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菜多少钱一斤？

电话是我妻子打来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妻。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三个月零六天。能说什么呢？如今我再不用为午饭和晚饭做什么发愁了。但也没觉得比过去更轻松。三个多月前，前妻把两本蓝皮证书中的一本交给我时，嘴角动了动，我以为她会说点什么，可她只是把嘴撇了撇，什么也没说。这可以理解，该说的话，过去早已经说完了。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分了手，我向东，她向西。走出几步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冲对方笑了笑。就是这样，我们用微笑给十年的婚姻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接电话时，赵卫国把窗户敲得咣咣响。我把电话换到右手上，抬起左手向他摇了摇。这家伙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打算明白，仍然不停地敲，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放下电话，我走过去拉开窗子，他的声音就冲了进来。赵卫国告诉我他老婆马上要来了，说完还挺神秘地冲我眨眨眼睛。他总是喜欢眨眼睛，他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
　　 我和赵卫国的友谊开始在两个多月前。住进这间三十五平米小屋子的第二天，赵卫国被城管人员驱赶进小区里。在那之前，他的菜摊一直摆在小区外面的马路边。开始的几天，赵卫国他们不太甘心失去原来的地盘，我站在窗口前，每天都会看到他们和城管人员打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久后的一天下午，一道身影从窗前跑过去，紧随其后的是一群城管。我快跑几步打开房门，见一个人正躲在楼梯拐角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一只手上提着麻丝袋子，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臂弯上挎着一杆秤。我喊他进屋里，他万分感激地表示接受。很快，几个敬业的城管也追进楼道。我站在门口问他们要找谁。他们谁也没理我，顺着楼梯向上追。那一天，赵卫国没再出摊，死乞白赖地要请我喝酒。他喊我大哥，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我不过救了他的秤和菜。他说秤和菜正是他的命根子。酒是赵卫国买回来的，整整一箱啤酒。没买菜，吃的是他卖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还有尖辣椒。我咬一口黄瓜笑笑说，你看看，我现在正吃你的命根子。赵卫国咬一口茄子说：“你吃，你吃，这鸟东西吃没了咱再去进。”我俩就同时大笑起来。喝到最后，我们都有些多了。赵卫国不再把我当救命恩人，也不再喊我大哥，拍着我的肩膀喊兄弟。赵卫国说：“兄弟，你是干啥玩意的？”他是问我的工作。碰到这个问题，以前我都回答干测量的，在地质队工作。其实我已经五年没接触专业了。我告诉他我也是卖东西的。我说：“你卖菜，我卖字。”说这话时，我有些心虚，我写的那些字其实很少能卖出去，我是个很差劲的商贩。赵卫国想不明白字怎么卖，论斤约，论堆儿，还是像烤羊肉似的串成串。他看着我琢磨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我明白了，你是写墨笔字的，那个什么书法家。”我告诉他我不会写墨笔字，是把字写成文章卖。他恍然大悟，有些肃然起敬，屁股从椅子上欠起来，说：“你是作家，那啥玩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赶紧声明，我可不是什么作家，虽然在家里坐着，但就是一个写字卖字的，和作家八杆子都打不着！赵卫国听说我不是作家，就放松下来，坐下去，喝一口啤酒又问：“你的字怎么卖，是零售还是批发，一个字多少钱？”我在心里算了算，告诉他，一千字五十元，一个字五分钱。应该不是零售，算是批发吧！他问我卖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写出来的多，卖出去的少，都在手里积压着呢！他脑袋转来转去，在屋子里四处看了看，大概是找那些积压下来的字。他没找到，脸上露出了一些疑惑的神情。我指了指旁边的电脑，告诉他字都在那里放着。他说，一直以为电脑这玩意就是算数用的，数太大，人脑袋算不过来，就用电脑算，没曾想，这东西还能当仓库用。我笑笑，不但能当仓库，还是个不错的仓库，放上多少年，都不会长毛。赵卫国也笑了笑，也许他在想长了毛的字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喝干了一杯啤酒，赵卫国问：“兄弟，字卖不动，你咋没寻思卖点别的啥？”类似的话我前妻和女儿也不止一次说过。女儿往往是用手指头点着我的脑门问；“老爸，你咋总爱整这没用的呢？”前妻每一次的表达方式都不太相同，最后一次说的是“写那鸡巴玩意能当饭吃？”。每次我的回答都一样，我喜欢写字。赵卫国听到我的回答有些吃惊，“你傻？一根轴？就打算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我说：“我是傻，是一根轴，就认准写字这棵歪脖树了，说啥也得在上面吊死。”赵卫国听我这么说，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操，你有病！”
