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飞的父亲

父亲是飞走的，在我不到一周岁的那年——关于父亲的“飞走”，第一次，奶奶和母亲取得了一致，她们都这样告诉过我，并且表情真挚。区别在于，我母亲说父亲飞走的时候是个下午，他在院子里停了很久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然后打开院门：那时，我们家更穷，还没有这扇木门。然后……然后他就飞走了。而奶奶则坚持，父亲飞走的时候是个早晨，他给缸里挑满水后——“他敲敲窗户，还说了声娘我走啦，等我趴在窗台上望出去时正看到你爹从篱笆墙上飞出去。”奶奶说她记得很清楚，“当时天刚麻麻亮。像有层雾似的。你爹就像一个影子。”奶奶说，她当然想这个儿子，一想起来就哭一回，一想起来就哭一回，白天哭晚上哭，哭着哭着就把眼睛给哭瞎了。“别听瞎子瞎说，她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母亲很不以为然，“她的眼是被柴火熏瞎的。天天趴灶台前，你奶奶还总烧湿柴火。这个狠心的老太婆，你父亲飞走的第二天，她就不让我再找了，说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忙不过来，说他愿意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的。你父亲飞到哪里去了她根本不在意。到现在，七年了，也没见他回来。”
　　 让我想想。我觉得，母亲的话可能更可信一些。父亲在院子里站着，在阳光和风里站着，风在把他的衣裳吹大。奶奶出出进进，她抱着柴火，筐子或者别的什么，小脚走得摇摆——但她似乎没有看到院子里的父亲，他不在奶奶的眼里。这时风更大了些，看上去，我父亲的表情凝重，他似乎在犹豫，不安，但风把他的衣裳吹得更大了些，从脖子那里，手臂那里，包括脚踝那里，都露出了羽毛。屋里孩子在哭，那时我还小，比现在小得多，还不到一岁，所以哭声也小，父亲听得一定模糊。他身上的羽毛又长出了不少，甚至支起了他的衣服，把它给撑破了。风打着枣树的叶子，枣树的叶子们也相互拍打，哗哗哗，它们把本来稀薄的阳光都磨掉了。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飞走的，他像一个大风筝，摇摇晃晃地飞起来，在飞过篱笆上空的那刻他多少有些慌乱，可那时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会回来的，”也许，他说。也许他并没说出这句话，风在他说出口之前就把话给吹走了。我的父亲只得在风里越升越高，他回过头来，我们的院子、房子和树变得越来越小。
　　 我说给树哥哥他们，我父亲没死，他就是飞走了，从院子里出发，我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呢。“瞎说！你在撒谎！”他们不信，他们根本不信。“咱村这么大，你听说谁是飞走的？就你父亲能？”拖着鼻涕的柱叔把颤抖着的鼻涕重新吸回鼻孔，“你爹是被炸弹炸死的。”“傻柱，你爹是被炸弹炸死的呢！”我冲着他大喊，把胸口凑过去——别看我低他一头，可打架，我并不那么害怕。倒是粗大的柱叔退缩了，他并没有要打我的意思，“我爹又没死。他在炕上呢。”他再次吸回了鼻涕，“你爹真是被炸弹炸死的。闹鬼子的时候。我爹说你爹死在了强家堡那里。”
　　 “傻柱说的你也信，”母亲在咳，她抱进来的也是湿柴火，她被罩在了烟里。“看你鞋上的泥！刚晴开就乱跑！”“树哥哥信。他们都信。我父亲是被炸死的。日本鬼子的炸弹。”我并不走开。“还强家堡呢，傻柱知道强家堡在哪里！根本就没这个地方！”“你骗我。”我说。我冲着烟狠狠地吹了口气，“你要是不骗我，那就告诉我我爹去哪啦，他为什么要走？”我又狠狠地吹了一口，翻滚的浓烟把我的眼泪都呛了出来。
　　 “不是强家堡，”奶奶纠正，“是刘家堡，在海边，你爹曾到那里去打草，还抓过兔子。一次抓了三只，大概是一窝。”她在炕边摸索着，把手伸向炕席的下面，“那里是炸死过人，人都被炸碎了，根本看不出模样。我让你四叔过去看过，不是你爹，你四叔说树上挂着一段红绸布，咱们家没有。”“真不是我父亲？奶奶，你要什么？”“我在找针线。我摸到褂子破啦。你四叔说不是，别人又没去。那时候兵荒马乱，天天死人，天天东躲西藏。我怀着你三叔的时候，过六旅，我和你爷爷往高粱地里跑，那个死鬼跑得快……”
　　 父亲的筐子已经塞满，它高出我父亲一头，以致父亲的身上也满是割断的青草的气息。他还拾到两枚鹌鹑蛋，把一枚打开喝了——从早晨，我父亲就一直饿着肚子。鸟追上来，叫着，在他头上，父亲朝它挥了挥镰刀可它还是不走，就在他俯下身子准备拾一块石子的时候，发现了蹿出草丛的兔子。
