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1、荨麻疹
　　 我八岁到十二岁之间被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年刚开春儿和入冬后心里就无比紧张，害怕病症会突然来临。那种病最初发作时只是轻微的刺痒，随后身上鼓起一个个扁疙瘩，疙瘩渐渐连成一片，痒也变得钻心刺骨，但这时候万万不能挠，越挠发作得越厉害，最严重时从头到脚都长满疙瘩，就像裹了一层热乎乎的铠甲，同时还会伴随高烧头痛恶心。我不能上学，也不能出去玩，只好可怜巴巴躺在炕上。不时有同学来看我，我眯缝着肿胀的眼睛和他们打招呼，身上难受，心里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暗暗得意。同学们成群结队地来，像参观似的绕着我转几圈儿，叽叽喳喳议论一阵，然后纷纷离开。没有人敢伸手摸我，他们都害怕传染。只有霍军例外。霍军是个身材瘦高的男孩，一只眼睛单眼皮，另一只眼睛双眼皮。他总是一个人来，从不和别人结伴，来了就在炕沿上坐下，安静地看我一会儿，慢条斯理地问：“王东红，你得的是啥病？”
　　 在棉被的掩盖下，我悄悄用指甲在胳膊上写字，嘴上自豪地告诉他是荨麻疹。
　　 这是我爹的说法，别人都说我起的是风包或者是风疙瘩，我爹是初中语文教师，是八间房最有文化的人，好多说法都和别人不同。别人都说“苞米”，只有我爹说“玉米”；别人都说“银”和“叶”，只有我爹说“人”和“热”；别人都管我的同桌叫火君，只有我爹叫他霍军。如果我爹没给我起一个那么难听的名字，我会非常崇拜他。
　　 “你身上很难受吧？”沉默一会儿，霍军又问。
　　 我告诉他不难受，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神秘地冲他笑笑又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
　　 “啥好东西？”他的语气淡淡的，听上去并不太感兴趣，除了画画之外，他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把胳膊从被窝里拿出来时，我略微有些失望。
　　 “就是它。”我把胳膊伸到他眼前，上面有一行字迹像浮雕一样清晰可见。
　　 霍军的眼睛一下瞪圆了，满脸诧异地念道：“45+55=，这是咋回事，王东红，你胳膊上为啥会长出算术题？”
　　 “这是我给你变的戏法，你算算结果是多少？”我看着头顶上的铁皮炉筒子说。
　　 炉筒子是圆柱形的，一节节连接在一起，从屋地当中的炉子上竖起来，在棚顶拐个直角弯后一直伸到窗外面。靠近窗户的两节炉筒连接处用铁丝吊着一只罐头瓶，不时有一颗黄褐色的水滴“啪嗒”一声落进瓶子里。玻璃上结的窗花已经开始融化了，透过窗户能看见窗根儿下站着的谷仓用稻草铺成的尖顶。
　　 “我算不出来，你是咋变的？”
　　 我早知道他算不出来，上课时他很少听讲，总是在本子上画小人儿。
　　 “得数是这些，”我用指甲在等号后写出几个数字，“这不算什么，你再看看这个。”
　　 我把另一只胳膊从被窝里拿出来，上面也有两个字。
　　 “霍——军，”他辨认着说：“王东红，你胳膊上咋会长出我的名字？”
　　 “是我刚才写上去的，像这个一样。”我让他看那只写着算术题的胳膊，等号后面指甲划过的地方已经变红凸起，显现出一个一和两个零。
　　 “是100？”
　　 “对，这道题的结果就等于100。”
　　 霍军把我的两条胳膊又仔细看过一遍，有些迟疑地伸出右手，用食指一笔一划地在每个字上轻轻划过。
　　 “王东红，你疼吗？”
　　 他的指尖凉丝丝的，像微风一样吹过我热辣辣的皮肤，让我感觉无比惬意。好多年后，我已经嫁为人妻有了女儿，仍然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那种奇异的感觉，霍军的身影也会在脑海里闪一下，而那时候，他已经在新疆的一所监狱里死去多年了。
　　 我摇头说不疼，闭上眼睛感受着他指尖的触碰，心里清凉得像流进了一股泉水。
　　 “我也有件东西给你看，”霍军写完最后一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成方块的纸，一层一层地打开举到我面前，“是我画的一幅画。”
　　 我看见画上是个没穿衣服的女孩儿，梳两只羊角辫，眉头拧着，双手掐腰眼睛瞪得溜圆。
　　 “你画的是谁？”
　　 “是你，你没看出来她是你吗？”
　　 “我眼睛没有这么圆，也不梳羊角辫，再说了，我也没有不穿衣服。”
　　 “我画的是你生气时的模样，我爷说，画人是画脸上的那个劲儿，头发和衣服都不算什么，你再好好看看像不像？”
　　 霍军的爷名气很大，曾经做过私塾先生。一到过年时，就会有人拿着红纸去他家，求他爷写春联。他爷研好墨，裁好纸，在八仙桌边端端正正坐好，然后写“金鸡满架”、“肥猪满圈”、“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我见过他爷一次，人长得很瘦，下巴上一绺山羊胡子。我又仔细看了看那幅画，似乎有点儿像，又似乎不像，到底像不像，我不太敢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说：“霍军，就算是生气的时候，我还是想穿上衣服。”
