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

摘要：这是一件发生在打工者身上的事。近处看是一件小事，不起眼，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远处看，又不像一件小事，我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事，所以把它写了下来。 一
　　 很久以来，我不知道如何去写哑女的事，我心里一直犹豫，是写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还是像以前一样，写一个我认为还可以接受的小说。当然，在我这里，故事和小说有时难分彼此。我倾向于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这样，故事就要有开始结局这些要素，可我对哑女不很熟悉，我对她的所有了解加起来，好像不足以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写成小说，我也一时想不清我要讲什么。因为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城市里，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写他们生活中的这些片断，到底有什么社会意义或价值，因为书上说，小说就是要有一定社会意义或价值，我不懂这个。所以“把她写下来”这个想法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我想是因为，假如我不写，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难动笔，我不想这样。
　　 但真正促使我把哑女写下来的动机，是上个月我遇到了她母亲，她的在一夜间头发花白的母亲。当然我对她母亲也不很熟悉，她原来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工作，每年农忙的时候回老家，忙完了就回来。她母亲有三个孩子。
　　 我刚来这家工厂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哑巴。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会穿衣服，可以说有一点品味，平常那些打工妹穿的花哨衣服，她好像没有。她身材好，长得也算漂亮，长发，大眼睛，笑起来还有一对小酒窝。
　　 那时候我刚进工厂，经常到车间取数据，一进车间就能看到她，她工作的位置紧挨着车间门口。她是一名机器操作工。具体工作就是给面料上扣，这个工作很简单，熟练之后，外人只看到扣子一个个飞速地扣到面料上。哑女是这家工厂最好的工人，也是连续在岗时间最长的工人，从十六岁进厂，已经八年了，她母亲和弟弟妹妹刚进厂一年。我听刘姐说，老板曾对哑女的母亲许诺，将来姑娘结婚，他要出一份大礼。在浙南这个小镇上，女儿的嫁妆是很厚的，如果非要算成现金的话，平常人家也要十万左右。即使给老板的承诺打个对折，也至少是哑女两年的工资。
　　 午间和傍晚休息的时候，我经常遇到刘姐与哑女的母亲在院子里聊天，用陕北方言。慢慢地我才知道，哑女的母亲是河南人，年轻时嫁到陕北，几年前全家人又搬回了河南。刘姐说，哑女的母亲和他是老乡。
　　 刘姐是男的，工厂的人都叫他刘姐，我和他熟悉之后也这样叫，他对此倒不在乎。他是个很乐观的人。当然，他背后的事与哑女的关系不大，我准备在另一个故事或者小说里单独写他。刘姐从九岁到十九岁一直在戏班学戏，十九岁按父母之命结了婚，也就不再唱戏。他说他是唱旦角的。
　　 我到工厂两个月后赶上国庆节，老板组织大家去旅游。我上大巴车的时候前面已经没有空位。我很讨厌坐长途大巴，怕晕车。我只好往后走，哑女坐在后面，她的旁边有一个空位。我略有不安地坐下来，哑女见有人坐下，扭头看了一眼，笑了，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
　　 我说：“这里没人坐吧？”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笑，耳朵里塞着耳机。
　　 我坐下后发现，前面就是刘姐夫妇。我拍了拍他，他好像还没睡醒，半睁着眼睛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哑女。
　　 他对哑女说：“没事。”又比画了一下。
　　 哑女又朝我笑了一下。她继续听她的音乐，我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我对她不熟悉。
　　 也就是那次旅游，我才知道她是个哑巴。
　　 在刘姐向她比画那一下的时候，我以为刘姐怕她听不到，她戴着耳机，可是刘姐的比画很像聋哑人之间的动作。我不敢相信她是个哑巴，平时也没有人在我身边提过她是个哑巴。直到中午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才确信她是个哑巴。