　　 兔子！父亲放了柴筐，放下头上的鹌鹑，朝着兔子的尾巴追过去——东边是大海，不择路的兔子竟然朝着大海的方向奔跑，父亲只得跟着。追在父亲头上的鸟也赶过来，不过它在变大，升到了高处——飞机！飞机也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它和我父亲一起追赶兔子，把它往大海的方向撵，这里的草丛已经变短，根本藏不住兔子的身子，当然我父亲也藏不住。你跑不了啦，父亲让自己更快一些，风驰电掣，他感觉自己都在变轻——“帮我截住！”奔跑中的父亲不忘用镰刀指点，俯冲下来的飞机却并不理会，它丢下一枚黑黑的鸟蛋，像鹌鹑蛋大小，鸡蛋大小，然后是水壶的大小——它炸开了，在父亲脚下，父亲像鸟一样升了上去，身体越来越红。落下来的父亲完全是一团火焰。后来火焰终于熄了。
　　 从灰烬里面，从裂开的黑色灰烬里面，我父亲又钻了出来：不过这时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一只鸟。红鹌鹑，或者不是红的，就是灰的，和别的鹌鹑一样——我父亲把灰烬抖掉，他抬头，看到一直追着他的那只鸟还在上面……
　　 “你梦到了什么？”母亲问我，“看你满身的汗。这孩子。”她把被子给我重新掖好，“总发夜怔。”她把眼睛继续凑到油灯下面，“你梦见什么啦？”“我爹。”我不愿意多说，把身子翻向另一侧，但眼睛睁着。我不想把我梦见的告诉她。不过她也没有多问，那个鞋底还有一半儿的针线。
　　 树哥哥来找我，他的脸色有些苍白。“我偷听到的，”他把我拉到树下，知了的声音叫得很响，“他们说……你爹，是，国民党的情报员。”“胡说八道！不可能！”“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树哥哥的脸色更难看了，他被自己听来的吓到了，“咱们一个老爷爷，要你父亲是，我们家也好不了……”“我爹不是。”我控制不住嘴里的牙，它们在不停地颤，“他是飞走的，他不是情报员。”“他不是，”树哥哥拉住我的手，“你父亲也不会说出去的。他不会……”
　　 午睡着的巷口，父亲出现了，他像纸片一样薄，却有着重重的影子。在一栋房子的外面停下来，伸长脖子：他真的伸长了脖子，伸过墙头，伸过屋檐，伸过房脊，一直细细地伸到窗口的下面。房屋里，有细细的人声嘈杂，那些人压低着说话，并不时地瞄向窗口的方向。暴动。消灭。我们地下组织……一只花猫从院墙上跳进院子，“谁！”蹲在门口的一个灰衣人回头发现了我父亲，发现了他的长脖子，“你在干什么！”父亲一惊，想把脖子缩回到院外去，可是已经晚了，屋里的人已经冲出来，把他的脖子一把扯住……
　　 他又出现了，这次，他的脸上也有一层灰黑的颜色。他蹲在草丛里，被草丛掩盖了半张脸。这时，一支队伍，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大大的五星，端着枪，沙沙沙沙穿过玉米地，来到我父亲的面前——不，不是他，埋伏在那里的不是我父亲，我觉得他不是，虽然看不清面孔——“你被捕了。
　　 哼，我们早就发现你啦。”那个黑影不得不站起来，他的身上有羽毛可是已无法飞走。在他转过身去的一瞬我仿佛被雷电击中一样：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他再次出现，是在有风的坟场。他的身上缠满了锁链，将他裹在里面像一个巨大的铁球。“你父亲被判决了死刑。”有个声音说，我听不清它来自何处，但它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朵。枪声响了。
　　 不是一发，而是许多的子弹，可我父亲并没有倒下去，而是挣开了铁链子，从里面飞了出来。“看你往哪里跑！”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站出来，掏出手枪，啪！已飞到树梢那里的父亲被子弹打碎了。黑色的羽毛飘得纷纷扬扬。
　　 ……这孩子怎么啦？母亲哭起来，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回事？”程医生翻开我的眼皮，然后用手背碰碰我的额头，“在发烧呢。伸出舌头来。”
　　 奶奶也摸索着走进来：“小浩，听话，听话。”可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这孩子，”程医生捏住我的脸，“他平时爱说话不？”
　　 “爱说，这孩子就爱说，”奶奶抢过话头，“天天止不住气。前几天还好好的。前几天，到我那屋，说奶奶，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他有啥事儿？结果他也没说出什么来就走了。之后就这样了。”“一下子就蔫了。我去赵祥嫂子家借个箩，回来他就……见谁也不理，好像心事重重——这么大的孩子，哪来的那么多心事啊！我问他他也不说。”母亲给程医生递过凳子，自己坐在炕上，“医生来啦。有事你和他说。”
　　 我把自己装成一块木头，斜眼的程医生当然撬不开我的牙齿。“抓点药吧，先看看再说。这样的病，怪。”
　　 两个女人七嘴八舌，没错，她们都有多生的舌头，最后吵得程医生都觉得烦了。“你们别争了好不好？你们吵得，我的脑袋都大啦，里面都是糨糊了。”程医生的手背又伸向我的额头，“你们快去把药煎好。让孩子睡一觉。”
