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妹妹叫桃花

　　 序引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
　　 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相见欢》）
　　 桃花去世周年之际，我独自一个人去了桃花的坟前祭拜。
　　 清理坟上杂草，摆放贡品，摆放冥纸，供桌前绕着冥纸画上个封闭的半圆，然后便是点燃冥纸。
　　 等冥纸快要烧完的时候，肃穆地站立在墓前，规规矩矩地行上四个鞠躬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
　　 一切已经做完，又在墓前驻足伫立，久久不肯离开。
　　 虽然桃花离去已有一年，然而我的心，却一直未曾平静。
　　 桃花走了。悄悄地走，正如她悄悄地来。带着她永远的漂亮，带着她永远的自强，带着她永远的倔强，带着她永远异样的目光，还有她的追求与梦想，飞向了遥远的天国，梦中的天堂。
　　 永远忘不了，桃花临终时的情景。在医院里，我们的最后一面，还有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它，像烙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也许会将伴随我的终生，虽然只能是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我也像她一样地随风飘去。
　　 思绪又回到了一年前，又回到桃花临终前的情景。
　　 在医院病房里，桃花躺着的病床上，已是有些气息微弱，但，依旧是美丽漂亮，依旧是闪烁着那异样的目光，拉着我的手，用着那仅存的微弱气息，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哥，哥，我，我，要把，要把，这辈子，这辈子，最想，最想，说的话，告诉你。我，我，其实，其实，很想，很想，给你，给你，当媳妇儿。”
　　 桃花用尽她最后一点力气，说完了她最后一句话。然后，溘然闭上双眼，面带微笑而去。
　　 师生和护士们跑了进来，又是按胸又是人工呼吸地做了一番毫无意义的“人工抢救”之后，便宣布了桃花死亡的消息。
　　 然后，便是桃花的儿子儿媳的痛哭，便是医生和护士们的“劝慰”，便是护士们开始收拾病床，便是……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桃花去了，带着她的遗憾，她的梦，还有她的微笑，像风一样，飞向了她那梦想的天国。
　　 桃花出殡的日子我没有去，怕去了出洋相。而且我知道，去了一定会出洋相的。
　　 桃花走了，我的情绪很是低落，借故向老婆请起了假。
　　 “老婆，最近工作忙，要加班，回不了家。”
　　 “很忙么？”
　　 “很忙！”
　　 “真的很忙？”
　　 “真的很忙！”
　　 “恩，那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谢谢，你也是，也要注意，也要保重！”
　　 “恩，也谢谢你！”
　　 话讲完了，便挂掉了电话，我没有理会老婆那异样的追问和异样的口气。
　　 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逼仄的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屋顶上的天花板出神。不禁想起了白居易《下邽庄南桃花》这首诗来：“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日暮风吹红满地，无人解惜为谁开。”
　　 一
　　 桃花是我妹，异父异母的妹，跟我没有任何血缘联系的妹，然而，又不是像现在的那样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妹”。
　　 我和桃花是发小，是邻居时的发小，也是发小时的邻居。
　　 我和桃花出生在一个距离城市有些遥远的一个小山村子里。
　　 这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大路通向外面的世界。虽说是个山村，但也景色优美，祥和宁静。周围不高的山上，花草树木繁盛，一到春夏之时，便是满山苍翠，百花盛艳，更有那从远处深山里流来的一条小河，从村子外的不远处流过，涓涓细流，清澈透底，缓缓而去。
　　 村落不算大，也不算小，算是个中等村落，有二百多户的人家，八九百的人口。村民古朴淳厚，心地善良，安于平静，友好和善，即使是在那个充满了动荡的“十年文革”时代亦是如此。
　　 时至今日，多少年过去，虽说，村舍建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来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变成了高大漂亮的红砖绿瓦房，甚至还有不少的二层三层的小楼，但是，花草树木繁盛依然，小河清澈依然，民风淳朴依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这个村子的东边边缘上，有两个只有一堵破烂土墙相隔离的简陋院落。两个院落中，住着非常和谐又彼此相互关系非常友好的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又是由两对年轻夫妻组成。