　　 在我知道她是哑巴之前，她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普通的漂亮的打工妹，一个平时见人只会笑，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的打工妹。但在我知道她是哑巴之后，她在我心里就变得不一样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哪里不一样。这不一样，就像一颗种子，暗暗地往下扎了根，而后又朝着蓝天白云顶出两片绿叶。我不想说这两片叶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什么，但至少，假如把她从我心里挖走的话，无论怎样，也是要带走一些泥土的。
　　
　　 二
　　 我的身边没有过她那样漂亮又年轻的哑巴姑娘，我也不知道如何与她交流，当然，我和她也没有交流的机会。刘姐倒是和她经常聊天，是通过手机互发微信。哑女没上过学，可是她会用拼音打字，这使我很惊奇。她并不是天生就哑的，听说，她三岁的时候发烧一个星期，后来发展成肺炎住了院。人是救过来了，可是不再说话。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小孩子病了不爱说话也很正常。后面总是啊啊啊地叫，家人带她去检查，才知道成了哑巴。她母亲便把她丢到外婆家，到十六岁，她就出来打工了。
　　 哑女已经二十四岁，身边没有男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她母亲对此很着急。有时我遇到刘姐与她母亲聊天，她母亲就会聊到这件事。她对我说，你是当管理的，认识的人多，有合适的就帮忙介绍介绍。她的话里带着对哑巴女儿的不满。我觉得这不满是因为哑女的不能立即成家给她带来了不便，只是我一时看不清这不便是什么。她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为人热情，跟谁都聊得来。她的头发油黑发亮，梳得整整齐齐，脖子上拴一条金色的链子。
　　 那时，哑女的弟弟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儿，孩子扔在远在山东的外婆家里。哑女的妹妹只有十八岁，听说也已经订了婚。当然，弟弟和妹妹跟她一样，都是厂里的普通工人。她母亲说，在她们老家，女孩子二十岁没有结婚就要被人笑话，除非在念大学，就算念大学，很多还没有毕业，已经被家里人订了婚。
　　 我很吃惊她这样说，可是那年冬天，新年将近，我们组里就有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小姑娘被父母强行带回淮北的老家结了婚。她是做统计工作的，已经参加过成人高考，正在学会计。这个小姑娘也是十五六岁进厂工作的，一干就是四五年。她第二年回厂的时候，把那个仅有十九岁的小丈夫也带了来。在我眼里，他显然还是个孩子。那是一天傍晚，他们夫妻大包小包地进厂大门，正好我在那里。她向我介绍身边的男人是谁。她很热情，当然可以说她很成熟，毕竟她在这个南方发达的小镇生活了四五年。
　　 我向她身边的男人问好，可是这个小丈夫的声音很低，头发遮住了一只眼。
　　 我也算有一些生活阅历，但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我就把从前不相信这类婚姻的想法从心里挖出来扔掉了。
　　 哑女的母亲，由此更对哑女的婚事着急。她四处打听哪里有适合哑女的男人。说是男人，因为在她看来，姑娘是个哑巴，是个有残疾的人，不是正常人，正常的人家断不会要她。她说只要有人要，什么条件都答应。我在与刘姐喝酒聊天的时候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说，你不知道她家有多穷，哑女已经二十四了，再不找对象，真就没人要了。我说，没人要就那么可怕吗？他说，你说不可怕吗？
　　 转眼到了五一劳动节，天气闷热，透不过气，晚上才凉快一些。有一天清早五点多钟，我听到哑女的母亲在楼下的空地上大声训斥她，旁边还站着小平。听得出来，是哑女刚从外面回来给母亲逮个正着。母亲才发现，她经常夜不归宿，是跟着车间的组长小平出去了。
　　 我们谁都没有发现，哑女跟小平谈了恋爱。
　　 小平是贵州人，我听刘姐说，他是在单身家庭长大的，老家只有母亲守着几分地。他十六岁跑出来，跟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跑到南昌。先在一家托运站当搬运工，管吃管住，每月有一两百的生活费，一气干了四五年。后来去了广州，二十二岁，又跑到这里干了两三年。小平没有读过书，可是老板器重他，把他从一线的小工升到组长，管理十几个人。在我们这里或者说在这个小镇上的所有工厂里，有很多小平这样的工人。他们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凭，也可以说身无长技。
　　 哑女和他恋爱，是我没有想到的。
　　 两个年轻人的事被公开之后，他们索性就天天公开粘在一起了。我也听说他们晚上经常出去，天亮才回来。哑女的母亲为此很生气，后来觉得无计可施，干脆请假走了。
　　 这件事，像一阵风，在厂里吹了一阵，忽地就散了。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依旧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月一天的休息日里，三五成群地喝酒打牌，有些出去逛街，或者跑到附近上山上疯一天。
