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老师 ————我的“文革”学生生涯

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历史可以回顾，但绝不可重演。
　　 ——题记
　　 （一）
　　 记得我在刚满七岁的那年夏末，恰好是学校新生报名入学时间。妈妈见隔壁邻居一个姐姐带着她妹妹去学校报名，于是就让这位姐姐顺便也带着我一起去报名。
　　 新生报名入学的那所学校叫作“龙溪小学”。这所小学位于县城东面郊外约两、三里开外，是解放前1923年创办的，在当地也算是一所“名校”，我们到那里时见已有不少孩子在排队报名了。那时报名入学程序很简单，新生只需将自己的户口拿給老师看一下，而后再报一下自己能数多少个数就行了。负责报名入学登记的是一名约二十多岁的女老师。她穿着一件白底蓝格衬衫，挽着双袖，扎着两条长长乌黑的辫子，虽说相貌一般但人长得很白净，一双眼睛格外有神。女老师既亲切又和蔼，尽管当时天气比较热新生报名人数又多，但她丝毫不为此感到厌烦，而是一直笑咪咪地忙着报名登记。初次见面我就挺喜欢这位女老师的，尤其是对她开口一笑稍有点微微向外暴凸的洁白牙齿印象特别深刻。
　　 很快就开学了。当我背着书包和一起报名的新生来到学校时，却因新生太多教舍不足而被安排到离“龙溪小学”校外北面不远的三栋“教舍”去上课。据说这几栋房子原先是关押劳改犯的如今被临时改建成教舍，也算是为我们解决了无处上课“燃眉之急”。我一跨进教室，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然就是那位报名登记的女老师。此时我才知道她姓席，是我小学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迄今为止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位老师。
　　 我们在“劳改”教舍上了一段课后才得知这里已是县里新创建的“第二小学”校址，于是我幸运地成为了县二小的首批学生，并在此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后才转到其它学校。
　　 席老师既是我们班主任也兼任语文老师。虽然班里才有三十多个学生但调皮学生也不少，似乎当时报名新生中调皮捣蛋鬼全汇集到我们这一个班里了。也许是为了“调教”这些顽皮学生，此时席老师与当初报名登记时的模样截然相比，其尊容给人有种威严、望而生畏的感觉。每当这些顽皮学生上课不认真或是不好好完成作业时，席老师就会在课堂当众将他们叫出来，让他们在一旁罚站或是放学后留下来受训。我清楚记得这些调皮学生有着共同特征：每当留下时，他们此刻都会蔫蔫地将自己嘴巴撅得老高，而且也都一声不吭地背着手，默默靠墙站着等待席老师的发落。尽管如此，席老师给我的印象还是和蔼可亲的，因为她一直都很喜欢我。
　　 席老师人年轻可教学经验丰富并且很善于教学。在我的记忆里，她虽然担任班主任主教我们语文，却对我们其它学科同样也很关注，经常利用自习课辅导我们学习其它科目知识，还专门利用自习课给我们读一些课外书籍，其中《我的一家》和《千万不要忘记的故事》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两本书。前本书是一位名叫陶承的老奶奶写的革命生涯回忆录；后本书写的是旧社会劳动人民饱受地主恶霸剥削、压榨的故事。席老师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了我们的学习压力，也体现了她本人的一种憎爱分明情怀。席老师还动员我们将自己家里的图书捐献到班里公同阅览。她将这些书统一编上号并排挂在墙上，每当下课后我们就围在一起观看图书，就连平素下课好打闹的那些学生此时也因为喜欢看书变的安分了许多。
　　 客观地说，我们在“文革”前的学习环境尽管不如现在，但当时校园的风气十分淳朴，学习氛围也比现在纯正激昂。我们在校接受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并且学校和老师也极为注重培养和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在刚入学没多久，席老师就经常让我代表班里参加学校的演出和朗诵比赛。也正是有了她的热情提携和鼓励，我既锻炼了胆量也较好地发挥了个人才干，并由此也得到了秦校长的器重和关注。我对这位秦校长印象特别深刻。他个头不高，当时才三十来岁，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办事很有魄力。记得有一次席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紧挨教室窗外的山坡上突然窜出一帮孩子。他们趴在草丛间，架着一把木制的“机枪”对着我们一个劲的大嚷大叫，吵得我们无法上课。正在此时秦校长来了，他立即对那帮孩子大声呵斥并冲上山坡驱赶他们。那帮孩子被秦校长的气势给镇住了，吓得一个个落荒而逃。
　　 （二）
