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

人常说“祸从口出”，的确，嘴巴是给人生闯下了不少祸端的。姑娘郑素真原不这样认为的。但是，后来她的经历和遭遇，让她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而且，一件件又都像铅块一样地沉落在她脑海的深处。
　　 一
　　 郑素真每听到有人叫她“三毛七”的时候，她的脑袋就痛得一下轰鸣起来，脸烧得滚烫滚烫，恨不能和他们拼命。起先她还以为是在和她开玩笑，后来才知道是对她的侮辱。
　　 那是一个隆冬的傍晚，她从车间下班回来，刚走到宿舍门口，就听到有人在议论说：“郑素真准是个破货，她从老家X省跑到边疆的B城几千里，五毛钱还剩一毛三，才花三毛七分钱。不要说火车票就得几十块，光几天的吃饭也得好几块，三毛七只能买碗面条还差不多，她靠什么过来的？还不是靠卖X……”这一字字，一句句，都像晴天霹雳，她完全惊呆了。
　　 她想闯进去声明，她想和她们辩论，她想和她们大吵大闹一场，她想冲进去和她们拼命。可是，这一切都不行，这使她想起平日的情形：姑娘们不都是有意在疏远自己吗？还有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轻蔑的目光。有一次，宿舍里小王买了一双皮鞋，她问多少钱，小王轻蔑地一笑说：“三毛七！”她正要想说不会这么便宜吧，一旁的小杨忙插嘴说：“便宜没好货！”
　　 现在郑素真一切都明白了，她们把“三毛七”看作是她卖身的代名词。她的脑袋顿时像炸开了一样，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对抗的一切的力量。她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寒夜里站了多长时间，雪下的已经淹没了她的脚脖子，腿脚全麻木了。平时相处很好的伙伴，现在开始在她的脑海里变得可恨而又可怕起来。她竭尽全力，提起失去知觉的那双腿，想快点离开这个刺心剜肉的地方，便怀着忧愤的心向厂房走去。
　　 男宿舍的灯还没有熄，里面传来嘻嘻哈哈地说笑声，她隐约听到：“张三奎，你看三毛七模样长的多俊，真是美若天仙，才三毛七啊，便宜的只值一盒廉价的香烟钱，你找她准行……”她终于再也抑制不住那颗受伤的心，牵肠挂肚地难受，她捂住脸悲痛欲绝地哭了。他们把她和张三奎联系起来，相提并论。天哪，张三奎是个什么东西，不要说他那猪八戒的长相令人恶心，他还是一个经常犯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下流男人。这不是把她也看作和张三奎一样的人了吗？天哪，她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她还怎么活在这个世上！
　　 她透过飞舞的雪花，在厂门口大灯的照耀下，“东方红机床厂”的大木牌清晰可见，两扇大铁门也是紧锁着的。传达室的灯还在亮着，好像有几个人在打扑克。她想喊人给她开门，她没有喊，她怕被人看到，也不愿意见到别人。她痴呆地站在那里，许久许久，她只好又往回走去。
　　 “郑素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忽然从路旁的黑暗中钻出几个人来，大声喝道。
　　 她被这突然的喊叫声惊呆了。“你们？”哪里又来了一“们”，不就是我一个人吗？郑素真这样想着。
　　 “张三奎，你们在干什么？”人们又大声喊道。
　　 “没干什么呀，这不是在走路吗？”张三奎满不以为然地说。
　　 郑素真一听到张三奎三个字，脑袋就被气的一下蒙了。她还没有弄清楚张三奎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跟在了她后头，就恼怒地发作起来，飞也似地跑回宿舍。宿舍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她也不管她们都去了哪儿，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
　　 不大一会儿，人们都陆续走回宿舍，打去身上的雪，就上床睡觉了。没有一个人来理会她，安慰她。似乎她们原来的猜疑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事实一样，那她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呢？
　　 “郑素真，到文革办公室来一趟！”门外有人在叫她。
　　 她走进文革办公室，文革办公室组长胡大为一个人坐在那里在看着什么。胡大为40岁不到，厂里有名的美男子。郑素真对他的印象说不上是好还是坏，总觉得他和张三奎差不多。闹“造反”风潮的时候，他是第一名，所以捞到一个文革组长的头衔。他看郑素真进来，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仍然看他的报纸。郑素真见他不说话，扭头就要走。胡大为这才皮笑肉不笑地站起来说：“你看，我只顾看报纸，你进来我竟不知道。请坐，请坐，咱们谈谈。”
　　 她从胡大为的谈话中才知道，是她们宿舍的人告诉他的。说她是白班，早该下班了，这都十二点了，却还没见她的人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到男宿舍一查，张三奎也不在，这不就恰好证明她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吗？找汉子卖淫还能有错吗？于是，胡大为就派人在厂子里到处寻找。总算在路上找到了她，同时也找到了张三奎，而且是一前一后的在路上走着。这算不算是捉奸捉了双呢？恐怕他们都是这样认定的。不管怎么说，她都得把真实情况向胡大为汇报，因为他现在是最有权力的领导。
