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的爱情故事

一
　　 毕业回国那年秋天，托尼发来一封电邮，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来中国游玩，我没想到他准备得这么快。我们毕业的时候约定等他工作落实后再来，我当免费向导，最好能在中国过春节。他说准备在春节期间停留一个月，他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的爱情小说。
　　 托尼是我留学时最好的美国校友和朋友，我很长时间住在他家里，和他像亲兄弟一样。其实，他想来中国过春节，是因为我一直在暗地里说中国的春节很好玩的结果。尤其有一次趁他爸爸出车回来，我费了好大劲儿包了东北老家的水饺。从那以后，他就有了来中国的真实愿望。怎奈，他爸爸只是个卡车司机，祖父还一直身体不好，医疗的费用很大，虽然托尼在假期一直打零工，可那点钱只能勉强维持他的学费。
　　 托尼终于能来，还要感谢他所在出版社的贾德主任。贾德主任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迷，四大名著自不必说，他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特别着迷。所以当他得知托尼想到中国过一个中国春节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能写一部关于中国的爱情故事，最好有点传奇色彩，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假期，并报销你的费用。
　　 托尼学的是现代文学，所以，贾德的想法对他来说真是漂亮的主意，似乎上帝特别眷顾了他。他在信里说，这就是天注定。他一直找机会来中国，以前想的是如何玩，如何消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假期，认识一下他梦中的中国；现在，贾德给他假期并报销费用，他觉得如果不写一部中国式的爱情故事，至少对不起贾德对他的信任了。
　　 总之，那封信写得很长，一半用英文，一半用不熟的中文，很有意思。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九月份。
　　 那时我为了工作也是四处奔波。毕业之前，我本来看好美国的一家设计公司，但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初恋也一直在等我，她不想去美国生活，认为美国虽然会比中国好，但前十年不会太好，主要是她英文不行，担心找不到好工作。我工作的事一直忙到天开始下大雪，北国变成了冰天雪地。正在我犹豫留在哈尔滨还是去广州的时候，托尼的第二封电邮如期而至，他说一周后就到中国，签证和机票都办好了。
　　 我回家给他准备房间，他来中国，当然要住在我家里。
　　 收拾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两只纸箱，是母亲的一些旧衣物。在箱底，我看到一张相片，是那种老式的海鸥相机拍的，四四方方带花边的两寸黑白照。相片上是母亲年轻时和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女人，我问母亲这是谁？母亲说我好没良心，出国才几年就把关奶奶忘了。我当然没有忘记关奶奶，可我记忆里的关奶奶应该有六七十岁了。说起关奶奶，母亲说关奶奶现在的日子好了，多年卧床不起的老伴终于西去，晚年的她突然看开了，又找了老伴，还是哈尔滨的退休干部，一辈子没享到的福，这几年都享了。
　　 腊月二十，托尼如约飞到哈尔滨。刚刚下了一场雪，天气有点冷。我先陪他去了圣索菲亚教堂转了转，教堂并不开放，只能在外面看看。冬天的哈尔滨了无生气，街边的雪盖了一层灰，外地人都走了，街道显得空旷，一百商场也冷冷清清的。接着去中央大街，也只是看看，他对那些俄式风格建筑没有兴趣。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本来是玩，可上了飞机就觉得压力很大，一方面源于自己凡事必尽心尽力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贾德对他的期望。我说，你大可不必如此过虑，我们村的每个老太太都有一部中国式的爱情故事。
　　 其实，那天我翻到那张相片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甚至设计了几组镜头，像采访一样，去关奶奶家里聊聊天。我记得关奶奶非常喜欢跟人聊天，喜欢讲自己年轻时的事。托尼见我这么说，非常高兴，他虽不太希望整个寻找材料的过程都有我参与，至少我能帮他省下不少时间和精力。我知道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做事原则，所以没多说什么。
　　
　　 二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儿时的几个同村伙伴也来凑热闹。托尼没想到中国人这么热情，开始觉得不好意思，话也不太敢说。第二天吃过午饭，托尼和我还有母亲一起到关奶奶家串门，关奶奶见我领了个外国朋友，高兴得不得了。关奶奶确实老了，才几年没见，她脸上的皱纹明显增多，鬓角也白了，算算，快七十了。
　　 关奶奶的后老伴是个非常富态的老头，大肚子，像弥勒佛，红光满面，说话声如洪钟，一点也不像快八十岁的人。聊了好一会，我说托尼想听听您当年的故事，就是我们小时候您经常讲的，他想写一部中国的爱情小说。
