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眠药

　　 （一）失眠症患者自述
　　 患者姓名：姚小山年龄：31周岁职业：烧伤科主治医师
　　 婚姻状况：已婚，育有一女，夫妻情感稳定
　　 患者症状：严重失眠，抑郁症，伴有幻听幻视现象
　　
　　 医生，我老婆和女儿都说我应该来看看心理医生，其实，我自己就是个医生。不过，我给人治的是外伤，烧伤科的，你给人治得是内伤，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可不像烧伤，那些伤都看得见，我看一眼就知道该怎么用药，怎么护理。可是心理的问题呢，我处理不了。比如我自己，我失眠很严重。这个病折磨了我差不多快二十年，吃了好多的药，也试了很多偏方，统统不管用。有一回，一个朋友说生吃东风螺可以治失眠，我信了他，生吃了两只，结果感染了管圆线虫病。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冷笑一声）结果呢，啥偏方也不管用！你看我的眼泡、眼睛，是不是红肿得厉害？我很多年都没有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了！每天晚上老婆睡着了，我却一点也睡不着，睁着两只眼，头疼得要裂开一样。那种痛苦没有失过眠的人根本不能体会……有几次，我都想从楼下跳下去死了算了，可是，一想到女儿还这么小——她还没上初中呢——我的心就又软了。
　　 医生，你问我是从啥时候开始失眠的？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失眠了。那时我才上小学五年级。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坎儿……（说着眼眶有些湿润，嗓子变得沙哑，揉了揉鼻子）医生，我能抽支烟不？一回想起这些事情，我就受不了！……（摸出一支烟来，自己点燃后猛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
　　 （神情逐渐恢复镇定）我小时候本来挺幸福的。父亲从部队复员后买了辆解放大拖挂，自己跑货运，那时跑运输的少，挺赚钱的。我们家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啥文化，能写自己的名字，会简单的加减乘除。不过她很能干，父亲不在家时，——父亲经常出车，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的——家里地里的活儿全是她干，完全能顶一个壮劳力。她还要照顾得了绝症的爷爷——爷爷得了食道癌，晚期，多亏了母亲的精心照顾，他才能又活了那么长时间。爷爷逢人就夸，几辈子修来这么好个儿媳，比亲闺女还要亲。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姚小莉，长得很可爱……如果她还在世的话，今年也该有二十八岁了……（闭着眼睛，用手抹了抹眼眶和鼻子的交界处）
　　 那件事情到底是咋发生的？到现在仍然说不清。在那之前，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他们常常争吵，要不就是冷战。为啥不好呢？有一个传言这么说，说母亲在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难耐寂寞，跟在砖厂干活的一个叫根生的河南人好上了。更难听的说法是，妹妹小莉其实就是母亲跟那个河南人生的！当然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
　　 其实母亲就是太善良了。记得有逃荒的人到村里挨门讨饭，别的人家塞给他们一个硬馍馍，或是一碗稀粥就打发了。可到我家，母亲会把那些浑身脏兮兮的人请进家来，当客人一样待。她请那些人吃手擀面，卤子不是炒鸡蛋就是猪肉，临走还要往他们布兜里塞满干粮。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好心肠的人。所以，当母亲看到根生一个人住在野外的庵棚里，生活艰难，就动了善心，常常周济些米面瓜菜给他。根生知恩图报，常帮我家浇个地，喷个农药什么的。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有人却编排出那些难听的话。父亲相不相信呢？我想起初也是不信的，可是他经不住那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耳边嘀咕——人都有这个缺点，是吧？也许后来，父亲就有些相信了。
　　 十一岁那年春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往山东蓬莱跑了一趟长途，托人捎信回来说，他想好好歇一歇，这次回来就在家住一段时间。几天后父亲回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着一个年轻女人。
　　 女人约莫二十岁年纪，比父亲小差不多一轮。长得结实矮胖，大圆脸，肤色有些黑，外地口音，说话快，有点像唱歌，得仔细听才能听懂。她在我家里住了多半个月，就住在搁粮食和杂物的南屋，单独支了一铺床。父亲说，那女人是他的徒弟，跟他学习开车，因为和家里闹了些矛盾，所以跑了出来。