　　 赵卫国说完他老婆要来，冲我眨眨眼，一只手抓着铁栅栏，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很显然他是希望我能就此说点什么。我站在窗里，他站在窗外，中间竖着一道钢筋制成的防盗窗。每次我站在窗边和他说话时，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囚犯，而赵卫国则是来探监的，我好像还听到他说：“兄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改造，回家过年。”我曾经试着运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把我住的屋子想象成自由的天地，把窗外的世界变成一个庞大的监狱，但始终无法成功。我还在想着前妻的电话，只是随便点了点头。赵卫国有些失望，眼皮垂下去，看着窗户的滑道，滑道里躺着一只死因不明的小甲虫。赵卫国鼓起腮帮子，把小甲虫的尸体吹到窗台上。我弯起一根指头，正想把它弹到地上，甲虫突然打了个滚儿，一翻身飞走了。赵卫国很快又兴奋起来，眨眨眼睛说：“兄弟，我老婆主要是奔着你来的，她要看看你。”这话说得有些莫明其妙，我从没见过他老婆，有关他老婆的一切都是听他说起的。我又有什么值得看的呢？把猴子装进笼子里有人愿意看，难道把人关进屋子里也有人愿意看？但我还是勉强应了一声，“好啊，好啊，欢迎，欢迎。”我知道赵卫国是个心地善良而且单纯的人。赵卫国见我提不起兴致来，就不再说什么，转过身从窗边走开，把后背冲着我，去照顾他的菜摊了。比起他这个人，我其实更熟悉他的背影。他的菜摊就摆在我的窗子下，他每天都穿着那条蓝色劳动服裤子，裤子的后屁股大概磨出过两个窟窿。绕着这两个窟窿，用缝纫机轧出了两个箭靶似的同心圆。每次我站在窗口前，都在心里想象着，向这两只靶子嗖嗖地射几箭。我可能真有病。
　　 前妻在电话里告诉我，刚接了我妈的电话，我妈问她我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我妈说，管写成写不成呢，俺小勇可别写成神经病啊！前妻说，她告诉我妈我已经不写了，又到外面干测量去了。我妈有些不相信，问我去哪里干测量。前妻的回答是，就在市郊，但晚上回不了家。离婚后的第二天，我就搬到了这间出租屋，到目前为止，离婚这件事还是一个秘密。对外的宣传都是我出去干测量了。事实上，我和前妻都无法给婚变一个准确的理由。我们谁也没有外遇（如果写作不算是外遇的话），感情也算不上破裂，但我们还是离了婚。前妻说；“我倒盼着你是有了外遇呢，这年头有外遇的男人女人多了，这事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谁都能理解，迷上写作的人有几个？”妻子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小笑话。一个女人愁眉苦脸地对另一个女人说；“我真不幸，我老公爱上了别的女人。”另一个女人不屑一顾地说：“跟我比起来你幸福死了，我老公爱上了文学。”我无言以对，为自己没有外遇迷上写作而无地自容。前妻提醒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做个证明。还说，隔三差五也该给女儿打个电话。我答应了。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似的，正干着见不得光明的事。我也在心里想，我老婆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女人。
　　 搬进这间出租屋的第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控制不住地想起了好多事情。从我和妻子相识、相恋、结婚、生女，一直想到了离婚。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前妻是个挺不错的女人，是个无辜的受害者。我无可奈何地把离婚归结为不可解释的天意。如果说写作是命中注定的，离婚显然也是预设好的一种程序，到了某个时刻，就自己启动运行了。谁都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写作呢？这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五年里不时就会问一问。我始终找不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答案。最初，似乎只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总觉得人这辈子实在太短了，干不了自己喜欢的事，太亏得慌，太憋屈，太不像一个人。也没想过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写一写试一试，心理平衡了，也就罢手了，此生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理由了。然后呢，再回去干测量，不然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妻子对此事的态度是无所谓，或者说有些偏向于支持。她有些怅然若失地说：“我也想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呢，可惜我啥也不喜欢。”就是这样，在五年前，我扔下工作，拒绝了外面的世界，把自己关进了屋子里。除了写作，我的任务就是做饭，我不做谁做呢？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地陷了进去，写作这东西原来像鸦片一样，会让人上瘾，让人欲罢不能。但这里面却有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我选择了写作，而不是写作选择了我。用我妻子的话说：“我看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也就是说，我对文学的爱，很可能只是不知死活的单相思，就像《红楼梦》里的贾瑞喜欢王熙凤一样，我也很可能因为一厢情愿的偏执而被折磨致死。妻子最后一次向我摊牌，她考了我一下，出的是一道选择题：要这个家，还是要写作。同样的问题她已经问过好多次，我的回答也都相同。没想到，这次考试的结果是，离婚，我被驱逐出家门。说起来有些滑稽，因为写作，结婚十年后，我又成了单身汉。我望着黑暗中的棚顶笑了笑，然后在心里想着前妻干了一次手淫。射精时毫无快感，这么干不过是在漫漫长夜里找一件事做。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肉体不再感兴趣，前妻的肉体还有我的肉体。我想，这可能也是前妻毅然决然离婚的一个原因吧！当一个男人从各方面都无法完成一个丈夫的职责时，很显然就只能被否决掉。幸好还有赵卫国。
