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苗

1
　　 我推开院子里的铁门，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我爸林广文和一帮村里的人都在我家院子里席地而坐。
　　 看见我进来，一群老头和半大老头都似挣扎着站起来，一起朝我笑。那些笑脸都很古怪，让人不由要起冷痱子。我爸原本在石榴树下的马扎上坐着，看见我进来，也晃晃悠悠站起了身。他指着那些人慢声细语说，他们想求你说个人情，来了一个多钟头了，一直在等你。
　　 我“哦哦哦”地应，却并没有朝谁看一眼。女儿林林还在弹琴，是那首我听了一千遍的《命运交响曲》。虽然声音很小，可我还是听出了一股怨气。林林的脸热得通红，头发都被汗水润湿了。储藏间有只小风扇，可那只风扇根本没转。我说，林林别弹了，不知道外面有客人嘛！林林小声说，妈妈，那些人怎么还不走啊？院子里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我能听见，其他人估计也能听见。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那些人，脸上的笑意果然都被什么盖住了，表情讪讪的。说实话，推开院门的一刹那，我心里的火就腾地蹿得老高。我在心里埋怨我爸，大热的天弄这么多人来干啥，真要把人烦死？
　　 可脸上还要笑。我让林林去冰箱里给姥爷舅舅们拿冰棍儿，每人一根。细一打量，还有辈分更高的刘姓三爷，连忙补充说，还有太姥爷。那些人却都客气地说不吃不吃。我家西院的张大明追在林林后面把她捉了回来。这些人中我顶不待见他，甚至不愿意看他的倭瓜脸。可张大明很显然是这群人中的代言人，他在哪儿都是抛头露面的。他说，林敏，你不用麻烦，老少爷们儿今儿个就是请你帮忙说句话，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来求你，你不会不给面子吧？
　　 那些人都齐齐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只有我爸站到了人圈外，像个局外人。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自己先嘀咕他们来找我会是什么事。村里人过去也有人找过我，他们总以为我在报社当记者就算是个名人，就能办他们办不了的事。我很怕那些人和那些事，因为我清楚我比他们强不了多少。他们还能舍下脸皮到哪里去闹一闹，而我呢，上街被人撞了腰踩了脚也不好意思跟人辩跟人争。我小心地问：“你们来这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我办得了，哪里用得着你们求我啊。”
　　 我爸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说，让你张大叔说，他一说你就清楚了。
　　 张大明说，你一定知道村里与永和集团闹纠纷的事吧？
　　 我说，我知道。
　　 因为隔三岔五回趟家，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我都一清二楚。我妈黄彩秀是那样一个人，村里芝麻大的事也会当成西瓜说。中隅村就在城西老城墙的外头，过去与城市隔着几十米的青苗地。后来时兴卖地，村庄与城市之间的青苗地被买走了。当时的地价只有几万元钱一亩。那时的观念是：别人看上你的地，是你的荣幸。三关四隅那么多地，独独有人买你这一块，你不荣幸是什么？不单要荣幸，还应该敲锣打鼓庆贺。地少了你就可以少挨累，就可以去做生意挣大钱，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所以那时的干部下来做工作都这样说：晚卖不如早卖，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是被永和集团买走的，这与卖第一块地，相差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这十五年间，村里的地由几万块钱一亩，翻到了百万元。几万块钱卖地的时候，村里倒天下太平，人们都乐呵呵地觉得自己离城里人很近了。卖到一百万，村里的人则像坐在了烧红的铁锅上，乱成了一锅粥。村里人乱，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平均只拿到了几万元的补助款，觉得吃了大亏，更重要的是，村里人根本就不想卖这最后一块地。他们现在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子孙后代的事，觉得眼下的卖地不仅是断了以后子孙的活路，也断了自己现在的活路。以张大明为首的一群人到处告状，说地不能卖，中隅现在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块地了，如果连这块地也卖了，中隅人就两手空空了。没了土地的人多凄惶啊，一把葱要买，一把菜也要买。现在蔬菜的价格多贵。那些补助款，还别说闹个天灾人祸，就是光买葱买菜买粮食，这点钱能吃几年呢？
　　 这当然是村里人的说法，村里人的说法有时不算个说法，土地该挂牌挂牌，该出售出售。永和集团出天价收购了中隅的最后一块地，极大地提升了本城房地产的价格，用官方的话来说，也极大地提高了本城人民的消费水平。