　　 父亲让我和妹妹喊她“红姨”。我曾奇怪哪里蹦出这么个红姨，对她有那么一点抵触情绪——说到底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嘛。但是这个红姨对我太好了，糖果饼干的哄着我，还教我唱，又教我跳，很快就俘虏了我的心。她似乎还有些文化，甚至有传言说村里的小学校长预备请她做代课老师，当然后来证实这只是个谣传。
　　 红姨管我母亲叫“大姐”，喊我父亲为“师傅”。在我的印象中，开解放大挂车都是像父亲那样的彪形大汉，像红姨这样学开大挂车的年轻女子绝无仅有。不过，红姨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她活得很坦然，很自在，手脚也不懒，会帮着母亲干些家务活，有时也下地干活。不过，母亲不会勉强她，毕竟红姨是个客呢。
　　 但是爷爷不喜欢她，看红姨的眼神总是冷冷的。有几回爷爷还和父亲争吵了几句，声音压得很低，我听得不是很清，但我感觉他们争吵的原因和红姨有关。他们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那么僵持着。不一会儿，父亲从爷爷屋出来，脸色铁青，看到我就朝我挥挥拳头。
　　 不过，红姨对我好，我也就喜欢她。这是很自然的。除了上学，我几乎整天粘着她。当我粘得太紧的时候，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喝令我干这干那，还骂我不用心学习之类。我一噘嘴，刚要生气，红姨就摸出一块水果糖塞进我嘴里，真是让人气也气不得，恼也恼不成。后来，母亲偷偷警告我：不许天天粘乎着红姨。我问为啥。母亲突然生了气，说，还为啥？不许就是不许！
　　 母亲对红姨客客气气的，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天气好的时候，还一起步行到四里地外的小镇上，挑挑布料买买东西什么的。甚至母亲还准备为红姨张罗谈对象的事。当母亲那些小伙子的情况说给红姨听时，红姨就用手掩了嘴，只是笑个不停。
　　 不过很快，不知道为啥，母亲和红姨闹翻了脸。那天，母亲像平时一样出了门，说是要回娘家一趟，傍晚前回来，要我和妹妹在家听话。午饭是红姨做的。吃过饭后，父亲递给我一只水桶，让我和妹妹到村外的小河沟摸鱼。他催促我们快去。他这种举动让我感到奇怪——平时他总是责怪我玩心太大，学习不用功——可是小孩子能去外面玩玩总是开心的。我们就高兴地去了。多半个钟头后，我和妹妹提着一水桶小鱼喜滋滋地回家，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尖厉绝望的呼喊声，就像是有人攥着她的头发，狠命扇她耳光似的。喊叫的间隙，伴随着父亲粗重的吼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重物摔倒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不觉丢了水桶就往家跑。恰在这时，红姨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与我跑了个撞头！她披头散发，脸颊红红的，眼眶里还噙着泪，上身只穿了一件小背心，吊带歪斜着挂在膀子上，乳房像只小兔子，几乎就要蹦出来。低看一头，她还赤着两脚，裙子穿得也不端正。
　　 我喊了一声红姨。她瞥了我一眼，竟没有要理我的意思。这时我才注意到，红姨左脸颊上还有两道鲜红的抓痕，就像是被猫抓的。我好奇地问，红姨，你这脸上是咋了？红姨没有回答，也没有迟疑，踮着脚尖，一溜烟的朝村外跑去了。她跑得那样快。树底下纳凉的街坊都觉得是刮过了一阵风。红姨！红姨！红姨！我连喊了几声。
　　 背后响起一声冷笑。回头一看，母亲就站在身后，头发有些凌乱，脸涨得红红的，上面同样有些新鲜的抓痕。母亲冷冷地对我和妹妹说：记住，你们没有这样的姨！
　　 从那以后，红姨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我还多次想起过这个神秘的女人，想起她对我的种种好。只是，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在那天，父亲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战争。家里的东西几乎被砸净。他们开始互相指责、谩骂、殴打，并且越来越严重，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打。家里能摔的东西基本全摔了，除了那台十四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那是父亲托人从天津买回来的，花了五百块钱，当时还是个稀罕物。每天晚上看电视时，街坊邻居家的大人小孩都快把我家屋子坐满了。有一回，盛怒中的母亲抱起这台电视机想摔了它，后来犹豫了下，还是把它放下了。就这样，这台电视机幸免于难。可是，因为我们家天天吵架，邻居们都不到我家看电视了。
　　 我和妹妹的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冰火冷灶的，饭也没人做。我们只好上二婶家吃去。有人传言父母快离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偷偷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流了半天眼泪。