　　 胡大为听了郑素真的话后，不冷不热地说：“但愿如此吧！”她不知道这是相信她的话还是不相信她的话，她忐忑不安地看着胡大为，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同情。
　　 胡大为忽然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踱起了圈子，说：“张三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你和他混在一起，两个人深更半夜不睡觉，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是说不清楚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全厂有名的三毛七吗？这就昭然若揭了！”
　　 胡大为说着，在郑素真面前突然停住了脚，伸手就去摸她的脸。郑素真气得脸苍白，全身的肌肉都在发颤，举起胳臂把胡大为的手挡了回去。
　　 “就别假装正经啦。只要你答应我，明天我就在全厂革命职工大会上宣布，你是清白的好同志，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胡大为说着，就要伸手去抱她。她用力推开胡大为，冲出办公室。胡大为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郑素真气呼呼地说：“你就走着瞧吧，你难受的日子还在后头！”
　　 第二天，胡大为果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渲染开了。他说：“昨夜晚十二点多钟，我厂发生了一件事情，一男一女在一起，这是一对很有名气的人物，总不会有什么好事可干。大家对她们早有觉察和反映，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干扰和破坏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胡大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郑素真也知道他这是在说她。全厂的职工也知道那个女的就是指的她。这是胡大为对她的恶毒报复和诬蔑，他要把她彻底毁掉。对于胡大为昨晚在办公室对她的调戏行为，她曾经想去告发他，但却无门，因为公检法全被砸烂。何况她又是一个被视为丧失了名誉的年轻姑娘，有谁会相信她的话。不相信倒也事小，还很可能招来“腐蚀革命干部”的罪名。
　　 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为了这种局面不再发展，郑素真想尽快解决个人问题，当然最好是部队军官。她这种想法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婚姻的安全着想。因为国家保护军婚的法律要比地方婚姻严得多得多。以后谁再敢调戏她，想占她的便宜，她直接告不行，她还可以向部队反映，由部队出面，她就谁都不怕了。她也可以穿件称心的衣服。直到现在，她都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她想用这破衣烂衫来掩盖自己的美丽，这办法还是她母亲教给她的。那是她十岁那年，有一次，她的母亲又难过又担心地对她说：“女人太漂亮、太出众了，那可不是福，而是祸、是灾。所以漂亮的女人，要想过平静的生活，就不要穿得太漂亮，太耀眼，要尽量丑化自己。丑女人是没人喜欢的，特别是那些花心的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就动心走不动。”她把母亲的话当成了座右铭牢记在心，尽量把自己往丑里打扮。谁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动人。这样一来，不仅招来了男人的追求和纠缠，而且也遭到了女同胞的嫉妒。只要自己有了男人，别人也就绝了望，断了想头。她相信自己未来的丈夫会证明自己是一个纯洁的姑娘。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位老乡。不久，老乡通过关系，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位部队上的连长，叫赵永亮。两人一见钟情，彼此都很满意。两人信来信往不断，谈得正热火的时候，她突然收到赵永亮一封断交信。信上说：“我不准备解决个人问题了，想过一辈子单身生活，请见谅！”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是有人捣了鬼，她伤心地哭了一天一夜。后来她才从老乡那里知道，部队对她进行了函调政审，她所在的工厂在部队的函调中写道：“郑素真是盲流，是破鞋，是有名的三毛七……”
　　 “天哪，这不是想让我去死吗？好歹毒的心啊！”她痛苦地喊叫着。
　　 “三毛七”三个字可害苦了她。这能怪谁呢？“三毛七”不正是她自己说出来的吗？这是三年前的事了。有一天，一伙青年男女在聊天，说到自己是怎样来到B城时，七嘴八舌。有的说，在老家初中一毕业，就报名支援边疆建设，填了表，检查了身体，就敲锣打鼓把戴着大红花的自己送上了火车，一路上光买零嘴吃就花了二十多块。有的说，我从部队一转业，就动员让参加边疆建设，我响应号召就报了名，就这样被敲锣打鼓地送上了火车，一路上都是到兵站吃饭，一日三餐虽不怎么应时，伙食质量还是满可以的。部队上发给的一提包面包一个也没吃着。郑素真的眼眶湿润了，她多么羡慕人家的命运啊！大概由于她太激动了，她惭愧地说：“我来边疆没人动员，是自己来的，更没有资格到兵站去享受一日三餐。我从家出来时，身上只有五毛钱。等到了B城，还剩一毛三分钱哩！”
