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

人一老了可能都爱怀旧。我虽说才迈进花甲之列，却也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怀起旧来，以至于沉湎其中，不能自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天晚上十一点一过，我照例上床休息。可是人上了床，心里却如火中烧，翻来覆去，合不上眼睛。无奈之下，我两眼盯着楼板，心里默默数着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五只羊……还别说，对于我来说从来不起作用的望房笣数数，今天还真的起了作用。一群瘦弱发黄、有气无力的绵羊“咩”“咩”叫着向我走来。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绊绊磕磕、一步三晃的跟在母羊身边，母羊停下脚步，伸出舌头，舔了舔小羊羔的脑门，小羊羔双腿一跪，跪在了母羊身下，小脑瓜伸向母羊的乳头，张开嘴用力地吸吮着。不知为啥，小羊羔的嘴巴松开了母羊的乳头，很不情愿地摇晃着站起身来。母羊低下头，用它的下颚轻轻蹭了蹭小羊羔的脑袋瓜，然后迈开脚步向前方走去，小羊羔蹒跚着紧随其后。突然，走在前面的母羊头部一阵痉挛，抽搐着倒在了地上。小羊羔不知所措，一边“咩”“咩”叫着，一边用它的舌头舔着母羊的脸。母羊的脸已经扭曲变形。小羊羔两只前腿跪下了，跪在母羊身边，“咩”“咩”不停地叫着。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她穿着破旧的草绿衣衫，一条草绿裤子，头上扎着一对羊角辫，一双大眼睛里满含泪水。她蹲下身子，伏在母羊的身边，不停地呼喊着，“起来！你怎么了？快起来！”母羊睁开眼睛，抬了抬眼皮，无力地看了看小女孩，又看了看跪在身边的小羊羔。“你快起来啊，你的孩子在看着你呢。它还小，它需要妈妈啊！”女孩的哭声由弱到强。小羊羔“咩”“咩”的叫声也越来越大。我眼睛一亮，认出了小女孩，“小涵！你别哭啊！”
　　 “咳，醒醒，醒醒，半夜三更的你喊啥呢？”老伴伸手摇着我的肩膀。我从梦中醒来。“我方才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我小时候的邻居女孩。”我对老伴说。老伴“啊”了一声，不肖一顾地翻过身去，继续睡她的觉去了。被老伴推醒的我却并没有走出梦境，想着梦中哭喊的小涵，思绪回到了那些远去的岁月里。
　　 一九六六年，我八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我早就开始期盼着能像哥哥姐姐那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然而，当九月份我真的要上学的时候，母亲为我准备的却不是那种书包，而是用鲜红的红布做成的“语录”兜。还不懂事的我也是高兴的，因为我就要背着它去上学了。
　　 我记得很清楚，上学那天我是由大我几岁的哥哥带着去的学校，一所“抗大”式学校。桌子是用几块破砖头摞起来，上面再铺上块旧木板搭成的。没有凳子，我们就只能坐在堆起的砖头上，或者大石头上。小孩子都调皮，还没等老师讲课，一会这个孩子屁股从石头上滑落到地下，一会那个孩子的“课桌”翻了天。有的孩子哭起了鼻子，有的孩子看到摔个仰面朝天的孩子而幸灾乐祸，笑得前仰后合。
　　 老师费了好大劲，孩子们总算稳稳当当地坐在了“课桌”旁，老师开始讲第一课。我们那个老师很年轻，梳着两条油黑的长辫子，戴着一副套着圈的眼镜。她微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第一课，毛主席万岁。”说完之后，她将身体转向黑板，在发白的黑板上一笔一划的写着粉笔字。我们也都从“语录”兜里掏出本和笔，歪歪扭扭的朝本子上画道道。热心的老师走到我身边，手把手的教我拿笔，教我下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画上了这五个字。
　　 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我，“儿子，今天学的是刀、口、手、头吗？”
　　 “啥，刀、口、手、头？”我从兜里掏出田字格递给母亲看，“在这上面呢，毛主席万岁。”
　　 “哦，语文课也改了啊。过去你哥哥姐姐们开始学的都是刀、口、手、头，还有啥啊、窝、鹅。”母亲说。
　　 我不懂得母亲说的是啥意思，只顾趴在炕上反反复复写着“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写够了二十遍，已经完成了作业，贪玩的我收起笔和本，飞也似的冲出屋门，找小伙伴们去街上玩了。