　　 “好吧，王东红，既然你那么喜欢衣服，我就给你画一件好了。”
　　 霍军掏出一只铅笔，单眼皮的那只眼睛眯缝着，双眼皮那只瞪得溜圆，趴在炕沿上画起来。屋子里一下变得很静。北墙上挂钟的钟摆向左摆一下，又向右摆回来，发出“嗒嗒”的响声，又有一颗水滴落进了瓶子里。窗玻璃的上部都化了，已经能看见谷仓门和用泥墁成的大肚子仓体。听着铅笔在纸上画过的沙沙声，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难过，但就是很想哭。
　　 “我给你画好了，你看看喜欢不喜欢？”霍军把画举到我眼前。
　　 我努力忍住眼泪。他画的是一件花衣服，很好看，我非常喜欢。
　　 霍军把画叠起来塞进枕头底下，看我一会儿说：“王东红，我得走了，回家帮我爷喂猪。”
　　 我知道他家养了三头猪，两头公猪一头母猪，母猪马上就要下崽子了。他从炕沿上站起来又看看我，迈步向外面走。我喊着说：“猪下了崽子就来说一声，看下了几只。”他点点头，继续往外走。他的一条腿跨过门槛时，我又问他是走大路还是小路，他回答说走小路。
　　 听到外屋门关闭的声音后，我把脑袋蒙进被窝里尽情地哭起来。边哭边想象着他走过八间房当街的土路，沿着村西的柳树趟子一直向北走，翻过一道排水沟和一片废弃的窑地，走进大队的苗圃里。他的身影在树丛间时隐时现，脚踩在落叶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苗圃的另一端就是霍军住的村子柴家窝棚，那里离八间房刚好三里地。
　　
　　 2、同学会
　　 我是在两个月前的高中同学聚会上见到周笑为的，十几年不见，她胖了很多，额头上也有了皱纹，但还是喜欢拿眼睛瞟人，瞟到了把眉毛向上挑一挑，就好像是用眼皮把人抬起来，一上一下地颠。她一直没要孩子，现任丈夫是金地造纸厂厂长，这是她第三段婚姻。周笑为对我讲述这些事情时，我想起了丈夫说过的一句话：“别人结婚是自己的幸福，周笑为结婚是大家的幸福。”丈夫这句话是二十几年前说的，那天我们听到了周笑为第一次结婚的消息，对象是东电三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
　　 接到聚会通知后，我没有想好到底去还是不去，对于这类活动我一向有些敬而远之。在我看来，参加聚会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去炫耀的，另一种是去看别人炫耀的。同学间的情谊不能说没有，但被几十年的时间遮挡住了，也很难真实地表达出来。当时热火朝天心情激动，回到家里仔细琢磨，除了消耗了大量的酒精和废话之外，就只剩下几段真真假假的暗恋故事，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正犹豫不决时，接到了周笑为的电话。虽然已近三十年没打过交道，我还是一下听出了她的声音。周笑为的语气没有变，还是那么居高临下，喜欢支配别人。
　　 “你和陆跃刚过得怎么样？”
　　 这就是周笑为的风格，没有寒暄和开场白，一上来就横冲直撞进入别人的隐私地带，但却不让你觉得受到冒犯，反而有一种奇怪的亲近感。
　　 “还好。”我努力抗拒着她的友好，淡淡地说。
　　 陆跃刚是我的丈夫，读书时比我高一届，我升上高三那年，他已经从县一中毕业，考中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一年后，我被武汉的另一所大学录取。在那之前，不管是在韩家初中还是在县一中，我都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并不认识他。他学习成绩好，是老师激励我们的榜样。我到武汉读书后，每隔几个礼拜，他就会翻过珞珈山，穿过东湖来找我。来时，拿着一份我爱吃的热干面。我们一起去湖里划船，或者是去爬黄鹤楼。我知道他在追求我，我也不讨厌他，但我没想过要和他谈恋爱。当时，我还在和霍军保持通信联系，每个周末我都会把一封写给他的信投进校门口的绿色邮筒里，然后心急如焚地盼望回信的到来。有一天中午，我收到了霍军寄来的一只包裹。那只包裹很大，方方正正的样子。我以为是他最新的画作，这也是常有的事，不时他就会把新画寄给我。打开才发现里面是一封封信。我认出信皮上是我的笔迹，抽出一封信瓤，里面也是我的笔迹。那是一年来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一共五十五封，甚至细心地按日期先后进行了排列。除此之外，包裹里再找不到只言片语，我不知道霍军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的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我发现了信上的批注。那些批注写在信纸两侧的空白处，用的是显眼的红笔，内容很单调，无非是“不要脸”、“不害臊”、“恶心”、“肉麻”等几个词，都很有针对性地用短线和信里的某句话连接起来。让我惊异的是那些批注的笔体，我确认它们出自周笑为之手。
