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

一
　　 小时候，我和张馒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就像树和影子的关系，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我爬到树上偷杏子，张馒头就趴在果园的地上给我望风，看在茂密的杏树下有没有人腿出现，只要有人腿出现，张馒头就把拇指和食指塞进嘴里吹出响亮的口哨。口哨一响，我就从果树上攀着树枝跳到果园墙上，往下一蹲，双手扒着墙头，身子趴在果园外墙上，背朝外，肚皮贴着墙面滑下去。这时候，张馒头憋一口气，从果园墙下的水渠里钻出去，我俩就在果园外会合了。然后我俩就像树和树的影子一样逃跑，我朝南面跑，张馒头也朝南面跑，我朝北边跑，张馒头也朝北边跑。有时候我俩跑两岔了，张馒头必定要从别的地方跑过来和我会合，树和影子是不可能分开的。
　　 有次，我和张馒头被太阳晒得头晕，坐在河边吃我们偷来的杏子，张馒头咬了一口说，太酸，没熟。我也咬了一口吐掉说，偷早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俩身后传来一声断喝，大胆的贼，敢偷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我俩犹如遭遇晴天霹雳，蹿起来就跳到齐腰深的河里，连走带游扑腾到河对面，回头一看，是我们纺织厂党委书记的女儿万萍。万萍和我们都在纺织厂子弟学校上学，她是我们班的班长。我和张馒头讨好地捧着杏子，趟水回到河对岸，对扎着两只羊角辫的万萍说，铁梅，吃杏子吧。
　　 万萍在学校文艺宣传队扮演过李铁梅，她把假的大黑粗辫子往后脑勺上一挂，双手在胸前把大黑粗辫子一扯，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睁圆了。所以我们背后都叫她铁梅。万萍双手一推，挡住我和张馒头的杏子，杏眼怒睁说，你俩又逃课了，跟我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张馒头大叫一声，不好，快跑！我一看果园墙头上趴着一个贫下中农，正把锄头递给跳下来的一个贫下中农，我和张馒头拔腿就跑，顺着河滩往土路上跑。万萍想她没偷东西，不用跑，乍着两条胳膊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转圈。可是她和贼在一起，能说清楚吗？她看我和张馒头跑了，心里一虚，拔腿就跑，边跑边喊，等等我。
　　 那个时候，我们纺织厂在市郊和贫下中农的地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纺织厂子弟学校的操场和贫下中农的麦田是地头搭地头，不分彼此。那天，那个贫下中农举着锄头，紧追不舍，把我们吓得魂飞胆散，我们沿着长满高大槐树的土路狂奔不止。我真没有想到，万萍比我和张馒头跑得还快，我先是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就像敲打鼓点，越敲越快，接着从我身后冲出一个人来，脑后两只原本冲天翘着的羊角辫被风吹直了。只见万萍身后尘土飞扬，就像滚过一个车轮。以至于，好多年以后，我在一个朋友的酒桌上碰见了万萍，我说，我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当年偷杏子被人撵，你咋跑得比我和张馒头还快？这个时候的万萍衣着讲究，烫着大波浪卷发，已是中年妇女了。她身子发福，但她的眼睛依然是圆的，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说，我胆小，吓坏了嘛。我说，我估计那是你这一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跑得像飞起来一样。万萍白了我一眼，能看得出来，她还在生我和张馒头的气。
　　 后来，我和张馒头分开了，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
　　 再后来，我在另一个朋友的酒桌上打听到了张馒头的下落，有人指着盘子里的鱼说，大家都尝尝这鱼是不是很特别？这鱼背上只有一根主刺没有小刺，吃着不扎嘴，是一个叫张馒头的人养的。那家伙养鱼有绝活，他养的鱼成活率高不说，还肉质鲜嫩没鱼腥味。
　　
　　 二
　　 张馒头在距离我们市区30公里的一个村庄给老板养鱼，养得很有名气。现在每逢周末，从市里去他那吃烤鱼的人络绎不绝。
　　 有天一大早，我开车从市里出发，从市里到张馒头那里，一路向南，开始是高楼林立的市区，慢慢是郊区农村，只见房屋和树不见田地。再走，就是丘陵漫坡地带，漫坡地上是连成片的梯田，梯田里麦子正在生长，随风摇摆，是一片闪着亮光的翠绿海洋。我真没想到，在市郊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清静的地方。昨天下过雨，路边的梯田里还积着水，乡间公路贴着漫坡地起伏延伸，像是波动在衣服上的一条纹。