　　 小县城的大街上有了新变化。最繁华的鼓楼那里聚集着很多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年纪看上去比哥哥大不了多少，穿着清一色的草绿色服装，头戴草绿色帽子，胳膊上还都戴着一条鲜红的袖标，袖标上印着黄颜色的字，那些字我还都不认识。为了看到人群里面的情况，我和小伙伴们脑袋瓜削个尖往里钻，“钻啥？”有人捅了我一下，我头也没抬，没有理他。钻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我们挤到了最前面。两个戴袖标的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们的鼻子对我们说，“你们小孩子挤进来不许乱跑了，就蹲在这儿，老实的在这里呆着。”我抬头看了看冲我们说话的人，这人嘴巴上有一圈小黑胡子，长着一双斗鸡眼，鼻子和嘴也不在一条线上，那张脸怎么看怎么感觉别扭，有些吓人。
　　 “‘驱虎豹’的战友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是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首都大学的战友们学习，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他们的权。破四旧，立四新……让我们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个脸蛋白净，柳眉杏眼，扎着马尾辫的大姐高挽着袖子，站在用木跳板搭起的临时讲台上，挥舞着她那纤细的手臂喊叫着。她的嗓音嘶哑，像我们常常听到的老刘头走街串巷收废品时敲响的那只破裂的铜锣。围在台子周围的那些人也高举起胳膊，跟着她声嘶力竭的高喊着，那喊声震得我耳膜“嗡嗡”响。
　　 我忍受不了这嘈杂刺耳的喊叫声，拉起小伙伴从人群中钻了出来。走到南街邮电局位置，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手里拎着小铁桶，用笤帚蘸着糨糊朝刚刚用木杆子扎起来，又缝上秫秸席子的大型广告栏上刷。有个人架起个叉梯爬了上去，下面的另一个人用秫秸举着白纸递给他，他挥起手里的笤帚，“刷”“刷”几下就将一张张白纸粘在了刷过糨糊的秫秸席子上。还没等糨糊干透，一个浓眉大眼的大哥挽起袖子，抄起拴在竹竿上、蘸着颜色的画笔，在刚刚糊完的白纸上东描西涂，瞬间便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带着军帽，领子上有两块红领章，面带微笑的人物栩栩如生。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手，暗自惊叹这只神奇的手。很小的时候就听姐姐讲过“神笔马良”的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叫马良的人，他的画笔神奇到画啥就会来啥的地步，那是神话。眼下站在我面前的这哥哥虽说画出来的人物没有走下来，但我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感觉到他在微笑地看着我，大哥哥的手太神奇了。他寥寥数笔画出的这个戴着军帽、满面笑容的鲜活人物我认识，“毛主席！”我不禁脱口而出。我羡慕他神速的绘画，小心翼翼地凑到那大哥哥身前，仰望着他。“鲁迅美术学院”的校徽别在他胸前，但我不认识那些字。我好奇的对他说，“大哥哥，你画的毛主席真好，你是哪里的人啊？”他瞅瞅我，指指那校徽，骄傲的说，“鲁美的。就是‘鲁迅美术学院’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敢情“鲁美”就是培养美术人才的专门学校，难怪他画得那么好。
　　 看过了“鲁美”大哥画毛主席像，我们几个走到南街“国营浴池”旁，只见“浴池”的窗台下，“利民饭店”的外墙上，到处都贴着五颜六色的彩纸，上面的字墨迹还没有干。在“工农兵照相馆”的墙上画着一幅画挺逗人，画上一只蘸水钢笔尖上扎着两个人，一个人的大鼻子给涂成了红色，一个人的脸给画成了方块形。
　　 “红光副食店”房顶上趴着两个人，手里的锤子“叮叮当当”响着，两个人不停的朝下砸着那几个水泥字。地上“噼噼啪啪”，一片狼藉。
　　 在外面跑累了的我回到家里，看到哥哥正在抹眼泪，他的表情很沮丧。母亲正在劝他，“回来就回来吧，考上的又不是你一个，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能够考上县里重点中学多不容易啊，还没翻过几页书，上过几堂课呢，就让我们‘打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呜呜！”哥哥哭得很伤心。我虽然还小，但也听明白了几分。听母亲和她的话好像哥哥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不再去“二中”那所重点初中念书了。我知道哥哥读书是很用功的，特别是从年初以来更加用功。有时候我都睡醒一觉了，睁眼一看，哥哥还凑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呢。哥哥没有白努力，他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唯一的重点中学，并且名列前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沾着哥哥的光吃了一顿饺子，母亲说，“这顿饺子，是祝贺儿子金榜题名，以后我的儿子会前途无量的。”可是这饺子的香味还在嘴边呢，哥哥就被打回老家了。
　　 哥哥被打回了老家，却有人闯进了对面屋常奶奶的家。
