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故事

我这人好像天生不是个下力气的——这句话，可能要激怒许多人，断定这是我躲避体力劳动的一种借口，也好像是在厚颜无耻鼓吹自己是个劳心者——而这的确是我的大实话。
　　 在我插队的那几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好些男人应当学会的农活，我却一样也没有学会，比如犁田耙田，比如掮水车，掮打谷机，前者是需要讲究技术的，后两者则需要力气。
　　 我却一样也不会。
　　 其实一开始我就没去有意识地去学习带有技术性的农活，也没去有意识地去锻炼自己的力气，我看见那些农活脑壳就涨大了。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极像一个悠闲的旁观者，来到乡村，只是欣赏一幅田园劳作画而已。农夫紧紧地跟在水牛后面，溅起一片浑浊的水花。金黄色的稻田里，许多屁股在高高地拱着，把一束束的稻子割下来。打稻机轰隆隆地响亮，谷粒飞溅。到傍晚，劳累的人们掮着锄头，或是犁耙往回走去，默默地跟在水牛屁股后面，水牛走得很慢，牵牛的人还要间或响起哧地一声，漫不经心地催促着。男女老少都朝屋里走去。没多久，有袅袅的炊烟升上天空，显得暧昧而悠闲。
　　 所以，我根本不会主动地去锻炼锻炼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不可能与天斗与地斗，或是与牛斗的。对于这一切，我对自己毫无信心。好在村里人从来不责怪我，似乎晓得我学不学犁田耙田，以及有没有狗力气，都是没多大关系的，反正我以后是要上去的，现在来到乡村，只是镀镀金而已。更重要的是，村里人也明白，我如果学会了那些农活，说明我有了技术，加上如果有了力气，那就是个真正的男劳力了，那么，队里就要加我的工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如果加了工分，分明要在队里不多的劳动果实中多占去一份，从他们可怜的碗盏里争夺饭菜。
　　 我清楚，知青到了乡村，农民们普通都有一种惊慌和担忧，甚至，还产生了某种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那就是，我们这帮知青像土匪一般，来乡下跟他们争夺口粮了，虽然知青第一年吃的是国家分发的口粮，那么，第二年呢？第三年呢？以后许多年呢？你说谁不紧张呢？虽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却毫不怀疑地说，它绝对不是一个流金溢银之地，那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可怜的劳动果实，迫使农民对于每一个外人的到来，都会保持一种天生的警惕性和惶恐不安的。
　　 所以，我是很知趣的，我像个早已看透了生活的智者，不仅不与他们争夺可怜的饭菜，而且，甚至和村里人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我不去有意识地努力增添力气，也更不去努力学习有关技术含量的功夫——况且，他们也并不鼓励我，似乎是有意地让我懒惰，似乎是有意地控制我的力气。所以，两者相安无事，关系融洽。我像一条入水的鱼，游走自如。也所以，我的工分一直跟妇女们一样，几年中也没有增加半厘，每天只拿六分，而男劳力可以拿十分，这样一年下来，就有了天地之别。
　　 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我并不嫉羡，我是相当满足的，我当然盼望能够拿到十分工，而我能行吗？我没有力气，也没有技术，所以，十分工对于我来说，是一块吊在天空中的馅饼，我并不抱以希望的。我只是想轻松一点，懒惰一点，并不想为此付出巨大的艰苦劳动。再说吧，我每天能够跟那些妇女和妹子出工，很有一种愉悦感，而且，这很对我青春期的胃口。尽管她们没有天姿国色——这是逼仄的环境所致——我也不怎么奢望，我应该感到满足了。我虽然没有跟男劳力在一起劳动，却没有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只有这么大的狗力气，所以，我只拿这么多的工分，不是说按劳取酬吗？当时，我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想要在劳动上对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或是一鸣惊人，举世瞩目。
　　 我是一个没有力气的极其平凡的知青，只是尽可能地把事做好，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我就相当的心满意足了。我明白，闲话是这世界上最讨厌，也是最无聊的东西，它能够抵销你所有的努力，让你长期的努力于瞬刻之间烟消云散。所以，我在劳动中，或是在生活中，总是尽可能地讨好或是巴结那些妇女和妹子，让她们总是说我的好话，渐渐地给我树立起一个先进知青的高大形象来。
