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昌的内退生活

一
　　 何玲站在楼门洞里开门时，王大昌拎着衣服从楼下走上来。衣服是王大昌中午搓洗的，有儿子的外套，何玲的秋衣、内裤，还有王大昌的一件夹克衫，经过大半天太阳光的照晒，显然早已干透了，王大昌拎在手里显得轻飘飘的，衣服在衣撑上跟王大昌的身体在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西服里一样，一副风一吹随即要晃荡的样子。
　　 何玲回头瞟了眼王大昌，王大昌扬扬手里的衣服，说：“下午忘了收了，刚才忽而想起来，我就下楼收上来了。”
　　 何玲鼻子里“哼”了一声，像往常一样不言不语进屋了。在客厅的鞋架旁换上了棉拖鞋，何玲边往厨房走，嘴里边唧唧咕咕说：“狗！狗！狗今天又跟了我一路！”
　　 何玲说话本来就嗓门粗，那声“狗”，响亮得简直像从一个大男人的粗嗓门里咆哮出。但王大昌还是听出来了，何玲说话的语气显得轻蔑而无所谓，好像还夹杂着几分兴奋，几分没来由的自鸣得意。
　　 不是吗？就像小孩子玩的猫捉老鼠的游戏，那只居心叵测的“猫”，跟踪了她这么长时间，到现在却迟迟连面都没闪过一回。
　　 但是在最初，何玲完全不是这样。
　　 何玲第一次被人跟踪，发生在春节过后，一个初春的晚上。
　　 那天夜晚，王大昌从同事家里回来，一进门，何玲蹭地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身，声音干涩地说：“有人跟踪我，从医院里一直跟到了小区大门口。”
　　 灯光照着何玲的脸，何玲那张肉乎乎的椭圆脸上，布满了惊骇和恐惧。很明显，何玲吓坏了。
　　 王大昌屁股一落到沙发上，何玲就贴近王大昌，语无伦次说：“我从医院门口跟同事一分手，就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我，我走得快了他也走得快，我走得慢了他也走得慢。我在大什字停了一下，发现那个人也停在远处的商店门口。”
　　 何玲抓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咕咚咕咚喝了口水，接着絮絮叨叨说：“如果那个人是抢劫犯、变态狂怎么办？如果他对我非礼怎么办？要不，我下班时你来医院接我吧。”
　　 说着，何玲一下扑进了王大昌的怀里。
　　 这是何玲第一次用亲昵、乞求的语气跟王大昌说话，王大昌显然有些吃惊，他一只手笨拙地揽着何玲的腰，另一只手握住了何玲的手。何玲的手冰凉冰凉，身体好像还在微微颤抖。王大昌想，何玲真的是吓坏了。
　　 那天夜晚，何玲没有去儿子的房间跟儿子一起睡，而是进了她和王大昌原来一直睡的房间。
　　 那是多半年来，他们分床而睡后的第一次同衾共枕。熄灯后，当王大昌进入到了何玲的身体，听着身体下何玲梦呓似的哼哼唧唧声，多半年来积压在王大昌身体里的欲望，像火山岩浆喷发一样，一下倾泻而出。黑暗中，王大昌呼哧呼哧扭动着身子，忽然像个鬼一样，紧抿着嘴在心里笑了……
　　 只可惜，这样一个夜晚像短暂的梦境一样，刚开始就结束了。王大昌一连接送了何玲三四个夜晚，但何玲所说的那个跟踪者，像是跟他们捉迷藏一样，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接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后，何玲夜晚下班回家，跟踪者忽然又出现了。但是这次，何玲一点恐惧害怕的意思都没有了，那个跟踪者，远远地跟着她，并没有像何玲当初想象的一样，对她进行抢劫或者非礼；甚至，跟踪者连走近她让她看清他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像条狗，远远跟着她。
　　 “狗，狗，简直像条狗！”
　　 “狗今天又跟了我一路。”
　　 何玲被人跟踪了，回家总是这样说。何玲渐渐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不是吗？当一个人夜晚像狗一样，远远跟着她，却不敢走近她，让她看清楚他的时候……
　　 何玲从厨房里端出了饭菜，一个人坐在餐厅里吃起来。菜和稀饭是王大昌傍晚做的，在王大昌和儿子吃之前，他要先舀一份放进微波炉里，给何玲留着。何玲吃饭吃得慢，一小口稀饭一筷头菜，既像吃得津津有味，又像似乎在有意证明，整个房间只有她何玲一个人，而现在还坐在客厅沙发上，眼盯着电视机屏幕的王大昌根本就不存在。起码说，王大昌在何玲的目光里不存在。
　　 吃罢饭，刷牙、洗脸之后，走过客厅，何玲“吧嗒”一声关了客厅的吸顶灯，瞅都没瞅王大昌一眼，“哐当”一摔门，就进了她和儿子睡的房间。
　　 现在，快深夜一点钟了。整幢楼上，没有一丝灯光，整个世界寂静得好像所有会呼吸的生命，都沉入进了香甜的梦乡。客厅里笼罩着一片粘稠的黑暗，只有电视机屏幕上亮着绿莹莹的光，荧光照在王大昌身上，使得王大昌尖下巴上的一张长条脸，好像也闪着绿莹莹的光。黑暗里，王大昌眼镜片后的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亮。现在，离王大昌上床睡觉的时间还有一会呢。