　　 “几天路上才花三毛七分钱？你是飞来的？”一位女支边青年疑惑地说。
　　 “有本事，真有本事，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掏钱，比我们转业军人风光多了！”一位转业军人说。
　　 听到这里，郑素真的心里酸楚楚地，煤炭大王确实是不知道捡煤渣人的艰辛。谁料想刚才的一席话，没好意思说是偷爬火车和要饭来到的B城，反被人误认为她是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女人，这叫她说什么好呢？
　　 从这以后，“三毛七”的外号就落在了她的头上，“三毛七”就成了她是一个坏女人的代名词。“三毛七”毁了她的名誉，夺走了她的幸福生活，把她推入痛苦的深渊。
　　
　　 二
　　 晚上，刚刚吃过忆苦饭，郑素真就被胡大为叫到办公室谈话去了。她本不想去，但又不敢不去。谁知道他又要谈些什么呢，她在揣摩着，心里七上八下。
　　 “郑素真，下午你也诉苦了？”胡大为突然严肃地说。
　　 “诉苦了。”她低着头不敢看他。
　　 “你诉谁的苦？”胡大为更加严厉地说。
　　 “诉我自己的苦。”郑素真说。
　　 “你今年多大了？”胡大为说。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你十二岁父母饿死，是哪一年？”
　　 郑素真有点怕，不知说什么好。
　　 “你说啊！”胡大为大声嚷道，“你这是反对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胡大为又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了。这些就足够了，完全可以给她定性为“三反一攻”罪。她一声不吭，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听候胡大为地问罪。
　　 她原先并没有想诉什么苦，只是厂里文革办公室规定：除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外，人人都要忆苦思甜，特别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人，都有一笔血泪账。可是，旧社会的苦她一点也不记得，只想听听别人的诉苦，好了解一下旧社会穷人是怎么样受苦的，也好受受教育。谁知道古师傅一诉完苦，政治班长就逼着她诉苦。大家都愁眉苦脸地低着头，发出各种各样的哭声，她也不好说她不诉。就简单地说了几句自己受的苦。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受苦的年代正是要大家思甜的年代。你把甜当苦诉，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她浑身是嘴难辨。
　　 古师傅在旧社会逃荒到B城，对他吃的苦和不幸遭遇，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和认可。而她呢，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还是被人们视为不光彩的盲流。她一听到“盲流”二字就感到刺耳难受，似乎受了侮辱。哪个农民不爱生她养她的故土？她们之所以会主动离乡背井，那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如果不是这样，谁又会千里迢迢跑到边疆来。
　　 当然，她和古师傅的苦是有区别的。古师傅是受地主剥削致穷的，是受的阶级苦。而她呢，是因为天灾和有些干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造成的。造成穷的原因虽然不同，但她则认为后果是一样的，不都是因为穷才受苦、挨饿、逃荒、弃乡背井的吗？新社会没有粮食吃就不会饿死人了吗？不用说，古师傅的父母被饿死，恰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饿死的。而且饿死人的责任不言而喻，是地主阶级。而她的父母也是饿死的，则不能说是饿死的。说饿死的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是饿死，悄悄地说也是不允许的。
　　 更让她想不通的是，古师傅十五岁被地主抢去做了一晚上的小老婆，后怒杀财主，才逃脱虎口，跟随到边疆的骆驼队同行数月才到了B城。却从来没有听谁议论过她的半句闲话，而且都还那样地尊敬她。而她本人更是感到骄傲和自豪。当然她了解古师傅不是那样的人，当然也是她运气好，碰到的都是大善人。而她在新社会逃荒，却不能被人所理解，还要遭受如此地冷落和诬蔑。
　　 胡大为见她不发言，怒气顿消。但威严并没收起，走到郑素真面前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我给你指出两条道，一条是顽固到底，被定为三反分子，交群众批斗，进牛棚专政，管制劳动。这第二条嘛……”他说着就去拉郑素真，“你放心，一切全包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