　　 明白我的意思后，她有点窘，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事。
　　 “哎，”她说，“都是老黄历了，再说现在这社会，谁听那事。”
　　 “奶奶，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讲嘛，”这时，坐在一旁的老伴说，“孩子听了说不定回去拍成电影了，说不定美国人都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讲了。”
　　 “没事，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说。
　　 “那就从一九三一年开始讲吧。”她说这一句时，我看到她脸上有一丝不意察觉的笑容，显然，这句话一下子就使她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状态。
　　 我示意托尼打开录音机。
　　 “哟，还录音呢？”
　　 “没事，不然他记不住。”
　　 “那要讲不好呢？”
　　 “奶奶，没事。”我说。
　　 关奶奶一笑，就开始讲了。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天鬼子进东北的时候出生的。我一出生，父亲说，又是个丫头，扔了算了。我母亲就知道哭，我是第三个丫头嘛。她一哭，我父亲就心软了。本来我父亲早就说过，再是丫头就扔掉，无后为大嘛，我父亲虽然读过几年书，可还是不大喜欢丫头。
　　 “就这样，父亲一改初衷，好像一下子就认命了，不但没扔掉我，三个孩子里对我还最好。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先可我的，剩下的才是两个姐姐。这样我一直到六岁，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就知道玩，父亲一叫我认字我就哭，哭得天昏地暗，父亲也怕了。他只好每天除了生意就是管着两个姐姐学习，练字，背古文，不听话就打板子。我家是开米店的，还算有钱，一个老丫头不学就不学吧，反正长大了要留在身边的，招个上门女婿。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六岁的时候家里出事了。鬼子原来不太管米店布店这些小生意的，那以后就把我们这些米店都封了，说是没经他们允许不能卖，一粒米都不能卖。我父亲说，咱走，离开这地方，往南边走，总有吃饭的地方。”
　　 “叫你讲故事，你讲这个干啥！”关奶奶的老伴说，又笑着对我们说，“是不是？”
　　 “爷爷，没关系，怎么讲都行。”我说。
　　 “你懂什么！”关奶奶回头对老伴怒了一眼，“没有这些事，后面的事怎么讲。老实儿听着得了。”
　　 关奶奶还是原来的那个脾气。
　　 “父亲把家当都卖了，也没卖几个钱，其实也卖不出去。我们一家租了牛车往南走，走到天黑就被一伙人拿枪给劫了。几年后我才知道是土匪，他们说我父亲跟日本人做生意，是汉奸，没等我父亲分辨，就一枪给杀了。剩下我们母女四人真是不知怎么办。那个赶车的见事不好就跑了。母亲是个小腿女人，也不会赶车。那伙人散去之后，直到天亮，我们才被一对路过的父子救起。还是母亲跪下来求着说看在三个孩子年幼的份上。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拉着父亲的遗体往南走。走了一整天才到他们的村子，把父亲草草埋了之后，那男的说，你们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也帮不了你们，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要有亲戚什么的，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帮你去告诉一声。
　　 “他家是山东逃荒逃到东北来的，有几年了。当时，他那个儿子才七岁，比我大一岁。长个那个难看，我以前经常跟父亲出门，也没见过谁家的男孩儿长得那么难看，额头特别大，耳朵也大。可是呢，难看归难看，他就爱跟我玩。我们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天，我母亲又托人送走了两个姐姐，就剩下我们两个。我那时还小，也不懂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后来我母亲就和那男的在一起了，兵荒马乱的，有时候吃饭都成问题。那男的也就是我的继父对我非常好。一转眼的功夫，我们就都长大了，我记得那时我十四岁，铁蛋十五岁。这时候日本鬼子就撒了，这边两个军队又打起来了，打到我们村儿上的时候，一颗炮弹把我们家的房子炸了。当时我们正准备逃，大家听说国民党的军队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的嘛。我继父走的时候说有什么地方落屋子里了，回去找，就这时候被炸死了。我们三个都没功夫哭，赶紧跑。我母亲小腿，也跑不了多快，眼见着国军的队伍就开进来了，吓死人了。可人家根本没理我们，浩浩荡荡地进了村子。我们家没了，房子也没了，继父也死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往哪里走啊？我母亲说，我们再回去，找他们去，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呢？能不能给老百姓一条活路？铁蛋说，我去找他们当官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铁蛋就去了，当兵的先把他轰出来，他就拿石块去打，最后，一个什么团长把那个当兵的骂了一顿。铁蛋见到团长，说你们把我家房子炸了，我父亲也被你们炸死了，你们要赔，我们三个人没吃没喝也没地方住，怎么办？团长说，不是我们炸的。铁蛋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团长说是中国人，可我们也不想打啊。铁蛋说，那你们就得管我们。团长一看这小子嘴巴还挺厉害，正好身边也缺个跑腿的，就说，你愿不愿跟我干，有吃有喝，还有你们住的地方。铁蛋说那最好不过了。回来他就一五一十地跟我们讲，我母亲说，那就这么办，总比无家可归强。