　　 那天晚上我们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坐在炕头的父亲透过玻璃窗看到院子里涌进来一群小青年，有男有女。“红卫兵！”父亲脱口而出。他撂下了手中的碗筷，站起身，诧异地看着窗外那群人。听到“红卫兵”三个字，我也回头去看窗外，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我熟悉，他是邻居“七狼八虎”家的“张五狼”，他正比比划划对身后的人说着什么。跟在他后面的人手里都攥着一根木棒子，气势汹汹，直奔我们家外屋地儿（厨房）的房门而来。母亲看到这些人以后脸都吓白了，她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声音颤抖着问，“他爸，不会是咱吃饭前没背诵毛主席语录被他们发现了吧？还是你们谁在外面惹事了？啊？”
　　 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互相看了看，都摇了摇头。
　　 “张五狼”他们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外屋地儿，接着就听到对面屋里传来一阵“呯！呯！”“哗啦”砸东西声和玻璃的破碎声。常奶奶哭喊着，“你们砸了佛龛，冲撞了神佛，会遭报应的！”
　　 “唉，老家伙，难道你想造反不成，不老实的话，我们连你一起带走！”左眼角上长着一片黑痣的一个人，眼珠子瞪得溜圆，凶神恶煞般喊叫着。
　　 “嘿，大伙都过来看看这老家伙的脚，还是他妈的‘三寸金莲’呢，这可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啊，我们得给她铲除掉。”另一个人像发现了重大秘密一样，眼睛盯着常奶奶的脚。
　　 母亲见状，急忙走上前去，她微笑着对那些人说，“求求你们，手下留情，别带走她，别和她七十多岁的老人计较了，好吗？她的年岁大了，老糊涂了。”
　　 一个女人走到长着黑痣的男人旁边，嘴贴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长黑痣的人连连点了点头，“说的是，这老家伙带去了也没地方放她，那些‘牛鬼蛇神’已经把新腾下来的那几间房子装满了。”他手点着常奶奶的脑门说，“算你这老不死的挨上了好人，我就看在你们对面屋这人替你求情的面子上，饶过你这一回。不过你要老老实实的，不然，我们照样革你的命，砸碎你这个老封建的狗头。”说完他把手一挥，那一群人才离开了常奶奶的屋子，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手里抱着常奶奶平日里供奉的铜佛像。
　　 “不能带走我的佛像！”常奶奶拦住了抱着佛像的“红卫兵”，在屋里高声喊着，母亲忙用手捂住了老太太的嘴。
　　 “嘿，头儿，这自行车上的标牌还没抠掉呢。”院子里，方才发现常奶奶那双小脚的那个人如获至宝一样的兴奋，指着院子里停放着的父亲的那辆自行车。
　　 “那还说啥，快动手呗，抠下来！”黑痣人发了话。
　　 他们掏出了随身带的螺丝刀、钳子、锤子等工具，对着父亲自行车上的“金鹿”标牌就是一顿乱凿，我看着急了，正要上前去阻拦，却被父亲那双大手一把扯住了脖领子，“嘘，小孩子规矩呆着，别给家长找麻烦。”
　　 “那你的车子就没有标牌了，没了‘金鹿’，多难看啊。”我从父亲大手中挣脱开，回过头对父亲说。
　　 “你没看看，现在大街上的自行车还有几台戴标牌的，咱这车子还多戴了几天，已经够幸运的了。”父亲显得很平静。
　　 我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怨恨。怨恨常奶奶，闲着没事，烧得哪门子香，拜得哪门子佛呢。看看，这不引来了“红卫兵”，佛像不但没给常奶奶和我们家带来好运，还捎带着给父亲的自行车破了四旧。看着没了标牌的自行车我更加怨恨，恨刚刚来过的那些“红卫兵”，横行霸道，蛮不讲理。
　　 没想到，过了些日子，我看到哥哥的胳膊上也戴上了红袖标。我问他，“那几个字是啥？”他告诉我说，“那三个字是‘红卫兵，”。哦，原来我和小伙伴们前些时候在鼓楼看到的那群人都是“红卫兵”。那天看到的那个三角眼的“红卫兵”，还有那个挽着袖子，扎着马尾巴辫子的女“红卫兵”，给我的印象都不怎么样，他们都很像我们胡同尽头那个整天嘴里念念有词的曹二。听说曹二高三那年参加高考，一时紧张晕场，名落孙山，几天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些“红卫兵”都是愣头愣脑的二愣子，还没有曹二温柔呢。哥哥不仅仅学习好，人品更好，在学校当过班长，在家里跟着爸爸揣着地瓜去城外开荒种地，任劳任怨，他怎么也成了“红卫兵”？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学校的大门，操场上放广播操的大喇叭播放着“东方红”乐曲，校门内外贴满了一张张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还用红颜色在人名上画了个叉。进到教室，还没等我们坐好，老师就招呼我们搬上凳子到操场上去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