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书与他的村庄

引子 我们不是城市的痼疾
　　 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衍生了无数的城中村，当城市的空间得到了扩张的同时，我们却忽视甚至暂时遗忘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们在指责城中村给城市抹了黑的时候，城中村其实为城市建设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改造城中村的同时，我们是否想到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呢？2004年9月的一天上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步履匆匆地走进政府会议室。王岐山环视着每一位与会者，面容显得格外的严肃和凝重，看来今天的会不同寻常。
　　 王岐山声音低沉地说：“同志们，同志们，形势很严峻，时不待人呀。北京市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一日不快，我们城市的环境整体水平就跟不上，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目标就是一句空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放空炮。”
　　 王岐山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力：“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在城中村问题上节奏慢了，步子迈得不大，作风拖拖拉拉，推诿扯皮，板子就会重重打在哪位的屁股上！在这一点上，毫不留情，也毫不含混！希望大家都充分重视起来！”
　　 这次被媒体称为向城中村吹响开刀号角的会议，通过了用三年时间改造北京市城中村的方案。
　　 王岐山最后一字一顿地强调说：“过去一提城中村改造，有些部门就喊穷，就叫苦不迭。现在，政府决定要给奥运场馆“瘦身减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都投在城中村改造上！”
　　 很快，媒体把这一消息报给了广大市民：
　　 北京要下决心尽快改造“城中村”，将用三年时间先对建成市区内的231个“城中村”展开集中整治，首先要拆除奥运场馆周边及四环路以内的171个“城中村”，其余的60个“城中村”将在2008年以后继续完成。北京市通过整治“城中村”，要拆迁居民33935户，撤销路边集贸市场85个，拆除违法建设1100多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1197万平方米，新建道路395万平方米，25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得到治理。于是，“城中村”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时隔不久，在北京市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城中村改造又上了市长王岐山的政府工作报告。
　　 城中村改造一旦运行，就要投入巨额资金。以北京为例，需要1亿以上的资金的城中村就有58个。2002年初步估算，北京城中村的改造安置和后续城市设施费用需400多亿元。
　　 面对着这一个庞大的数字，每个人都不轻松。
　　 毋庸置疑！城中村改造这一复杂的命题，不仅是全国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北京市在求解，北京市的市长王岐山在求解，中国的城市都在求解，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市长也都在求解！
　　 2007年1月18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城建会议上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市长令：“城中村改造，再难也要做！广州市城中村还很多，过去几年我们改造的步子太慢了，城中村改造得好不好，应该作为在座的各区区长工作考核的指标！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能含糊。”
　　 今天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几乎到了一种极致，但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和严峻的问题却摆在了政府和普通百姓的面前，城市和工业令人眩目的快速度造就了无数个城中村现象。
　　 在很多人眼里，城中村就是城市的疤痕，城市的痼疾！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个别城中村的确成了五毒俱全的滋生地。跟踪研究城中村的专家李培林先生，在记者报道和自己调查的基础上，概括出“城中村”的八种现象：
　　 一曰黄流横行。村里的美容厅、发廊、按摩店、咖啡馆、休闲屋、卡拉OK厅等场所林立，店内小姐穿着暴露，动作忸怩，搔首弄姿，频频向过往行人递送秋波。整晚的嬉戏声、吵闹声、音乐声，吵得人无法安宁。村里的民房、电线杆、围墙、厕所、走道……无一幸免地贴满治疗梅毒、湿疣、淋病、花柳等广告。
