这个化学反应式配平确实挺复杂，涉及平衡三种元素的量，我想了想让男孩儿用数学的三元一次方程试试。没多会儿男孩儿转身对我莞尔一笑，成了？我随口问了一句，他突然搂住我脖子悠荡起两脚大喊，叔叔，这招儿真高，它适用一切化学反应式的配平，明天我将成为班上，不，是年级最牛的。作为男孩儿的邻居和男孩儿的叔叔，无论是他的讲述还是他的提问，我都会耐心地听，认真地答，尽量不让他失望。
　　 那天男孩儿告诉我班上新来一位老师，教他们初三的政治课，他说老师的课讲的特好，老师的穿着特土，老师的名字特奇。叔叔，你猜猜他姓甚名谁？我笑答曰，姓名又不是迷语怎好猜出。男孩儿像大人儿似的拍拍我肩膀，好了好了，不跟你卖关子了，告诉你吧，他叫言成！有意思吧！百家姓找不出这个“言”姓的，同学们把他姓名浓缩了，将言成两字变成一字：“诚”，调皮学生干脆直呼他诚先生。
　　 言成！我重复这个熟悉又遥远的名字，陷入沉思……男孩儿的笑容随着我的凝重散去。
　　 叔叔，你认识他？当然，岂止认识……我极其郑重地注视男孩儿，帮叔叔问一下言成老师的住址，男孩儿拍拍胸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想立刻见到言成老师，下班后我带上保管了近十年的那本书去拜访他，房门叩响的瞬间觉着自己在抖，激动得有些心律过速，房门开启，先是彼此哑言对视，再是彼此同声惊叹，许久我们才紧紧拥在一起，我能感觉到言成老师身体也在抖。我面前的老师苍老了许多，虽已两鬓泛白，依然精神矍铄，或许是乡下阳光太热烈，为他肌肤印了层健康色。言成老师抚我双肩上下打量，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长大了，成熟了。
　　 当我毕恭毕敬地把书捧给老师，他接过那本书的表情极其郑重，而且言出让我不知所措，他说没看错自己的学生，我们又找回了珍贵的缘分，友情的浓度并没被岁月所稀释，也没被时间所凝固，所以它既不会淡化也不会破碎。老师这番富于哲理的开场白使我有些无所适从，唯有难为情地抱以一笑。
　　 言谈中知道老师是最后一批回城的，教育局安排他去了中学教政治。一本书再次开启并深刻了我与言成老师的友谊，在我心中他是师长、是父亲，在他眼里我是学生、是儿子。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会如期拜望言成老师，一间颓旧的小屋，一套古朴的桌椅，一壶滚烫的酽茶，我们品人生、谈文学、聊历史，海阔天空无所无不及，不管我的观点肤浅与深刻，老师永远带着兴致盎然的神情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