　　 县二小最初建校没有正规校址。我们在“劳改”教舍上了一段时间课后又迁至县里一所“红专学校”上课。这里是县教育部门临时创办的一所成人教点，白天是我们的教室，晚上是成人的课堂，席老师还担任了夜校兼职教员。由于跟成人共一个教室，所以课桌比较高大，我们上课写作业显得格外吃力。那时暑期上课学生必须到校午休，席老师一到时间就会坐在讲台旁监视我们午休，有时候还会轻轻地在我们身旁来回度步。午休时这高桌子可把我们给害苦了。不睡还不行，绝对会挨批；要睡又不得劲，简直是“活受罪”。所以一到午休时间有的同学借故溜号；有的即便到校也是趴在桌上装睡却偷偷翻看桌下的“小人书”消磨时间。当然也有犯困的学生，此刻他们毫不在乎桌子得不得劲，只要午休钟点一到，他们趴在桌上立马鼾然大睡。
　　 我素来无午睡习惯，趴在桌上自然无法入睡，于是每逢午休就总偷偷趴在桌下画画，一旦发现席老师走过来就赶紧将本子收好，装作睡觉模样。可次数一多还是被她发现了，于是本子也就被没收了。席老师对我不午休偷偷画画的行为很生气，责问我为什么不午休？我向她扯谎说桌子太高自己睡不好，所以不想午休。她听了后竟然拿出自己房间的钥匙让我单独到楼上去她卧室午休。我当时为席老师这一举动感到受宠若惊。全班还有好多个睡不着的学生，为何单独让我去她卧室午休呢？恭敬不如从命，那时也容不得我多想，只是顺从地接过她手中钥匙上楼开门进她卧室去午休。席老师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单身女性，她的卧室好歹也算是“闺房”了。房间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她的睡床不仅洁净甚至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馨香，令我不敢贸然上床，犹豫了好一阵才敢躺在床上。当我躺在她床上时甭说是想午休了，自己竟然连翻个身都不敢啦。
　　 我们在“红专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星期天去县城南郊的“金鸡岭”山下参加义务劳动，因为那里新建了几栋教舍，也是我们以后的新校址。这几栋校舍显然比我们就读的教室要好了许多，甚至感觉比“一小”的教舍都要好，可惜建成后校园四周没有围墙，室内地面也坑洼不平。为了提前搬迁到新教舍上课，学校特意将建设校舍的劳动任务分配到各个班级，我们低年纪学生的劳动就是在室内用锤子砸石渣。这种劳动强度虽然不大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艰辛，所以好多学生在参与几次劳动后吃不消了，干脆就躲懒不来参加。见此状况，校方就规定：凡无故不参加劳动的学生一律取消到新校址读书资格。这一招果然灵，迫使那些躲懒学生只得就范，乖乖地到校参加劳动。临近暑假，我们终于可以在新校舍上课了。当坐在洁净明亮的教室时，我们心里甭说有多高兴了。这喜悦也包涵有成就感，因为在校舍修建中滴洒了我们的汗水，凝结了我们的付出。
　　 我去新校舍读书时已是小学三年级，席老师仍然是我的班主任。也许是换了明亮、宽敞的新课堂，席老师站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总是神采奕奕、眉飞色舞的，人好像也漂亮了许多。也正在此时，我突然发现有个男人经常出没她的房间。这个人高高瘦瘦的，长着一副大鼻子，面相挺和善。他见了我们总是笑咪咪的，其模样像是个老师却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当我在席老师的精心呵护和培养下准备度过自己小学生涯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中断了我们之间的师生情缘，也荒废了我与同辈人的学业。
　　 （三）
　　 一九六六年的春末夏初似乎特别炎热。
　　 一天下课后，席老师将我叫到她的房间。她说县里过几天要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声讨集会，学校决定让我代表全校学生在会上发言。随后她又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稿子，将中间的生字标注了读音并叮嘱我一定要将稿件背下来。我记得当时发言的那份稿件好像是声讨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家村”的内容。既然是学校和席老师交给的任务，而且又将要代表学校全体学生在县里集会上发言，我感到责任重大不敢马虎，于是就将稿件背的个滚瓜烂熟，单等着到时如何发挥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间，县里在一中校园内召开了声讨“三家村”的“万人集会”。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随秦校长和席老师一起参加了这次集会。我到了会场一看，只见黑压压席地而坐到处是人，心里难免有些发怯，毕竟是自己头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啊，不由紧张地朝席老师望了望。此时席老师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她对我笑笑说:“别怕，就当在课堂上发言一样。”