　　 王大昌晚上睡觉，一直在深夜两三点后。
　　
　　 二
　　 王大昌内退的时候，差一个月，他刚满四十五岁。
　　 办理完手续，走出工厂铁锈斑斑的大门，回头望一眼这块他生活了近二十五年的地方，王大昌眼眶潮潮的，他忽然有些想哭。当年，踏进工厂时，他还是个模样清纯的大学生，时间过得真快啊，像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在翻一本书，哗哗啦啦，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他已走进了脑门发亮、头顶微秃的中年人行列。从前在工厂，王大昌不是没想过要离开，甚至有一段时间，那种要离开工厂、结束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的念头，整日整夜盘旋在他的脑海中。但王大昌只是习惯这样想一想，想一想又搁下。离开工厂的念头，就像老头老太们藏在箱底的一件小念想，隔一段时间翻腾出来，瞅一瞅又压在了箱底，一段时间后，又重新翻出来。说真的，王大昌压根就没想过，这一天真的会成为现实。
　　 王大昌在工厂的工作，不是十分满意。甚至说，王大昌总感觉有几分怀才不遇的失意。
　　 从当初走进工厂企管科，一张靠窗摆放的办公桌下，一把板面被某个人的屁股天长日久蹭磨得溜光闪亮的木椅，他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二十五年。工厂里的领导换过一茬又一茬，企管科的科长走了张三又来了李四，他王大昌始终坐在他屁股下的那把椅子上。他和同事的关系说不上亲也说不上疏，他没有和任何人成为对手也成不了任何人一个战壕里争权夺利的哥们儿。在他们那个仅仅只有百数号人，既活不旺又一时半会死不了的国营小厂，所谓的企管科，就是他到上班的时间，收来大门口的签到薄，看看有没有人迟到，偶尔陪同厂领导去车间检查检查劳动纪律，承包区域的卫生。日子就像王大昌常填的生产报表，今天就像昨天，这一星期就像上一星期，一年里的每一天，就像一年里的任何一天。工厂像深山老林无人看管的寺庙里，一根根横遭虫蛀风蚀的梁柱，终于有一天，“轰隆”一声倒塌了，他们这爿地被开发商买去了，工厂里的所有人员，该买断的买断该内退的内退，王大昌从前的生活，“咔嚓”一声，被一下切断了。
　　 王大昌感觉到，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人生四十才开始。王大昌记起，他上大学时，曾听人这样说。他现在刚满四十五岁，虽说比起四十岁大了点，但他的人生难道就不能重新开始？一种从前从没有过的激流，开始在王大昌的内心里澎湃汹涌。
　　 接下来，王大昌去了几次人才交流市场。
　　 在人头攒动的大厅里，挤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中，王大昌一下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老了。他身前身后的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他们是那样年轻，未被时间揉搓出一道皱纹的充满稚气的脸，没有被生活消磨掉的身体里散发出的那种热腾腾的蓬勃朝气，不谙世事的冲劲和闯劲，他们可以忍受招聘单位的百般挑剔，可以去中国版图上任何一个哪怕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市镇，他们可以一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他们的人生像一张张新鲜的白纸，可以写满任何可能。与他们相比，他王大昌像张快写满字的纸，费尽心力，他所能写下的，就只有横七竖八，那么几行了。
　　 最终，王大昌连走近一张招聘桌，亮一亮自己毕业证的勇气都没有，就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了。
　　 他留意过报纸上、街头小报上，甚至是街道墙壁上、电线杆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招聘启事。王大昌发现，那些招聘启事上不是招聘车工，就是电焊工、水电工，好像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干不完的活，等着这些人去做。但所有这些活，他王大昌一样都不会做。王大昌有些说不清，在工厂二十五年，除了每天收收工厂大门口的签到薄，一周里陪领导去车间检查检查劳动纪律，他还会干什么？招聘启事上有这样的工作，等着他做吗？记得刚进工厂时，他去车间实习，被一个老师傅带着，在车床前站了一个月。实习一结束，王大昌就进了企管科，从此，在工厂里，他连一双油手套都没有戴过。王大昌想，要是他在车床边一直站下去就好了。只可惜，从前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有一天，他按着报纸上一则招聘启事走进一家工厂。那里已是城郊，一座座民房中东一块西一块挂着“纸箱厂”、“包装厂”、“机加工厂”之类的牌子。王大昌从半开着的铁门里走进去，院子坑洼不平，靠墙堆放着一摞摞钢板、铁皮废料，院子后面的厂房里，传来机器轰轰隆隆的吼声。王大昌见一楼一间办公室门开着，就走了进去。