　　 这件事对我伤害很大，当时我真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收到包裹的当天晚上，我就病倒了，高烧到三十九度，半夜里抱着被子不停地打寒战。几天后病好时，我想清楚了两件事，一是我和霍军的感情已经彻底结束了，二是周笑为和霍军搞到了一起，为了摆脱我，他们联手给了我致命一击。随后，我和陆跃刚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生病期间，他每天都过来看我，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在那以后，我们的感情始终波澜不惊，看得出来，他也不是特别喜欢我，只是觉得我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对这件事最满意的人是我爹，他认为我终于听进了他的话，找了一个配得上我的人。我毕业时，陆跃刚已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并且帮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两年后，我和陆跃刚结了婚，又过了一年，女儿出生了。我爹和我妈卖掉了县里的房子，和我们住到了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再没回过县城。如今，我和陆跃刚的婚姻已经持续了近二十五年，夫妻关系始终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什么波折。我们的女儿正在北方一所学校里读大二。
　　 “王东红，你回来吧，我有件事情要问你。”沉默了一会，周笑为说。
　　 “好吧！”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三十年过去了，在她面前我依然如此弱势，就像当年的那个崇拜者一样。
　　 “那好，咱们见面再聊。”
　　 周笑为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我举着手机发了一阵呆，才忽然想起来，其实我也有一些事情想问她，那些事像一堆石头似的已经在我心头悬了三十年，始终没有落下来，也没有风化掉。
　　
　　 3、分界线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久病的爷爷在一天夜里咽了气，办完丧事后爹和大伯分了家。不久，我爹卖掉了分到手的一间半房产，带领我们全家离开八间房搬到了二十里外的韩家村。韩家村在通往沈阳的公路边，建有一所初级中学，爹当时正在那里工作，已经当上了教导主任。
　　 爹说：“等你升上初中路上会省出很多时间，把那些时间用在学习上，换回来的就是分数和成绩。”
　　 我对那些狗屁时间半点儿不感兴趣，让我难过的是再不能和霍军坐同桌了，而当时正是暑假，连和他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搬家那天，我爹求来了大队的一辆拖拉机。我拒绝坐进驾驶室里，固执地爬进后车斗，挤在立柜和炕桌的夹缝间。拖拉机“突突突”地叫唤一阵，喷出一条像猪大肠似的黑烟上了路。在刺鼻的柴油味里，我看见八间房的土路和路两边的秫秸障子颤抖着向后面退去。车轮压过八间房村北的小桥时，我把脸埋在膝盖上，用两条胳膊包围住，“嘤嘤”地哭起来。我想象着一个月后开学时霍军脸上疑惑的表情，从别人口中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他会不会在心里埋怨一句：“王东红，你搬家咋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不止一次想过去柴家窝棚找霍军，不时就在头脑中勾画出行走的路线。从韩家村向北穿过窦家房，再向北经过双庙子、张家村、周家横路子，爬上砂石铺成的县道后，就能看见大队的那片苗圃……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二十里地，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段遥远的距离。我经常做梦，一次次在梦里走在去看霍军的路上，有时候真切得就像真的发生了一样，我不知道，霍军是否也一样做过来找我的梦。
　　 两年后，我小学毕业，升入了韩家初级中学。开学第一天，我就一眼从人群中认出了霍军。这其实并不奇怪，韩家中学是方圆几十里惟一的初中，奇怪的是我和他又分到了一个班，并且再次成了同桌。两年不见，霍军的个子高了一截，皮肤也黑了些，但依旧很瘦，两只眼睛也还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有一肚子话想对霍军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老师讲的注意事项，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最后，我写了张纸条从桌面下方悄悄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