　　 哑女的母亲走后，哑女和小平，更像一对小夫妻。在食堂吃饭时候，哑女和小平坐在一起，别人看来，卿卿我我的很甜蜜。哑女的弟弟弟媳、妹妹坐在里面的另一张桌子上。
　　 国庆节，照例休息两天。十月三日上班时，大约小平的宿醉还没有醒，在修理检料机器的时候，右手的食指被机器咬断了。
　　 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工作的地方在另一栋楼。我只知道哑女跟去了医院。那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我去晚了，我就随便打了一份菜坐在门口的桌子上胡乱吃几口。旁边桌子上的几个年轻男工有说有笑地谈论这件事，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他该得的，因为他竟然跟哑巴谈恋爱，占尽了便宜。
　　 小平在医院呆了一天，手指再接的手术没有做。第二天，小平没有回来上班，哑女也没有。
　　 厂里为此开了会，要求各个组长和主管加强现场管理，最后讨论到谁来接替小平的工作，可是最终也没有确定下来。生产经理在确知小平和哑女没有离职的打算后，打电话叫哑女回来上班。那时，她的岗位很重要，处在一条生产线的重要位置，她请假一天，影响很大。
　　 哑女和小平是第四天回来上班的，老板很高兴，特意带着两个经理跑到宿舍里看他，还买了些牛奶之类的东西。当然，此事报了工伤，小平为此跟着行政经理跑了几次市里，得了一些工伤款。小平继续他的组长工作。哑女又回到她的机台前，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除了吃饭，就在“嗒嗒嗒”地打扣子。
　　
　　 三
　　 哑女的母亲在年底放假前回到厂里，给哑女一顿好骂，就在工厂的院子里，午休的时候。她终于不再说只要是个人就可以把哑女嫁出去的话了。她似乎拿定了主意，也铁了心，定要哑女回心转意，回老家跟人成亲。也许在她看来，哑女不能嫁给跟小平那样的打工仔，不然一辈子都毁了。
　　 我那时正在上海出差，工厂放年假前三天我才回来。晚上，刘姐拎了一瓶白酒几样熟食到我宿舍，讲了这件事。我很吃惊哑女的母亲会做出这种事，也许她真的爱女心切吧。刘姐说，她母亲是回家给她订了婚，男方是一个正常男人，没有残疾，虽然不比小平强到哪里去，可人家愿意出十万块，一次付清，关键是人老实，父母都在。她母亲说，去哪里找这种好事？小平能有什么？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文化没文化，要工作没好工作，就这么一个破工作还丢了一根指头。这些话是在厂院里大声讲的，小平当然也听到了。可是小平什么也没做，他甚至没有站到哑女母女中间。
　　 哑女能听懂任何人的话，只是不会说，急的时候只会啊啊啊地叫。她母亲在院子里骂她骂得嗓子哑了，哑女也只是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哑女的母亲也许累了，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下午打铃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狠话，走了。哑女也就没事儿一样回去上班了。
　　 刘姐说：“请你喝酒是有事求你。”
　　 我说：“什么事？”
　　 “你看，”他说着把手机打开给我看，有一条信息，“帮我和小平买车票，杭州到贵阳，越快越好，谁也别讲。”说完，拿出两人的身份证。
　　 “不是叫她回老家结婚吗？”我说。
　　 “都怀三个月了。”刘姐说，“她说去小平家结婚，偷着走。”
　　 “她母亲不知道？”我问。
　　 “应该不知道。”刘姐说。
　　 “她母亲不同意，”我说，“去小平家里也没用啊。要是她母亲知道我帮忙买票，还不吃了我？”
　　 “怕什么。”刘姐说，“她只知道小平是贵州的，贵州大了，她去哪里找。到时候领了证，鬼都懒得理她。”
　　 “她不是你老乡吗？”我装作一本正经地问。
　　 “快看下有没有票。”刘姐把我往电脑那里推。
　　 我打开电脑，进到铁路网站，哪里还有票！屈指算算，再有十几天就过年了。
　　 刘姐给小平打电话，说没有票了，问他怎么办，又说在我这里。放下电话，刘姐说，一会再说。
　　 我和刘姐继续聊天，天南地北的。我讲出差去上海的事，讲上海外滩其实也没什么，他好像很细心地听。过了好一会，有人敲门，刘姐迅速地去开门，是小平和哑女，小平手里拎着一袋子水果。打过招呼，两人也坐了下来。
　　 我对小平说，这是干什么，这么客气。小平说，第一次到你这里，还是求你办事。
　　 “你比我聪明。”刘姐对小平说。
　　 哑女笑了，脸上露出那一对小酒窝。我于是很客气地给他们摆上碗筷，又倒上酒。平时我和小平也不熟悉，他是车间的组长，我是办公楼这边的，工作上也没什么直接的联系。
　　 “你们不行就分段走，先到南昌，再到贵阳，反正是回家。”刘姐说，“来，先喝一口，先祝你们一路顺风。”
　　 哑女端起酒杯，刘姐忽然说，“你不能喝，差点忘了。”说着去抢哑女手上的酒杯。哑女并不给他，看了小平一眼，一扬头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