　　 “师傅，请问这里招人吗？”王大昌站在房门口问。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一个大胖子用一对金鱼眼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冲王大昌笑着说：“招，咋不招？！”
　　 接着，金鱼眼问王大昌：“会车工还是钳工？”
　　 王大昌摇摇头说：“不会。”
　　 金鱼眼又问：“那会电工吗？”
　　 王大昌还是说不会。
　　 金鱼眼显然不耐烦了，瞪了王大昌一眼说：“你这不会那不会跑这来干啥？！”
　　 王大昌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我原来一直在企业搞管理。”
　　 “哼！管理？”
　　 金鱼眼显然被王大昌的话给逗乐了，“扑哧”笑了声，冲办公室沙发上的几个人说：“管理？！我们不需要人来管理，你来管理了，那我们几个都干啥？！”办公室里响起了嘻嘻哈哈的笑声。
　　 最终，金鱼眼冲着王大昌说：“你要不先干装卸工，试用期三个月，三个月后咱再签合同。”
　　 王大昌一言不发出门了。他的脸烧辣辣的，像是刚被人扇了几个耳光。
　　 王大昌还曾骑着自行车，偷偷去过几趟“人市”。
　　 “人市”在城市的南郊，从前这里常有城市周边的农民站在街道边寻活路，渐渐地，这里就成了城市里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每天清晨，街道两边黑压压站满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王大昌推着自行车从街道里走过，不断有人抬起头，将一束束热切的目光投向他。王大昌鼻梁上的眼镜，一定让这些焦灼等待了一个早晨的人，将他当成了小作坊的老板或者还没有装修的新房的主人。王大昌看见，这些人一群群坐在街道边上，有的脚边竖着块“木工”或者“瓦工”的纸牌子，有的手里拎着瓦刀或者是一张木工的锯子，伸着脖子在街道里四处张望着，左右搜寻着。偶尔，街道里停下了一辆小车，从车内下来的人向他们走近，街道两边刚才还默默站立着的人，像一群抢食吃的鸟儿一样，哗哗啦啦跑了过去，不久，就将那个人密压压围在了中心。
　　 如果，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现在王大昌十有八九是“人市”上，这群农民工中的一员；极有可能，他有着一手让雇主满意又放心的木工或者瓦工的手艺，那他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站在这里。但是现在，这里还有他的位置吗？当年，王大昌是他们故乡那个小村庄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打小时，王大昌就显示出村庄里那些顽童罕有的聪颖，别的孩子还穿着开裆裤满村满野疯跑，王大昌已在他的父亲，镇上小学里老校长的启蒙下，已能仰着一颗小脑袋，将九九乘法口诀表倒背如流。后来上了学，王大昌像一只提早飞出去的鸟儿，没有人能追上他。王大昌考上了大学，老校长高兴坏了，在亲朋好友的祝贺声中，醉得一塌糊涂……父亲一生将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重，如果，父亲知道了他王大昌现在正站在“人市”上，故乡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他王大昌往后可能再没有脸走进家门，面对父亲了。
　　 最终，王大昌用力蹬着自行车，落荒而逃了。
　　 一个多月后，王大昌像只被铁钉扎破的轮胎，“噗呲”一声，一下软了，瘪了，心中的幻想和期望，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
　　 对王大昌的工作，起初一段时间，何玲是特别上心的。那份眼巴巴充满期望的样子，好像她比王大昌更心急更热心。王大昌正走在路上，连招聘单位的门都没进，就听见何玲打来电话问：“咋样？有希望吗？结果怎样？”
　　 王大昌喉咙里呜呜噜噜说：“没谈妥。”
　　 进了家门，何玲开口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今天怎样？”
　　 “没，没谈好。”王大昌摇摇头，总会神情萎顿，一脸沮丧地说。
　　 这样回答的次数多了，何玲渐渐就不问了，何玲目光里的关切和希望，慢慢消失得一丝也不剩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何玲打量王大昌的目光，开始变得意味深长起来，虚眯眯的目光从何玲肉乎乎的椭圆脸上，一双小眼睛窄窄的眼缝里射出来，像是有几分吃惊，有几分嘲讽，还有几分不屑和与己无关的冰冷。
　　 那目光分明在说：“你王大昌才是这样的，我何玲从前怎么没有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