　　 自从和赵卫国喝酒后，我和他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没有人来买菜时，他会敲敲窗户，和我聊上几句。有时候他不敲窗户，我也会主动把窗子拉开，喊一声老赵或者卫国，给他扔一棵烟。我站在窗里，他靠在窗外边的墙上，边抽烟边聊上几句。赵卫国说，他的家在离这一百多里地的黑山，那里是沙土地，产地瓜、花生、西瓜。他到城里来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换过好多种职业，卖水果、蹬三轮、卖雪糕、发小广告、回收旧手机，最后才选择了卖菜。说到这，赵卫国冲我举起左手，“我这只手有毛病，要不就去干力工了，砸墙拆窗户，比卖菜挣钱快。”他的左手只有两根手指头，是小时候摆弄雷管崩的。赵卫国说他女儿今年十三了，读初中一年级，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他说这话时，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堆着兴奋和自豪。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她正读小学三年级，我对她的学习成绩一无所知。赵卫国说，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属马的，真是像马一样能干，还任劳任怨，把孩子和家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的老婆其实也不错，她也属马。赵卫国问我为啥一个人住，我告诉他我离婚了。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我离婚的外人。他问我下半辈子有啥打算，要不要再找一个。我想了想答，还得找吧！其实我还没对以后进行过什么设想，未来在我心里一片茫然。这时候有人来买菜，赵卫国离开窗口，去照顾他的生意了。
　　 赵卫国住的地方离这个小区不远，是一处废弃的旅游景点，叫西游记宫。这地方刚建成时还红火过一段日子，进去要收门票，每人五元钱，连小孩也要买票。门口立着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红砖垒成的围墙里，圈了好大一块地。里面修了几座圆型的大房子，挖了一个不太大的人工湖，还有一部分是儿童乐园。六年前，女儿三岁时，我还没开始写作，和妻子带她去玩过一次。那时候经营得还可以。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行了，先是儿童乐园里的电动火车什么的搬走了，湖干涸成了一个臭水坑，最后孙悟空的棒子也断了，上半截垂下来，晃晃荡荡地摇摆了好多天，然后，不知被谁拉下来，扔进了水坑里。贴着西侧的围墙边，有一座当初建设时遗留下来的简易房，赵卫国就住在那里，已经住了三年多。自从喝了那次酒后，每天收了摊，赵卫国都会把秤和卖剩下的菜放到我的屋子里。每次临走前，他都会从麻丝袋子里抓出些菜，放在我厨房的灶台上，“兄弟，这都是卖剩下的，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样弄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辞，有一次我想给他钱。他把一双好看的眼睛睁圆，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兄弟，你这是骂我呢，拿我当外人是不是？”我就再不敢推辞，也再不敢提给钱的事了。
　　 我先给女儿打了电话。
　　 离婚后我只见过女儿三次，是装扮成刚从野外归来的模样出现的。一身工作服，背着地质包，包里还塞了几件脏衣服。女儿对我并不太热情，对我的背包更感兴趣，第一个反应就是翻我的背包，见里面只有几件脏衣服，就很失望地看着前妻说：“我爸啥也没给我买。”前妻没说什么，有些埋怨地看看我。我不是合格的商贩，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们围在一张桌子上吃了饭，把菜夹进嘴里时，我心里有一种极大的荒诞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吃过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遇到的几个熟人问我在哪干呢，我胡乱说了个地方，感觉无比狼狈。晚上，女儿从大床上抱起自己的枕头，撅着嘴说：“我爸一回来，我就只能睡小床了。”我想说点什么，被前妻用眼神制止了。我知道她是想让这出戏演得更真实些。谈论离婚这件事时，我们都觉得要瞒着所有人。瞒着女儿，是怕这件事给她留下心理阴影。瞒着双方的父母是怕他们担心。我们也都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怎么就会这么没出息，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狼狈呢！瞒着外人是怕被笑话和猜疑，可以想象，所有人都会把离婚的原因归结为一方有了外遇。等女儿睡着后，我背上那只地质包，悄悄打开房门，离开了家。应该说是离开曾经的家，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当这个家庭中的成员了。第二次回去时我买了几袋小食品装进背包里。电话接通时，我有些激动，不知不觉眼角也有些湿润了。女儿正看动画片，急三火四地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我拿着话筒听了好长时间盲音，才把它放到话机上。刚放下，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女儿又打了回来，有些兴奋地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是市作协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明天在作协会议室有一个研讨会，我可以列席参加。这位老师说的是“你正好感受一下，也好在圈子里混个脸熟。”我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