　　 二曰赌博盛行。村里聚集了很多游民闲客，参赌者不分男女老幼。街道边、店铺内、出租屋里、老人活动中心、祠堂皆可设赌。游戏机、台球、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玩扑克、“六合彩”等，花样繁多，赌资从几角几元到数十元直至上百元。
　　 三曰吸毒猖獗。在村里经熟路人指引，都有渠道买到K粉、摇头丸、白粉、大麻等毒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垃圾堆放点，常常可以看到吸毒用的针头、箔纸、“爱托菲”药丸袋。社会上的一些三教九流，常躲在出租屋内窃窃私语，窗口不时飘出怪异的烟草味，一到晚上便结伙外出。
　　 四曰售假贩假。村里的商店，假冒伪劣商品居多，而且出售各种假冒名牌商品，从服装、箱包、鞋袜、腰带、眼镜、化妆品到各种日用产品，你都能找到各种国际名牌假冒产品，而价格可能只是市场正牌价格的1/10。
　　 五曰黑帮肆虐。一些拉帮结派的老乡团伙，人称“东北帮”、“新疆帮”等。他们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受雇充当打手、黑保安、替人追讨债务和打击报复，以各种名目对商家和居民收取保护费。
　　 六曰偷盗抢劫。村里七拐八弯的巷子是最频繁的案发地，也是罪犯们藏匿的最佳场所。偷盗抢劫的事情时有发生，特别是女性，被抢的几率更大，手机、提包、首饰、都是被偷被抢的主要目标。村里到处布满警示牌，上面写道：“凡过往行人，注意防盗抢；凡住出租屋者，注意防小偷；停放摩托车，注意锁上防盗锁。”
　　 七曰火灾隐情极大。“村”内楼房的“挤”最为突出，公共道路狭窄、供水紧缺、排水不畅，楼与楼之间的通道通常不足2米，部分百余米巷道只能供一人侧身行走，两侧的墙壁上电线纵横交错。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八曰“二世祖现象”。村子在由于土地价格飙升而迅速富裕的同时，也造就了游手好闲的下一代。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愿意为了微薄的薪水出去工作，只是坐在家中等着分红，时间一长便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恶习，成了游手好闲的“二世祖”。更让人担心的是，由于这些“二世祖”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精神生活空虚，在很多城中村里，年轻人吸毒、赌博、嫖妓成风。
　　 当一些人对城中村有着或多或少偏见的时候，城中村的村民心里也很不平衡，也在跳着脚骂：“谁让你们城市包围农村了？把我们圈猪一样圈进来，就什么不管了？整天看着你们城市人衣衫鲜亮，我们就一肚子憋屈！过去我们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夏收麦，秋收谷，多通泰，多舒坦！可现在地没有了，又找不到活干，到头来搞得我们农民不像农民，城市人不像城市人的，吃也愁，穿也愁，多难受，多窝囊！”
　　 城市包围了农村，但一时并没有真正的接纳和消化城中村，而城市在大踏步的前进中，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失去土地并成为城中村。在中国问题报告《关键时刻》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
　　 城市化是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拓展空间。面对全球城市化的潮流，人们开始探寻城市内涵究竟是什么。一般的理解，城市化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指城市的绝对数量的增加和容量的扩大；二是城市现代化的质量提高。在城市化的初期，发展重点往往集中于第一方面，大量新型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显现超速扩大状态。1980-1995年的第一个15年，中国城市化正处在这个阶段。到1995年底，中国设市城市总数640座，其中特大城市32个，大城市43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73个。建制镇16992个。城市化体系初步形成，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东部沿海一带势头更猛，全国640多座城市中的1/3和1/2的大城市集中在这里，三大城市带也都以此为依托。同时，城市容量的增长速度也相当惊人。由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对外贸易区的建立以及高速公路修建、县改市行政区划变更等多种因素，许多城市的面积、人口成倍扩大。仅以苏州为例，1992—1995年，苏州市在西边建成高新技术区，东边有中国新加坡合作创办的工业园区，城区较原有面积扩大了三倍，人口增加30%。短短4—5年时间，苏州市在规模上已经从一座较大的中型城市跨入大城市的行列。苏州市所辖吴县、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太仓六县市的城市化步伐更快捷，吴县市北与苏州城区紧紧相邻，南又连接吴江市，常熟市加大对旧城区的改造和扩建力度，张家港市充分利用保税区的开发，昆山、太仓二市依托新区开发，发挥地域优势接受上海经济的辐射。昔日以“小桥流水人家”闻名于世的苏州已经“旧貌换新颜”。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城市情结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很多的省、市、地区，几乎在人们的不经意中，一下子孵化出了一窝窝、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城市，从而，拉开了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序幕。