　　 在这些妇女和妹子中间，我紧紧地抓住两个人，一个是民民嫂，一个是二妹子。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阵营中很有威信，其威信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她俩是各自阵营中的龙头，民民嫂是妇女中的头目，二妹子是妹子中的头子。她们之间，存在着年龄上或是身份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妇女们是结了婚的，妹子们还没有出嫁，她们的想法做法甚至穿着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她们相互都看不起，背地里说着对方的坏话。她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乡村中种种矛盾之一。我本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由于我的愚钝——我只是想，如果天天跟二妹子她们在一起，我当然很喜欢，一是年龄相仿，有话可说，二是她们毕竟还是妹子，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和复杂，心底透明许多，也不与我计较出力的多少。
　　 渐渐地，我感觉到了民民嫂她们的白眼。妇女们的眼光，不知何时居然像箭一般朝我射来，这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明白，我如果长此以往与妹子们混在一起，不及时地调整策略，对我是大大不利的。乡下的长舌妇，大都是从她们中间产生的，一滴小小的水，在她们的嘴里突然会衍变成一汪大海，所以，我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让洁白的羽毛上面沾染一粒灰尘，这对于我的前途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要让她们——也就是说让妇女们与妹子们——对我有一个共同的良好的印象和结论。
　　 这是我所期望的。
　　 比如挖土吧，两大阵营是绝对不会混在一起的，她们各自占有一块土地，插秧吧，又各自插一丘田，车水吧，成双成对的都是内部的人。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上午在这个阵营中劳动，到下午，又转移到那个阵营。别看这种转移，虽然不像大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喧腾，却也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辛苦，或者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我觉得，自己简直像只麻蝈一样跳来跳去的，上午水淋淋地跳到这丘田里，下午呢，又水淋淋地跳到那丘田里。我既然要让她们之间的意见趋于一致，这就要看我自己调和的本事了，我得要不辞辛苦地周旋于这两个女流之辈的群体之间。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得要装得十分自然，无论去哪个阵营劳动，好像都是十分随意的，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绝对不能够让她们看出我的良苦用心。而且，我相当自然地施展出了自己的本事，在劳动中，给她们说说县城所发生的千奇百怪的故事，让她们听得目瞪口呆，咿呀咿呀地惊诧，使得天空的云彩都有了一片微微的颤动。让我没想到的是，久而久之，她们竟然都听上瘾了，就像吃了鸦片，老是催促我继续往下说。
　　 在日复一日沉重的劳动中，听我说这些十分吸引人的故事，使她们尝到了某种甜头，我所说那些恐惧或惊奇的故事，能够让她们忘记单调而无味的劳动，漫长的日子就容易打发一些。所以，到了后来，连我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居然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竟然让我渐渐地脱离了沉重而枯燥的劳动。
　　 总之，她们的心胸十分大度，或许是觉得让我边劳动边说故事很不合理吧——我除了劳动，还要兼顾说故事，工分又不曾多出一分一厘——觉得亏待了我吧。也或许是觉得劳动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不如让我坐下来心安理得地说吧。再者，她们也不想让劳动不时地中断我的故事，让她们已被我高高吊起的胃口陡然败兴。所以，她们干脆让我休息，叫我坐在一边，她们却挥汗如雨不止，战天斗地，我呢，可以坐下来轻松地给她们讲故事。我终于从沉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对此，我十分感激，我忽然有了一种浑身轻松的感觉。当然，我把这份感激深藏不露，我的意图也很明显，我要让她们深深明白，我的脑力劳动也是极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费神费力的，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多少。所以，我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有形有色，尽可能地把故事说得有滋有味，以便让她们感到满意，也让她们亲眼看到，我讲故事也是很不容易的。
　　 她们并不是让我讲个把几个故事就罢休了，而是让我天天讲，月月讲，好像我的肚子是一个装满故事的巨大仓库。其实，我晓得的故事又有多少呢？我十几岁的生活岁月，又经历过多少呢？听说过多少呢？况且，我生活过的那个小小县城，哪里又有这么多的新鲜故事呢？