　　 后来，下了一段很长的缓坡，嗖嗖的凉气扑面而来，眼前出现亮晃晃的水面，水库到了。说是水库，其实没有水库那么大，就是一个大水塘子，十亩地的面积。我把车子一直开到水库边的烧烤山庄里。一条半人高的大黑狗被惊得跳起来，却给铁链子拴着。因为给铁链子拴着就更愤怒了，不停在叫，也不知是想咬人还是想让人把它放开。这时候，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我一眼就认出是张馒头。可以看出由于一年四季的日晒风吹，他脸上肤色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张馒头穿着黄军裤和一双解放鞋，一脚踢在狗屁股上，大黑狗立刻孩子般忸怩地蹭起张馒头的裤腿。张馒头迎上来说，师傅来早了，中午才开张呢。我从汽车里探出头说，是我！
　　 张馒头一看到我，愣住了，凑近我看看，然后退后一步，惊叫道，啊呀——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我钻出车子，和张馒头拥抱在一起，张馒头腾出一只手用力拍打我的后背说，你还是老样子，没啥变化。我说，你的变化太大，判若两人。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你为了追万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眼如电，唇红齿白，胳膊窝里擦香皂，全身冒香味。现在，咋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农？张馒头感叹道，岁月不饶人啊，你今天别走了，咱俩好好喝几盅。我说，我是来吃烤鱼的。张馒头说，哪有一大早吃烤鱼的，先喝茶！
　　 一会功夫，张馒头在院子石桌上摆了一套功夫茶的茶具，小巧的黑色紫砂壶，外加两只小瓷杯。张馒头烧着开水说，这里水好，再配上好茶，味道不一样。我俩用小瓷杯喝茶，张馒头用小瓷杯和我的小瓷杯碰了一下，就端起小瓷杯吱地一声把茶水吸到嘴里，咂巴着嘴说，你也喝。我仰起脖子把茶水一口喝了，张馒头给我续上茶水，我又一口喝了，连喝几杯，不渴了，我才擦擦嘴巴说，你这些年是咋毬回事？也不和我联系了。张馒头摆摆手说，这些年我过得不顺溜，没脸见你。
　　
　　 三
　　 张馒头说，我的一生经历了知青、国企职工、下岗职工、养鱼人四种生活。十七岁时是知青，二十一岁回城工作，在纺织厂做检修工，一直做到检修班组的组长。厂子倒闭时，我正好四十五岁，我从四十五岁没有了生活来源，开始想办法挣钱，摆摊修过自行车，摊子被取缔了。后来什么都做，还开店做生意，由于商铺地段不好，好地段的商铺我也租不到，也租不起，再加上没有周转资金进畅销货（畅销货都不赊账），开一个店铺赔一个店铺，最后和农民一样打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农民都累得不干了。农民可以回家种地还有宅院，我没地可种也没宅院，只能咬牙忍着，最后还是被老板开除了。当时，我都傻了，也像农民一样往城外走，走的毫无目的，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边走边想，当年下乡回城，能在纺织厂这样的大厂里挣一份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下岗后，遇上后来的高物价，高房价，高药价，让我苦不堪言，打工被老板剥削一遍后，又被高物价抢夺了一遍，接着还要生病，整天期盼自己有金钢不坏之身，永不生病。当时，下岗职工里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不少家庭以离婚逃离这个阶层。
　　 我没想到，我下岗后，也遇上了离婚，纺织厂分给我的五十平米蜗居给了前妻，我在城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知道，我父母是纺织厂的老工人，收入微薄还体弱多病，厂子倒闭把他们吓坏了，他们想不到这么大的厂子也能倒闭，恐惧和疾病使他们虚弱到只会喘息的地步。我没脸去麻烦他们，不停地找工作，不停地被老板开除，但我还是不停地从头再来，我也记不清被老板开除多少次了，开除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老了。老板有那么多年轻人可以用，为什么要用一个老头？虽说我还不到老头的岁数标准，可我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头，脸色黝黑，满脸皱纹，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背已经驼了，腿也弯了，好像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当时我只有一百斤，就是把我当头猪杀了也卖不了多少肉。
　　 听到这里，我插话说，你往城外走，为啥不找我？张馒头说，喝茶。把我的话堵回去了。我和张馒头又碰了一杯茶，张馒头接着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去哪。就是边走边想，想到自己的孩子要给后爹喊爸，还要看后爹的脸色，就难受地哭，边哭边打自己耳光。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从早上走到下午，慢慢觉得眼前的情景熟悉了，越往前走越熟悉，最后看到了我当知青时挖的水库，知青院子还在。一看到知青院子，我就再也走不动了，坐在知青院子门口哭，哭得腰里直抽筋。
