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复仇

摘要：年轻的杜雨红由于长期不孕导致对生活失去信心，一次偶然的婚外情让她怀上孩子，却也把她的幸福生活推向深渊。
　　 我去拜访了一位中学同学施仁彩，她和我同龄，都已经度过了人生中的三个本命年，即将跨入中年人的行列。她是一名公务员，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本市财税局工作，其间曾两度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可是均因为几分之差而榜上无名。她曾经抱怨过自己两次失足于同一考场，似乎有人跟她过不去；但是后来这位老同学就想通了，她想通了好多问题，其实人的一生中有得有失，不必太多地计较，试图在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做得比别人出色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施仁彩由于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心高气傲，虚荣心特别强，做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出人头地，让他人对她刮目相看。她有一次曾对班上同学说起她要做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让最多的老师青睐她，有机会获得最丰厚的奖学金，将来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拿到最高的学历，还要找一个最好的男人，赚最多的钱过上最幸福的生活。几句绕口令一样的话说得很多人都傻了眼，很多同学做着取笑她的手势纷纷离开，没有取笑她的人也在一边劝慰她，人是为自己生活的，何必要去跟别人攀比呢？再说就是比得过人家，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还不是一样的生活？
　　 这位在当年说着如此天真幼稚话语的施仁彩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只不过她由一个小女生变成了一位高大成熟的母亲。我们在她家的别墅后花园的小石凳上坐着，她亲手为我泡了一杯纯正巴西咖啡，往里面加入少许糖精，让我在毕业若干年以后第一次光临她家的时候就品尝到了她的热情与娴熟。我喝着浓厚而略带苦味的咖啡，和她擦拭着陌生而熟悉的距离，试图通过这两三小时的谈话增进我们对青春时期的回忆和对当前处于现实社会中的认可。从她这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知道当初心高气傲的施仁彩确实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很多的理想：比如说她考上了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复旦大学，毕业后找了份政府部门的好工作，比如说她真的嫁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好男人，并且还买来一幢宽敞豪华的大别墅。命运真的会特别宠爱这世间的幸运儿，据我看来，除了那张研究生学历的文凭没有被她拿到手外，其余的愿望好像都已经实现了。仅仅就凭这一些，施仁彩就成为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羡慕的对象，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是暗中对她不怀好意的嫉妒；班上漂亮的女生有很多，聪明能干的女生有很多，家庭有地位的女生也有少数，但所有条件都具备的除了施仁彩恐怕再也找不出下一位候选人了。因此我敢说她是个异常幸运的女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你还记得杜雨红同学吗？”施仁彩的一句问话，勾起了我记忆深处异常广泛的想象空间。杜雨红，怎么可能忘记她呢？她跟施仁彩是班级里有名的姐妹对，当时施担任班长，而杜担任副班长，两人一左一右地为班主任和班集体效劳。那场景我记忆犹新，施杜两人是班上最勤奋刻苦的女生，加上自身的天赋不错，所以每次考试都是她们位居冠亚军的位子，而且这个记录从入学开始一直保持到学业结束，横贯于我们整个高中生活。或者可以更直接地说，只要看到施仁彩就会想起杜雨红，反之亦同。但是在此我也想引申出去说一点，尽管两个人的敬业精神是如此相同，可她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施仁彩做事大方、为人随和，遇到高兴或伤心的事都会努力地将它说出来与大家分享；而杜雨红则是个性格内向的女生，做事小心谨慎，尽量不得罪别人，遇到失落的事情也只是把它压在心里，让时间去慢慢消磨这难受的记忆。一般情况下，班主任更愿意让施仁彩去宣布或主持一些重要决议或活动，而杜雨红只是作她的助手。对于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杜雨红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意的情绪，反而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副班长这个职务的工作中去。