　　 这两个院落，就是我们当年出生的地方。这两个家庭，就是我们当年出生的家庭。这两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和桃花的父亲母亲。
　　 据父亲讲，桃花的父亲母亲，来自于一个大城市，至于是哪一个大城市，父亲没有讲，可能父亲也讲不清楚。
　　 桃花的父亲母亲，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年，桃花的父亲母亲，一同积极响应上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从大城市来到了我们村，做了知青。不久，桃花的父亲母亲又再一次积极地响应上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结婚成家，真正地留在农村扎下根来。
　　 桃花的父亲母亲来到我们村，我们村的人们很是热情。
　　 桃花的父亲母亲结婚了。村子里便主动地把我家旁边那座没有主人的院落给了他们。在我的父亲和母亲等一群村里人对院落进行了一番的修整之后，桃花的父亲母亲便搬到了这里，跟我的父亲母亲做起了邻居。
　　 桃花的父亲母亲母，是来自大城市的知青，是当年脱离了城市，又没有回到城市的知青。男的高大帅气，才华横溢，女人娇媚缠绵，漂亮温柔，真正的一对才子佳人。
　　 有时候，命运这东西还真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桃花的父亲母亲，原本城市人，后来变成了永远的农村人，连同他们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地道的农村人，但他们的孩子却变成了城里人。你说命运这东西怪不？
　　 据母亲说，桃花的父亲，觉得自己来自大省城，读过书，闲着没事，总爱弄上两句拽词，卖弄点狗皮膏药。桃花的母亲，虽然嘴上一直嫌他酸，但心里面却一直是挺喜欢。
　　 而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上过一段私塾，在当时乡下也算是个“文化人儿”，虽然不像是个过去的酸秀才一样文绉绉的，净是倒弄“你可知回字有哪四种写法”这样的破事，也经常是说起话来拿经论典，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显摆自己有点学问似的”，总装上点“有文化”人的模样。
　　 也许是两个家庭的男人“志趣”相同，或者说是“臭味”相投，也许还有其它什么别的原因，反正大家是一见如故。不久，两家便成了除了老婆之外其他一切都可以变成一家的好邻居。
　　 那时候，两家相邻而居，用一垛矮矮的还有好几处豁口的墙隔开，两家人有事没事就往一起凑，恨不得整天除了睡觉以外连吃饭都想混在一起。
　　 两家孩子的出生，又进一步加强了这浓厚的友谊。
　　 我和桃花，同年同月同日而生，只是不同时。我们都出生于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农历丙午年闰三月廿六），我是上午，她是下午，就因为这几个小时的差异，我成了哥哥，她成了妹妹。
　　 据说，在我们还是襁褓中的婴儿的时候，两家的家长就经常把两个孩子抱在一起逗着玩耍，有时还要进行一番的欣赏。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刚刚出生不久的我们，变成了彼此给对方带来欢乐的“宠物”，用那稚嫩的小手、调皮的小脸还有那滑稽的“咯咯咯”的笑声。
　　 稍大一点，蹒跚学步，我们又变成了彼此相互搀扶的拐杖，手拉手，一起磕磕绊绊，一起跌跌撞撞，一起跟头咕噜。
　　 那时候，只觉得桃花妹妹很好玩，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摆摆，总是“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那时候的桃花，好像也很爱哭，要是我们的父母不在旁边的话，每次一哭起来，都得由我这个哥哥来哄上好一会儿她才会咪咪地笑起来。
　　 桃花长得俊，她的父母也很会给她打扮：圆圆的脑袋，头上梳一双小抓髻儿，胖胖的小脸儿，一笑嘴边还有两个小酒窝儿，脑门上点了个小红点儿，下面眼睛，黑黑的、小小的，笑起来眼睛一眯，就像月牙儿一样，圆圆的鼻子下面,有一张樱桃似的小嘴儿。
　　 再稍大一些，我们又变成了整天寸步不离的影子玩伴。
　　 在那时候，“老猪背媳妇儿”是小孩们经常玩儿一种的游戏。在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老猪背媳妇儿”游戏时，我们又成了彼此的“新郎”和“新娘”，虽然当时我们谁也不清楚这“新郎”“新娘”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有时候，双方的家长拿我们取乐子寻开心，当着我们的面一起问我们：“你们最想做什么啊？”每当这个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不约而同地回答：“跟哥哥（妹妹）一起玩儿。”双方家长又彼此发出一片开心的笑声。
　　 幼年时代的时光是美好的。我们一起欢乐，一起开心，一起打闹嬉笑，一起走过我们金色的童年。