　　 没多久，从院子里出来一个披西服的人，不客气地说我，喂，你大白天哭毬个啥？我站起来，抹把眼泪，哈哈腰说，我在这个院子里当过知青。披西服的人眼睛一亮，脸色好看了，翻着眼皮上下打量我说，你是这里的知青，那你知道这地方过去叫啥？我说，过去这地方叫槐庄公社红旗大队知青点。披西服的人紧追着问，大队支书呢？我说，叫徐满山，不过我们背后都叫他徐闫王，干起活来不要命。披西服的人听我这么说，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徐闫王是我爹。说着，披西服的人把我请到院子里，我看到院子里好多屋子都空着。
　　 披西服的人说，老哥，你还能回来看看，没忘了我们这些乡下人啊。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下岗了，没地方去，瞎走就走到这了。披西服的人听我这么说，了解我的处境后，就把我领出知青院子，领到水库边，指着水面说，这是当年我爹领着你们知青挖的，现在我承包了，在里面养鱼。你会养鱼吗？我说，当然会。当年就是你爹，硬逼着我去大队池塘养鱼，我师傅叫老黑，是个湖北佬。
　　 披西服的人说，我在村里办了企业，跑业务经常需要宴请，现在人嘴刁得很，说咱们村过去养有一种鱼很特别，鱼背上只有一条刺，吃着不扎嘴。我说，那是当年公社从南方引入养殖的罗非鱼，罗非鱼背上只有一条大刺，肉里没小刺，特别适合烧烤、红烧和清蒸。披西服的人，不，现在应该叫徐老板，徐老板说，我现在水库里养的就是罗非鱼。徐老板越说越兴奋，他说，我打算把过去的知青点建成集养鱼、钓鱼、吃鱼、住宿为一体的旅游景点。你既然是这里的老知青，就是个亮点，又会养鱼，留下来跟我干吧。
　　
　　 四
　　 这不是瞌睡遇到枕头——求之不得嘛。张馒头说他这一辈子最留恋的就是知青生活，知青伙伴们在一起和谐相处，真诚相待，那种真情和友谊是最纯的。每当想起那充满激情的时代，就会热血沸腾。可世事难料，我现在养鱼的地方居然是我当年下乡的地方。我在知青点里睹物思人，每天都会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生活的知青伙伴。
　　 那时候，虽说知青很苦，但很快乐，起码不担心下岗。像挖水库、挑苗、锄地、翻地，种麦、收麦、喂猪、脱坯、割草、养鱼这些活我都会做。现在，我在过去知青挖的水库里养鱼，不知道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结束，白天天老不黑，晚上天总不亮。我像鱼一样想睡就睡，没有谁喊我起来，醒来除了养鱼，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这样的生活，很悠闲自在，还有钱挣，我说不出好，也说不出不好。更多时候，我坐在水库边的草地上，一坐大半天，看水里的鱼，看鱼不厌其烦地吃水草，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这会儿，我又插嘴说，我记得1976年，我和你从纺织厂子弟学校高中毕业，面临着上山下乡，我在学校乐队吹小号，被部队特招入伍，临去部队时你还送给我一个钢笔。那时候，咱学校就在厂子生活区，厂子生活区和生产区隔着一条马路，每到倒班的时候，从厂区下班的人和去厂区上班的人就在马路上交织起来。我记得，只要不是半夜倒班，厂区和生活区的高音喇叭就会在工人倒班的时候同时放起歌来，放得最多的是朝鲜歌曲《卖花姑娘》。
　　 张馒头仰起脸来想了想说，那时候工厂多热闹呀，唉——你没下过乡，不知道知青那个苦，还有知青和知青点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知青是分散到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青点是70年代后期出现的，在城市附近农村设点，知青不再分散到各村而是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生产队，一般叫某某大队知青点。知青点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有单独的大院和土地，和当地农民是分开的。咱们市纺织系统知青点就设在市郊不远的农村，知青点归附近一个县管辖，有个大院子，里面是大红瓦盖的平房，有宿舍、会议室、伙房还附带一个菜园。当时在知青点的建设方面，国家还是想得很周到的。大队从知青点附近生产队里抽出几个贫下中农代表，到知青点带领知青劳动。贫下中农代表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干活的时候过来，干完活就回自己家。
　　 张馒头接着说，当时我们知青点有个贫下中农代表叫方永革，其实方永革不是农民，是写血书发誓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市里报纸宣传过他的事迹，他和市革委会主任握手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很是红火了一阵子。村里给方永革划了宅基地，盖了房子，他就是一个农民了。当时，方永革看上去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走路说话都低着头，像是在地上找东西。方永革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听收音机，不论走到哪里，他脖子上都挂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