　　 高中毕业后，杜雨红进了上海的同济大学，之后我就没有再听到过有关她的消息。十年前开同学会的时候她来过，那时有很多女同学当了妈妈，有不少的结过婚开始享受夫妻二人世界；而我们的杜雨红据说还没有恋爱对象，依然一个人清静地生活。那次同学会上她向我们各位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一年前她考上了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有学业在身所以暂且不考虑结婚的事情。很多女同学为她读研究生的事鼓掌，而施仁彩却坐在一旁不说一句话，脸蛋红得像西红柿，仿佛当众遭人羞辱了一般。她心里很清楚杜雨红的这句话是说给她听的，因为除了她以外没有人会去和别人攀比学历。也只有这一点，杜雨红是超过施仁彩的，她被压抑了多年的虚荣心终于得到一点小小的爆发。我发现在那次聚会上，施仁彩对杜雨红产生一种看不见的嫉妒心，不过施还是觉得自己比她厉害比她幸福，因为她已经和深爱她的男人结婚了。
　　 “你知道杜雨红现在的状况吗？”
　　 “不知道，我跟班上的男同学都失去联系了，女的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地干自己的事业。”
　　 “看来你也不想关心一下？”施仁彩问我。
　　 “其实不会，如果真的有人知道她的近况，并且愿意把事情说给我听，我倒是很乐意的。”
　　 “我知道，不久前我刚去看望过她，在她大学的宿舍里面。”施仁彩说道，“现在她又一个人生活了，就像回到十年前。”
　　 “是吗，她至今还单身？”我奇怪地问她。
　　 “不，她结过婚，但是婚姻生活不理想。”
　　 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呢？我自言自语地叹息道。施仁彩看出了我的心思，知道这回我一定非常关心她的生活了，于是决定向我讲一讲她所知道的杜雨红的婚姻生活。我一边喝着杯子里的咖啡，一边认真地听她叙述起来。
　　 “我和你一样，自从那次同学会以后也好久没和她联系了，直到去年才因为私人原因和她联系一次。杜雨红从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学校当讲师，工作轻松自由，还有不少的收入。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和市卫生局的一名机关干部陈应良先生结为夫妻，当时她三十或三十一岁，陈先生比她大四岁，像她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属于中国社会典型的晚婚族了。原本学校为了照顾青年教师会统一分给他们一套单身宿舍，现在一来全都免了；因为杜雨红的丈夫是金领阶层（高收入阶层），自己有现成的新房子，所以两人结婚后可以直接住进去。五年后，她的丈夫陈应良由原来的处级干部经过副局长升任为卫生局的局长，他们居住的房子也由普通的大套商品房更换成郊区的别墅，规模和我家这样的别墅差不多，档次还是他们的略高点。在这样的基础上，杜雨红一家的生活迈进了和谐幸福的领域。为了不影响两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陈应良还在征得妻子的同意下雇佣了一名保姆。保姆名叫曹燕，二十岁左右，四川来沪的打工妹，人长得纤细瘦弱，可是干活倒是手脚麻利、一丝不苟。
　　 “如果一直听我这样乐观地说下去，你一定会以为杜雨红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了吧。当然，作为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她的幸福也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倘若她真的能像这么幸福地生活下去的话。然而命运还是跟她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和陈应良的婚姻生活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裂痕。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一定永远猜测不到这是怎么微小的一件事情，它远远不像我们常人想象的那样：夫妻生活不安宁、某人在外面偷情或另结新欢——不是的，决不会这样。我不算很了解他们，可是从我记忆中留下印象的杜雨红和仅仅见过两次面的她的丈夫陈应良的性格特点上看得出来，他们不像是那种会在婚姻生活上越轨的人，可以说两个人都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我们都无法想到，他们婚姻的裂痕是由于生育问题产生的。杜雨红和陈应良结婚五年，虽然天天同床共枕，也没有做过任何避孕措施（其实像他们这样年纪的夫妻完全没必要采取避孕措施了），可是偏偏不见得有新生命的诞生。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而杜雨红的肚子就是不起任何变化，夫妻两人开始逐渐怀疑对方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双方的父母也从此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了。
　　 “陈应良怎么也想不到，正当他的事业取得辉煌并且达到别人一辈子无法抵达的高峰的时候，平静的生活怎么会此时此刻出现意想不到的波澜呢？他曾经是多么出色、多么优秀的一个男人，靠着良好的家境、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自身的实力，他征服了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征服了这个被权力统治的社会，也征服了那么多被他玩弄于手掌下的官员和平民群众，可是他却征服不了生命中最平凡的一个女人——他的妻子，他败倒在那张睡床上。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失败，似乎连走向领导岗位的动力都失去了。但是在他没有去医院诊断之前，还是不能轻易地蔑视自己的；虽然他承认很爱妻子，也不忍心看到她会独自承担全部的责任，可事情的真相还是得弄个水落石出。