　　 “这两天他一直在睡，大夫，他会不会睡傻了吧？”“我就说他撞了邪灵啦，要不然总这么睡还缓不过来！你拿针扎扎他的手心脚心……”“哪来的什么邪灵，要有也是他那没良心的父亲！你没看这几天总是念叨！”“爹只有稀罕孩子，没见过要害自己孩子的！他怎么会是邪灵！再说，他也没死，没良心的人才总咒他死呢。”“他要没死早就回来啦，就是不回来也该捎个信，对不？他走的时候孩子才一岁！你说他的良心呢？……”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小，在我的耳朵里大起来的是蝉鸣，许多只蝉都垂在树梢上，它们吸着枣花的蜜，只有一只没吸。它突然裂开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影从里面跳出来，贴近窗棂上破开的窗纸朝屋里看。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爹。我叫他，叫得干涩。他点点头，露出白色的牙：他的身上尽是水，仿佛是刚从水里爬上来的一样。不，不是水，而是血，他的身上一直在流着血，头顶那里好像有一个喷涌着的泉……
　　 啊，啊。母亲把我摇醒，怎么啦儿子，你梦见什么啦。你可别吓唬我。到底是咋的啦。我想了想，渴。给我水。这时天已经不知不觉地暗了，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程医生和奶奶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妈，你说，”醒来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你告诉我，我父亲到底怎么了。”
　　 “你梦见他啦？你还记得他？”
　　 我用力地喝着水，水里面有一股粘粘的腥气。
　　 “他不是飞走的，对不对。”——你这个孩子。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她学着程医生的样子，把手背放在我的额上，你说他不是飞走的又是怎么走的？“他给反动派送情报，是情报员，对不对？”你在哪里听来的？谁说的？谁敢这么造谣？母亲推开我，盯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谁说的？咱找他去！这明明是想陷害咱家！儿子，你不用怕，这是造谣，你父亲不是反动派的情报员，他没做过这事儿！告诉我，谁说的？是谁！
　　 ——树哥哥。
　　 我的病好了，但也失去了所有的伙伴。他们一起躲着我，看到我走近几个人就会骤然地跑开，然后在一个远处又重新嘻嘻哈哈地聚集起来，每个人，重新领到新的角色：指挥官，战士，敌人——我距离那些角色太远了，我能看见他们的故事，可走不进去。“怎么还不高兴？”“他们不跟我玩。”“你也别和他们玩！总跟他们能有什么出息！他们再找你也不要去！”轻巧着的母亲并不在意，她忙碌着，把我剩在自己的空旷里。我的空旷上面是树枝和树叶，再上面，是摇曳着的阴影，父亲从阴影里走下来，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打鱼。他这样说着但手里并没有渔网——“走开，”我对他说，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再想他了，我要把他从我的脑子里甩出去，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他会不会飞。“走开！”在我的空旷里，积累了那么多的怨气、委屈和愤怒，几乎可以炸碎我了。“你又怎么啦？”母亲从她总也忙不完的活里抬起头，“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一点儿也不让大人省心！我在你这样大的时候，早就没黑带白地跟着大人们干活了。去，打一筐子草来！就是闲得！”
　　 我看到了树哥哥。我把筐子丢在门外，推开他家的门。“你来干什么？”树哥哥的面色很冷。他挤在门口，堵住我的动作。“树哥哥，我想和你玩。”“可我不想和你玩。我们都不跟你玩。”“为什么？”“问你妈去！叛徒！”“我不是！我本来没说！她问我，我也没说……是你造谣。”
　　 我找到杨胜利，他正在追一只大个的蚂蚱。我从另一个方向截住它，将它藏身的位置指给杨胜利。“是李树不让我们和你玩。”他告诉我，“我们商量好了。他说你是个叛徒。”“我不是叛徒。
　　 他才是！”“你妈和你奶奶，堵在人家门口骂。我和我爹打草回来，都看见了。”
　　 “不和你玩。”拖鼻涕的柱叔笑嘻嘻的，他拒绝了我递到他手上的蛇蜕，“谁和你玩谁就挨揍，开除出我们的队伍。你走，就是不和你玩。”他提提自己的裤子，将它提到腰的上面去，“我爹的病快好了。不要它泡水啦。他们不让要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