　　 有一天，我跟妹妹小莉在外面薅猪草，她问我，哥，如果爸和妈离婚了你跟谁过？我吃了一惊，妹妹比我还小三岁，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感到了茫然。我反问她，你呢？妹妹愣了一下，说，我会跟妈妈过的。我说为啥呢？妹妹说，爸爸不喜欢她，老早前她就知道了。我说，怎么会？爸爸妈妈都喜欢你——你多可爱！妹妹说：你以为我小，其实我都明白了——我不是咱爸亲生的！我生气了，冲她吼道：小莉，你别说那些人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净瞎说！妹妹叹了口气，将一棵嫩生生的面条菜从泥土里拽出来，扔进了荆条篮子里。她看了我一眼，说，我什么都知道！
　　 很快，父母就分别找我们谈话了。先是父亲把我叫到跟前，神情严肃地问我，如果我跟你妈离婚，你跟谁？我说，谁也不跟，我跟爷爷过。父亲说，不准赌气，我是认真的。我顶了他一句，说，你要跟妈离婚，我一辈子不原谅你！父亲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话。我这么说当然有我的理由。因为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面。我有个女同学，她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又给她娶回个后妈，后妈待她不冷不热，她却因此成了同学们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与父亲的绝决和冷酷正好相反，母亲对于离婚这件事倒是显出几分犹豫和软弱。有一天夜里，父亲不在家，她抱着我，流着眼泪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婚，她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妹，更舍不得这个家。那时妹妹正在熟睡中。母亲的这番话让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些。
　　 自红姨走后，父亲一直呆在家里，也不出车了。他的脾气变得相当消极，或者说是相当暴烈。他整天游手好闲，不是跟他的狐朋狗友喝酒，就是打牌赌钱。偶尔回到家就跟母亲置气。摔锅摔碗的已经算不了什么，父亲一生气就要砸一块玻璃。窗户上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了。爷爷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可是他却全然不放在心上。我听到母亲在爷爷跟前哭诉，可是爷爷人老了，他管不了父亲了。本家的长辈也试图劝父亲回回心，把日子过下去。可是父亲铁了心要离婚，谁的话也听不进。大舅也来过几次，父亲都把人家干晾着，不理也不睬，弄得大舅也没脾气了。
　　 农历五月十七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大打出手，又干了一架。父亲把母亲摁倒在床上，把她的头往床沿上磕。母亲又踢又踹，总算腾出手来，扇了父亲一耳光。父亲捂着脸，走到门口。那里摆着一个脸盆架，上面搁着香皂毛巾之类。母亲冲父亲的背影丢了一句：想离婚，除非我死！父亲抓住一块香皂，朝母亲掷来。母亲头一偏，没掷中，投中了梳妆台上的镜子。镜子破裂了，但镜片还在那里拼凑着，没有掉下来。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母亲坐在那里愣了半天。我和妹妹被吓哭了。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
　　 第二天是五月十八，母亲要到漳河对岸的一个镇上赶集。她有个表姐嫁到了那里。她和那个表姐自小一起长大，比亲姐妹还要亲。那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母亲正坐在梳妆台前给自己编辫子。她的心情好像很好，似乎将昨晚的事情全忘了。她一边哼着歌，一边给自己编辫子，还换上逢年过节才穿的新衣裳。我睡眼惺忪地问母亲，妈，你要出门啊？
　　 母亲说，去河南你姨家赶集！傍晚我就回来！你好好看家。我耍无赖要一起去。母亲说，你父亲不在家，爷爷又病着，家时里没人不行。再说怪远的，还要穿过一大片河滩地，荒无人烟的，也没有什么正经路。你还是在家看门吧！我吵着不依。母亲哄我说，赶集回来给你买炸糖糕吃。我这才破涕为笑。这时妹妹也醒了，听母亲要去赶集，死活就跟了去。母亲起初不同意，后来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哭闹，就答应带她一起去。
　　 母亲对我说，她和妹妹傍晚前一定赶回来，记得中午要喂猪，爷爷要有什么事的话，就去喊你二婶。我应一声，看着母亲给妹妹穿戴整齐，她们出了门。妹妹还回头朝我笑一笑，歪着头说，哥哥，等我回来带炸糖糕给你吃！
　　 我苦熬了一天，做好晚饭，还不见母亲和妹妹回来，心里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爷爷催问了几遍，我心里也是火焦火燎的，就到大门口去等。不一会，父亲回来了，黑着脸说，别等了，你妈和你妹跟着那个河南人跑了！
　　 我不相信。可是那个叫根生的河南人确实也在同一天失踪了。他住的庵棚还在那里，锅碗瓢盆衣裳铺盖还在那里，可是人就是不见了。问那砖厂老板，老板也不知他的去向，他还生气地说，根生还欠着我二百块钱呢，这下没了人影，我找谁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