　　 永和集团购得的土地是要建设高档别墅群，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迟迟没有动工，他们只是用铁丝网把土地紧紧地圈了起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村里人见不得土地闲置，拧开铁丝网，在里面撒了些种子。眼看庄稼就要成熟了，永和集团却开来了大型推土机，把那些庄稼全推了个一干二净。问题是毁了庄稼以后土地仍是闲置，永和集团并没有开工的意思。
　　 永和集团就是这样欺负中隅人。他们听任土地躺在那里长杂草，也不让村里人种几棵庄稼。这次张大明他们告状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求永和集团赔种子、化肥、农药和误工费，找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反映情况，还给报纸写信，可告到哪里都没人管。最后，他们想起一个辙，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跟法律要个说法。法院曾经派人来取证，但对村民们说，他们胜诉的可能性极小。
　　 “林敏，你去跟宋院长说说，无论如何帮帮咱们的官司。”张大明从裤兜里拿出一沓钱往我手里塞，“这些钱都是我们大伙的，一分不用你花。你只管求人办事，不够我向大伙去凑。我们也没别的更高的条件，就是让永和集团赔我们青苗费，他们不能白毁我们的庄稼。”
　　 一听这种事，我头就大了。我连忙把他的手往外挡，我说：“我与宋连江没关系了，你们找错了人。”
　　 张大明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话不好说，到底是离了几年婚了。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说话还是比别人顶事，他到底还是林林的爸爸。”
　　 我心里的火已经拱到了喉咙口，我艰难地把那些火朝下压了又压，说出来还是有了枪药味。我沉着脸说，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会管，你们回去吧。你们如果想找宋连江可以自己去，但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我。
　　 我这话像是捅了马蜂窝，他们大骂开发商不是人，用很少的钱买地，却用很高的价格卖楼，这一买一卖却要了庄稼人的命。
　　 “那些地可都是肥得流油啊，种啥长啥。白白在那里躺着，我们看着心疼啊！”辈分最高的刘姓三爷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他儿子得了白血病，分到手的几万元钱还没焐热就被送到了医院里，至今还不够呢。
　　 阳光流水似的在我眼前晃动，晃得我头晕。村里人的难处我都知道，可我知道没有用。那些纠纷像我曾经的婚姻一样错综复杂，哪是我能管得了的。
　　 张大明的两只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我，我讨厌他那种有棱有角的眼神。他说我们也是实在没路走了才来找你，你就不能帮我们说句话？
　　 我努力缓和着语调说，我说也没用。
　　 张大明的眼睛立起来看我，话说出来黏稠得很：“你没去说怎么知道没用？我们这么多人跑来找你，你好歹也去说一说，说不成我们也不怪你！”
　　 我坚持说，我是不会去的，要去你们自己去。
　　 张大明的脸暗了，话再说出来冷飕飕的。他说：“林敏，我知道你不好求，没想到你这么不好求。我们这么多张老脸你都不给个面子，我看你是不想登中隅的门了！”
　　 他狠狠剜了我一眼，率先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忽然转过身来，说：“那样好的男人你都往外推，看你还能找个啥样的！”
　　 一群人呼啦啦在后面跟着他。我爸想拦住后面的两个，但被人使劲一甩，差点甩了个跟斗。他满脸羞愧，急切地叫我的名字，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开口拦住那些人。我不说话。我看着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身影在门口消失，我把铁门“咣当”一下关闭。
　　 我爸曾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满是惊慌和惶恐。惊慌和惶恐的眼神在门缝里闪了一下，就被铁门夹碎了。
　　
　　 3
　　 关上铁门，院子骤然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安全而又宁静。
　　 我爸走了。我关门的声音很重，震得自己心里一颤。他是很希望我能在中隅人面前答应他们的请求，为了这场官司，他是希望我去找担任法院院长的前夫宋连江。可是，在众人面前，我居然驳了他的面子，也驳了村里人的面子。
　　 林林小心地看着我，长睫毛小刷子一样在我眼前闪来闪去。“你为什么不去找爸爸？他也许会帮你。”林林的话说得有些犹豫。
　　 我说：“大人的事你少管。”
　　 林林一跺脚：“我不小了，都十四了！”
　　 我离婚十年了，从没主动找过宋连江。当初离婚时，宋连江曾对我说，什么时候混不上碗边儿了还可以去找他。那个时候宋连江还只是一个法院的审判员，就自负地目空一切。我反唇相讥说，我和你都是国家干部，混不上碗边儿的人怎么就一定是我？宋连江仰脸望着天，挑战似的撂下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吧。”