　　 “就这样，铁蛋算参了军了，还是国民党的军。”
　　 如果继续讲下去，故事一定很精彩，只是讲到这里的时候，电话铃声大作。关奶奶听了几声电话响，回头对老伴说，愣着干什么，接电话啊，又是凌子吧。
　　 爷爷挺着大肚子走过去接电话，真是他在哈尔滨的孙女凌子，说小年那天准备过来，先报告一下。爷孙俩在电话里好一顿聊，看样子孙女是在爷爷膝下长大的。
　　 眼看天要黑了，母亲示意我们回去，关奶奶有些不舍，我和托尼也不想回去，故事刚开始讲，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母亲对关奶奶的后老伴非常客气。
　　 母亲说故事哪天来都能听，奶奶和爷爷还要休息。
　　 我给托尼说了这意思，他显得不好意思，想用中文表达，又一时想不起合适的词，终于说了句对不起，闹得关奶奶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我赶紧对关奶奶说没事，他就会这一句。
　　
　　 三
　　 晚上吃过饭，托尼想把录音抄下来，可是关奶奶的口音有点怪，平卷舌有时不分家，还常有一些山东的方言俚语。他总反复听一个句子，我说还是我来吧，你这个抄法要抄到天亮。他只得做出无奈的样子交给我。抄完后，我说我来译，他说那可不行，必须自己译。他毕竟是学文学的，平时也修中文，当然能看懂我写的大白话，他翻译过去的英文更地道。
　　 他译完，又开始读，我说没这个必要吧，他说，不读语感找不到。正在这时，我女友晓华来电话，说第二天要来看我母亲，和一位外语学院的女伴一起来，我说我认识吗？她说也许你认识，也许不认识，怎么，你想认识吗？语调与平时电话里相比，走了样。
　　 “谁要来？”托尼问。
　　 “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我随口说。
　　 “真的？”
　　 “真的。”
　　 “普通朋友可以，”他放下笔说，“女朋友不行，我没这个准备。”
　　 “爱情不是谁都可以准备的。”
　　 “那也不行，我没准备，你知道，我有重要的事。”
　　 “你可真笨。”
　　 “你又骗我，中国人说话总有几层意思，很难猜。”
　　 第二天晓华来的时候，并没有她电话里说的女伴，我有些失望。托尼偷着跟我说，不是说还有一个吗？我说你不要，人家不来了，他愣了一下，发现又在骗他，打了我一下。女友是来看我母亲的，买了好多礼物。母亲很高兴，两个女人聊了一会，进厨房包饺子去了。
　　 不一会，晓华过来说，我朋友在她爷爷家，我刚问阿姨了，就是你关奶奶家。
　　 我和托尼喜出望外，这个机会真难得。吃过晚饭，她给凌子打了电话，我们三人就去了。母亲说她要看电视剧，“你们去玩吧。”
　　 关奶奶见是我们，非常高兴，还问你妈妈怎么没来，我说在家收拾呢。我知道关奶奶还惦记着没讲完的故事。女友和凌子两人准备出去玩冰灯，要出门时，凌子问托尼去不去，托尼看到凌子一直暗地里注意他，就有些不好意思，说他还有事。凌子问什么事，托尼说，你问他好了，指了指我。
　　 “凌子，你还会外语啊，奶奶才知道。”关奶奶说。
　　 “奶奶，我就是学外语的呀。”
　　 “那你们去玩吧，我答应他们的故事还没讲完。”
　　 “什么故事？我也要听。”
　　 “你们去玩吧，女孩子听不懂的。”我对她们说。
　　 “凭什么奶奶讲故事不让我们听，你说是吧爷爷。”晓华对爷爷说。
　　 “好了好了，你们都来听。”爷爷把电视关掉。
　　 月亮升起来了，露出一张笑脸；星星也在夜空闪烁，互相挤啊挤的。我喜欢家乡冬天的夜晚。在月光下，在雪地上，孩子们忘情地打闹追逐，走家串户，遇到好看的电视就看一会儿，遇不到就一窝蜂似地去冰天雪地里玩捉迷藏了……
　　 “上次讲到哪里了？”关奶奶说。
　　 托尼把录音机打开，奶奶一听，笑了，“我的声音这么好听啊。”
　　 “是啊奶奶。”凌子说。
　　 “铁蛋参了国民党的军，那个团长给我和母亲找了个住处，有吃有喝的，时不时地派个兵来看看我们少什么。我母亲不求什么，只求那个团长别叫铁蛋去打枪，在他身边干什么都行，端茶送水天天洗脚都行。铁蛋平时很笨，也不太爱说话，可是在团长手下没到一年就完全变了样，人也长高了，一下就比我高一头，嘴巴也变得特别甜，在团里混得人模狗样的。一年以后，团长的部队失利，后来被这边的解放军抄了后路，团长和手下的几百号人就往南边跑了。跑的时候铁蛋说我不跟你们去，我要留在这里。团长说你不去就崩了你，铁蛋说，你都想崩了我，还是不想叫我去；团长说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你不去肯定不行，我要崩了你，手下的人还怎么跟我？你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在家里又多一个人吃饭。铁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回家留下几块大洋就跟着部队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