　　 转眼我们到了七岁，该上学的年龄了。我们又背着书包，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了同村小学的同一个班级，成为了同桌，她坐左边，我坐右边。我们一起上学校，一起进教室，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放学，一起回家，除了不一起上同一个厕所。
　　 在我们小学的最初几年，正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那时候，在学校里，从中学到小学，学唱革命样板戏是非常盛行也最为时髦的活动。在那样的活动中，我和桃花，也有幸成为了小学校里最抢眼的红小兵样板戏小剧团的男主角和女主角。
　　 演话剧《白毛女》的时候，我演大春儿，她演喜儿。在舞台上，我们尽情地表演。
　　 “大春哥！……他们……他们打死了我爹爹！”
　　 “喜儿，别担心，有大春哥在！”
　　 “你们这群恶霸，想抢走喜儿，休想！”
　　 ……
　　 每当一演到到这样的场景时，台下总爆出一片的热烈掌声，还有一片的喊“好”的声音。
　　 不管当年那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样板戏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但是，在那时候，在那小小的学校里，为了追形势赶时髦而搞起来的学校革命小舞台，也确实给我和桃花带来过无限的激情与快乐，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同台展示表演的机会。
　　 在这个舞台里，我们共同享受着快乐与美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进入一片的哀默中。再后来，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又进入一片地欢庆胜利和揭批“四人帮”的声浪中。再后来，社会似乎归于平静。样板戏这种舞台也淡漠消失。那时候的我们，曾一度充满遗憾。即使到了后来，我们也一直都在怀念着那个小舞台。
　　 二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夏季。
　　 那时候，学校里已经发生了些根本性的变化，升学入学，都告别了以出身定学校而代之以成绩定学校，进入了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
　　 那一年，我和桃花两个，又一同凭借本公社（后来改称为乡或镇）亚冠军（她是冠军，我是亚军）的优秀成绩，考入了当时县里特意新成立的唯一的一所专门从全县各地招收优秀尖子学生的重点初中学校—县一中附属初中。
　　 九月份开学入学，我和桃花又进入了同一个班，又做了同桌，她在左边，我在右边。
　　 那时的桃花，俨然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女：长长的一头黑色秀发，像一条黑色的瀑布一样垂在脑后，前面留着齐眉的刘海儿，盖在她那宽宽的额头的上方，两道淡淡的、短短的小眉毛下面，有一双水灵灵的好像会说话似的眼睛，流露出一丝调皮的神色，美丽的眼睛下面，有一个微微上翘的小鼻子，再下面是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再看那穿着，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裤子，一双白色凉鞋，一身的白色，透着一身的清亮。
　　 初中的男生女生，已经到了有些男女有别的年龄。
　　 那时候，学校里的男生女生，或者是有些害羞，或者是故意避嫌，一般大都彼此离得远远的，若没有什么脱不开的事，很少说话，否则，就可能要招来同学们闲话。
　　 而且，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和陈旧，不像现在的初中生，若是哪两个男女同学被人说成是谈恋爱搞对象之类的，顷刻间就会变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被人们议论纷纷地非议，还有可能招来老师的责问与干预，甚至是处分。
　　 我和桃花，没有顾忌这些，我行我素，依然像原来一样，毫无男女性别观念地“肆无忌惮”地交往。于是，很快在同学中就有了我们的闲话。刚开始，是人们背地里偷偷摸摸地说，后来便是公开地说，再到了后来，甚至有一些人还公然当我们的面喊起了我们“小夫妻”来。闲话越传越广，一时间，成为了我们整个初中年级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和桃花，则成了这爆炸性新闻的主角。
　　 而我和桃花，每当听到人们说着我们的闲话的时候，我们除了跟他们讲一些“我们只是好邻居”“我们只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之类听起来毫无说服力的枯燥乏力的话以外，好像也没有给出过人们够多的强而有力的“辨解”，也没有给出过人们很是充分有力的驳斥他们那些闲话的有力“依据”。而且，等到时间一长，干脆连这点子解释也懒得做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曾避讳，仍然还是那样毫无男女性别观念地“肆无忌惮”地交往。
　　 一不小心，这话也就传到了班主任的耳朵里。班主任可能觉得这事确该过问一下，于是便把我和桃花叫到了她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