　　 有一年，事业单位搞改革，中央有文件，说先挖渠后放水，意思是先找就业门路，然后再财政断奶。我们单位的领导是风云人物，对改革的事总是很积极。他先后筹措了一百多万办经济实体，指望有一天财政不养我们了我们能自己养自己。几年以后，那些钱不但没能生出钱来，反而赔得血本无归。单位领导三天两头被法院传，弄得我们每个月只能领到很少的一部分工资。离婚时宋连江给我开条件，要房子就别要孩子，要孩子就别要房子，我当然选择了要女儿。那个时候我还有梦想，觉得自己能给女儿挣一套能放钢琴的房子。几年下来，想法已经没了，单只剩下梦了。房子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像一座空中楼阁了。
　　 宋连江却当了法院院长。人们都说他升得快的原因是因为胆子大。别人不敢想的事他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他做法院副院长时管基建，盖办公大楼。原本计划盖六层，宋连江自作主张改成了十三层。多出来的预算他跑市里和国家各部委去化缘，居然把楼盖成了。公检法司几幢大楼在一条街上，唯独法院的大楼鹤立鸡群。很多人都说他有本事，如果给他个省长干干，他能把半个国家的钱都划拉到手。
　　 大楼落成了，法院院长却意外出车祸不治身亡。宋连江从几个副院长中脱颖而出，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即使我有一百个理由蔑视他的为人和官位，也不得不承认，他活得比我好。
　　 我妈曾因为我离婚上吊过，也吃过老鼠药。婚姻是她给我选择的，她不舍得宋连江。她把上吊的绳子搭在肩膀上，举着花白的脑袋在园子里找歪脖树；用五香粉冒充老鼠药，搅拌进玉米粥里，仰着脖喝下去，合衣躺在床上装死。她还嚷嚷着让全家人都跟我断绝关系，不认我这个闺女，却认下宋连江这个儿子。宋连江给她当了好几年的“儿子”，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宋连江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谁都以为宋连江是对这个家和这个家里的人有情分，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我对林林说：“我们打个赌，猜猜你姥姥今晚会不会打来电话。”
　　 林林说：“我猜会打来。你不听她的话，她迟早要骂你。”
　　 我说：“我怎么没听她的话？”
　　 林林说：“她让你去找爸爸你不去。”
　　 我说：“她没有让我去找。让我去找的是你姥爷。”
　　 林林认真地说：“姥爷最听姥姥的话，没有姥姥的命令，他不会来咱家。”
　　 我妈黄彩秀却一直没有打来电话，让我预备挨骂的那颗心，一直悬在那儿。她是个最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不止不愿得罪，还留神一切机会讨好。哪怕我家门前跑过一条狗，她也要看清楚是谁家的狗，留待哪天遇到了狗的主人，奉承几句。我这样大面积地得罪村里人，在她眼里是滔天大罪，是比要她的命都严重的事。
　　 她不打来电话骂我，我很担心。我心里敲着的那面小鼓就一刻也难停下来。她年纪大了，心脏不好，一生气就嘴唇青紫脸色苍白，她再经不起折腾。她不打来电话就证明她还在生气，而且气得不轻。我不怕她骂我，她骂我的时候，我最起码知道她还好。我翻来覆去想那天的事，想我的态度，想我对村里人说的话，觉得过了，太过了。如果来的只是张大明一个人，我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两家只隔着一堵墙，张大明做过许多违背常理的事，把我妈气得号啕不止。我妈一生的许多眼泪大都与这位芳邻有关。他家翻修新墙，为了自己多占地就敢明目张胆地移过来一个墙基。
　　 张大明还给了一个理由，说我家院子大。
　　 我妈的理由当然更是理由。她说我爸林广文是个窝囊废，我们家但凡有一个顶事的，张大明也不敢如此欺负人。这种局面后来止于我与宋连江的婚姻。我们是夏天结的婚，秋天还没有到，张大明家的墙基像长了轱辘一样移回了原位——他的儿子摊上了官司，他每天都在巷子口瞄着宋连江，想打听案子的进展情况。宋连江并不理他，只是当着他的面拍拍那堵墙，张大明的脸就红了。
　　 我一个一个去想那天来的人。除了张大明，还有辈分最大的刘姓三爷，七十大几了，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整天为医药费发愁。还有杨大生，还有张广海，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各有各的难处。虽说守着城边子，也只会经营几亩地，都是把地看得比天大的人。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几个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我家，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走到我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