　　 刚开始，她们还是有试用我的意思，看我的嘴巴能不能够源源不断地说出故事来，如果不能，那还是要参加劳动的。试用了短短的一段时间，看来她们还是非常满意我的，觉得我的试用期到了，可以正式把我作为故事员录用了。所以，后来竟然发展到干脆不让我动手了，我的劳动全部都她们来担当，每次出工时，她们叫我坐在一边，至于坐的位置，距离的远近，是以全部人员能够听得清楚为宜，如果旁边有棵树，我还可以坐在树阴下面，把斗笠放在一边，坐在草地上舒展着手脚，让那些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故事，挟带一股凉爽的气息。如果没有树，我就戴着斗笠，让阳光时时烤灼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加强那种紧张和扣人心弦的气氛。我每次都带着一只黄色水壶，把水灌得满满的，口渴时，就让它们一寸一寸地湿润我干涩而隐隐作痛的喉嗓，然后，继续良好地发挥。所以，从此我好像成了一个专职的田头故事员，我的任务就是讲一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等到我把所晓得的故事全部说完之后，心里有了隐隐莫名的紧张和恐慌，我担忧自己没有故事可讲之后，她们肯定会把我重新纳入劳动者的队伍之中，像她们一样顶着太阳挥汗如雨，以至累得腰酸背痛。不行，我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这个在乡村中不可多得的机会——它可以让我不用付出沉重的劳动和体力上的代价，也可以拿到同样的工分。
　　 我开始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进行无数次伟大的虚构——我想，我的虚构能力，很可能是从那时候生根开花结果并茁壮成长的——我把虚构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津津有味，出神入化，悬念重重，云山雾罩，扣人心弦，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出其不意，我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如此的才能。我觉得自己是相当成功的，这从她们惊讶的脸上，或是惶恐的眼里，就能够看出来，从她们阵阵的叹息和遗憾中，也能够看出来我所说的故事是多么的引人入胜。我虚构的故事，甚至比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要吸引人。这些虚构的故事，无非是杀人放火，偷人做贼，投井下石，批斗自杀，等等。她们听着听着，甚至情不自禁地停下手中的功夫，侧过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她们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紧张的进展，不断地起伏变化。或惊讶，或迷惘，或困惑，或叹息，或惶恐，或舒心，此时，她们好像不是来劳动的，不是来流汗水战天斗地的，而是到田头来轻松地听我说故事的。
　　 整个田土里静静的，只有我富有节奏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不断地响亮。
　　 民民嫂或二妹子毕竟是领头的，虽然也像别人一样听得十分入迷，听着听着，她俩却突然一怔，意识到再这样听下去，是绝对不行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边劳动边倾听才行，所以，她俩就要高声咳嗽以示提醒，人们这才从入迷中惊醒过来，双手接着活动起来，一边劳动，一边尖着耳朵听。
　　 两大阵营都十分欢迎我，我所说的故事，能够让她们在愉快的气氛中忘记繁重的劳动，结束这辛苦而漫长的一天。也所以，出工时，两大阵营站在各自的地盘时，当我年轻的身影一旦出现，她们都要大声叫喊，老姜，到这里来嘞，到这里来嘞。甚至还频频招手，好像田土里突然长出许多摇晃不止的小树。我像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又像一只表演的木偶，被她们左右牵制。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偏不倚，处于中立，上午在民民嫂那边讲故事，下午就到二妹子那边讲，我要做到绝对平衡。我在劳动中没有出什么力气，所以，我就更不能把闲话让她们说，让她们有什么不高兴。
　　 两大阵营也似乎默认了我的做法，理解我，不刁难我，这让我有如鱼得水般的感觉。我给她们带来了无比的快乐，自己也在快乐中逃避了沉重的劳动，这是一种相当的公平，或者说是等价交换，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一种交换。更让我高兴的是，并没有人嫉妒我，也没有人能够替代我，我根本不用担心谁会挤掉我，生生地抢走我这份在乡村中少有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给她们源源不断地讲述故事，讲述我所虚构的没有重复的故事。所以，我尽可能极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让想象的翅膀高高地自由自在地飞翔，尽可能地把故事讲得尽善尽美，没有一丝破绽。
　　 当然，有时候我也装模作样地劳动——那肯定是队长远远地走过来了。在我聚精会神地讲故事时，根本不需要我去提防队长，会有人充当消息树的，这个人一边听我说，一边把眼睛盯着队长有可能出现的方向。一旦看见队长远远走来了，她就会提醒我，喂，队长来了嘞。我就马上停止我的故事，迅速地站起来，一眨眼，就混入劳动者的队伍之中，一声不吭地劳动起来。其他人呢，也赶紧把脸上流露出的绷紧的表情收敛起来，恢复平静的状态，默默地侍候着那片黄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