　　 1985年到2007年的20多年时间，城市狂热地膨胀着。
　　 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变中，中国的村庄却在大幅度地减少。
　　 仅2001年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70个村落终结在广袤的大地上。1985年，中国拥有940617个村庄，当时间的长河流到2000年的时候，还剩下炊烟袅袅的村子仅为709257个。
　　 近几年，我挤出数月的时间，把足迹留在了大江南北的城中村，无数个城中村的大街小巷，我都驻留过。
　　 从京津到上海，从沸腾的珠江三角洲到古城西安，当我立在连绵不断、栉比鳞次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发展的神速。但当我把目光投向城中村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涌动的是一股强烈的震撼。
　　 那些破旧不堪的平房，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杂乱无章，好像踉跄着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耄耋老人，置身在现代文明的旋涡里，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孟德拉斯，这位法国著名社会学专家，在谈到农民的终结时说：
　　 10到20亿的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提出的主要问题。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然而，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工业的巨大膨胀，似乎打破了这一千年的平衡，社会结构也开始重新梳理和排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孟德拉斯的话对中国数亿农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但毕竟渐次显现出来，在中国城市向前发展的同时，城中村将成为一个绵长的话题。
　　 现在，起码我们不能忽视，已经列在我们眼前关于城中村的这样一串数字(截止时间不等。将来，城中村的数字还会或大或小的继续延续下去。)：
　　 北京：231个
　　 深圳：1000余个
　　 广州：138个
　　 西安：417个
　　 杭州：159个
　　 武汉：120个
　　 珠海：26个
　　 ……
　　 也许，这一串串数字，让城市的改造有了很大的压力，可我们是否想到，失地农民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城中村是城市之痛，拆迁改造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它是一个表层的东西，比起失地农民的生计来，它又算得了什么？
　　 2006年的岁末，背着这串沉重的数字，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青岛。对城中村，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这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是浓浓的东北口音，声音扯得长长的：“作家呀，我这里有一个好题材，你想不想来写呀？”
　　 我说：“老领导，你又忽悠我？卖拐呀？”
　　 电话那头大笑，我也大笑。
　　 老领导姓王，名发令。他的名字和他的职务真是名副其实，从入伍前在农村当生产队长时开始发号施令，一直发到了部队师职司令员。
　　 在部队数年中，王发令著书立说，写下了不少带兵之道的著作，而他的新时期带兵经验，曾一度被军内外媒体集中宣传。
　　 王发令是一个喜欢调查研究的人。去年被确定转业后，为了尽快适应地方工作，他跑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王发令发现了达翁村这个典型。
　　 王发令依然不紧不慢说：“作家，我可不是忽悠你，这次可是一条大鱼，你不是一直关心城中村问题吗？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个，嘎嘎的，你们作家不是就喜欢抓大鱼吗？这个题材大得很，我在这地方调查研究很久了。这么跟你说吧，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城中村改革的一个典范。”
　　 我兴趣上来了，王发令却挂断了电话。
　　 这次通话，让我有了一种冲动。
　　 我开始关注达翁。后来又听说了些有关达翁村的人和事。
　　 2007年春节的一天，达翁村居民小区王大姐的一个拿手好菜赢得了众姐妹的喝彩。
　　 面对着美酒佳肴，大家都津津有味，可王大姐却很久没有动筷子。她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最后突然对大家说：“你们都说这个菜好吃，我要专门留出一盘来送给高新敏尝一尝，是他让我们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我们不能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