　　 在会议主持人的安排下，我和秦校长、席老师坐在了会场发言台旁侧，等待出场发言。会议开始后，前面发言的人说的是啥我都无心去听，只是自个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发言稿件内容，生怕一时慌神发言“拐”了场。不一会，主持人宣布我出场发言了，我立即起身。此时席老师还轻轻地拍拍我的背，叮嘱我千万不要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努力让自己克制紧张情绪，目视着前方，按照稿件的内容发起言来。我也记不清当时发言台下有何反响了，只记得自己一股脑发完言下场后会场间响起了一片掌声，同时也见到了秦校长和席老师俩人满意的笑容。
　　 自从县里召开了那次“万人集会”后，社会和学校的形势突然有了急剧变化，尤其是学校变化最大，整个教学秩序都乱套了。老师无心教书，学生不想上课，大街小巷和校园内突然兴起了一股张贴大字报的风气。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揭发”也成了一种时尚，尤其是对上级领导的“揭发”被堂而皇之冠以“造反”之“美名”，似乎只有这样才彰显“文革”运动之特色。临近暑假，这种揭发形势持续升温，搅得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安心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背着书包在学校到处窜悠，观看四处张贴的大字报。当然，在我们学校首当其冲，众所击之“揭发”的目标自然就是秦校长了。他的房间四周贴满了大字报，竟然连门窗都被贴的严严实实。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如同一双注射强心剂的利爪，不仅肆无忌惮地将被“揭发”者撕扯的体无完肤，甚至连对方芝麻大点的隐私都将揭露无遗，昭示于世。
　　 有一次我和同学一道去学校看大字报恰巧路过秦校长的住房，被他门上刚贴出来的一张署名”革命教师”的大字报给吸引住了。这张大字报揭露了秦校长父亲如何在解放前剥削和欺压村里百姓的一些事情，令我们看后大为吃惊。怎么也想不到一向令我们尊敬的校长竟然还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正当我们一边观看一边窃窃私语时，秦校长回到自己住房来了。此时我突然发现秦校长消瘦了许多。他那一向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有些木然，与往日相比其威严神态判若两人。他也许早已见到这张大字报了，也知道我们此时正在为其内容议论纷纷。当他见我也在观看这张大字报时表情显得格外不自然，手拿着钥匙开门竟然有些微微颤抖。打开门后，他急忙闪进屋内将门关上再也没见出来。秦校长当时的神态给予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久久难以抹去。
　　 （四）
　　 随着文革“轰轰烈烈”的深入开展，运动的形式已不仅仅停留在“揭发”阶段，而是升级到专门批斗“走资派”和揪抓“牛鬼蛇神”的程度了。县城里这种批斗折腾最厉害的当属县一中。也许这里的学生年龄偏大，所以对“文革”参与格外投入，热情也空前高涨。县城文革“红卫兵”组织也最先在此发源诞生。东安县一中创办于民国31年（1942）。校址最初建于“澄江书院”（即现在东安县塘复乡大源村）。当时学校的许多教师接受过旧时教育，有着深厚的教学资历和较广的家庭社会关系背景，甚至有的教师还有一些海外关系。随着“文革”逐渐升级，这些教师如同落网之鸟自然也就成了红卫兵揪斗的对象。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去一中校园，恰巧见到一帮红卫兵押着一位女教师去批斗。这位女教师约五十多岁，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王静庄”姓名的牌子。只见她弓着腰，脚步蹒跚地走着，任凭身后的红卫兵不时推搡。身后还有一个人手里拿根棍子不停抽打着她的背，每抽打一下，她就哆嗦一下，其状令人目睹揪心。我还记得是在这之后全县召开一次批斗大会的场景，当时县一中的一些教师也被捆绑到了现场，其中有一位相貌白净、斯文的男教师只因家里是香港的，居然被造反派在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美蒋特务”的牌子。这位教师俩手反绑，站在被批斗的人群中双眼迷茫地望着前方，显然他是在为这突如其来的批斗和承受莫名其妙的罪名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无奈。
　　 我们学校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同样也在劫难逃。一位平素教数学而且很斯文的男老师只因家庭出生是地主成份，于是就被高年级的学生给五花大绑地押上批斗会，并当着全校师生面下跪接受批判。这位老师起初不愿下跪，立即就遭受身边学生们一阵拳打脚踢。这位老师当时被打得只好跪倒地上，一脸痛苦模样，嘴里还带着哭腔一个劲喊着：“哎哟，你们别打了！我有罪！我认罪！哎哟！求你们别打啦！……”此时的他已是斯文扫地，尽管如何求饶也没躲过周围人对他的拳打脚踢，哭嚎声也被台下阵阵口号所淹没。据说当时这位老师的年幼女儿也在台下参加批斗会，此刻女儿见到台上自己父亲被批斗的惨状心里会是何等感受可想而知。这种惨状也注定会在她幼小心灵上刻下了终身难以愈合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