　　 “有一天杜雨红独自去医院做检查，她只带了一只手提包和几张常用的证件，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觉得这个做法是正确的。陈应良作为一名卫生局的局长，一定很爱惜面子，何况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他肯定熟悉每家医院里的领导，倘若叫他去医院里做这种检查还让他以后有什么立足之地啊？因此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打击丈夫的自尊心，杜雨红选择了以检查她自己来明确事情的真相。然而医院里的诊断结果却令她更不能接受，她是正常的，完全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这么说，难道是她丈夫的问题？她撕碎了医院的诊断报告，内心无比沉重，仿佛揣着一块大石头，久久不能卸下。为了陈应良的事业，她宁愿相信是她个人的原因，虽然对他们的传宗接代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可是至少不会伤及丈夫的脸面。
　　 “杜雨红回到家中，把事情的结果告诉陈应良，并嘱咐他不要抱太大的心理负担，无论他们能否生育孩子，她都会像以往那样深爱着他。可是她看到丈夫哭了，那个坚强勇敢的男人啊，他走到哪里都是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却在自己的家中、在妻子的身边哭了。那一刻，她仿佛完全读懂了他的心，不论他在外面多么风光、多么高大，可是他也有生活中的隐痛，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无法向人倾诉的最难受最煎熬的痛苦。他告诉杜雨红他要和她一起去医院诊断一下，当然不是在上海本地的医院。善良而体贴人的妻子同意了，于是他们在一个周末共同开着小汽车南下杭州求医诊断。避开本地亲属朋友的关注，陈应良似乎放得很开，他觉得今天自己才做了一回真正的丈夫，而以前的他都是躲在官帽子下的伪君子。医生为他们做了检查，可是出来的结果令夫妻俩更加吃惊：男女双方均正常，毫无生殖方面的疾病。那这一切不是显得更奇怪了吗？难道是上帝在跟他们开玩笑，见他们两人幸福得让人羡慕，而故意不把孩子赐予这个家庭？开车回家的途中，陈应良似乎把什么都想通了，他对妻子说：‘别难过了，一切顺其自然吧，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又有什么不快乐的？’杜雨红说：‘我看得出来你在说假话，你是在安慰我，其实你心里很难受，我没说错吧？记得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你说自己三十多岁的年纪就有了社会地位，有了财富，有了房子和车子，还有一个心爱的妻子，现在就差一个健康的孩子出世了，要是有了孩子……（她哽咽着说下去）你就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但是我现在也很幸福啊，雨红，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我会一直是个幸福的男人。’他说。杜雨红开始哭了，她把头靠在汽车的窗玻璃上，任由窗外美丽的风景向后奔跑，她说：‘我对不起你，我会觉得愧疚的。’他心里更加难受了，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不住地颤抖。
　　 “后来杜雨红还是和原来一样地工作、生活、交际，只不过她的脸上失去了一丝很微弱的笑容，变得刻板而枯燥了。她用这种平淡无奇的脸色面对丈夫陈应良，面对保姆曹燕，面对她在大学里的一群认识与不认识的学生。时间过得久了，原来见识不多、不太懂事的曹燕也从他们平时文雅的谈话里看到一种不和谐的气氛。一天陈局长不在家的时候杜雨红无意间对曹燕说出一句话，她说：‘要是我们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就好了。’于是从那一天起曹燕终于知道了男女主人为什么事而烦恼，她在羡慕着这个家庭富裕豪华的同时，也在默默地同情他们没有孩子的痛苦。半年后有一回她在征得女主人同意后决定带她到寺庙去求神拜佛，曹燕是农村出身，从小习惯了这一套；而杜雨红却是个高学历人才，高校教师，向来和迷信神学不打交道的。但是这次倒是个例外，因为她听曹燕说这东西很灵验，只要诚心诚意地拜佛，让上帝感动，说不定她就会怀上孩子的。杜雨红一想，自己和丈夫都没有生殖疾病，而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怀上孩子，肯定就是上帝在暗中惩罚她，所以她一定得去亲自见见这个神秘的上帝。从寺庙归来后，她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生孩子的事也暂时不去多想了。
　　 “大概过了一年吧——她自己也记不清隔了多久，烦恼的事情将她正常的记忆力磨损，使得她只能说出一个不确切的时间——杜雨红告诉我一次偶然的事情成为她们家庭内乱的导火索。那时候恰逢赶上陈应良去北京出差，由于会议重要拖延的时间长，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才回家。杜雨红本来打算一个人清静地过一段日子，可是那个爱刨根问底的小保姆三天两头来找她谈生孩子的事情，好像杜雨红是为她生孩子，让她当母亲。其实这也不是曹燕的错，她这个人生性热情，更何况在陈局长家做了那么多年，对他们的感情也很深厚了，现在主人有困难她能不着急吗？在曹燕的鼓舞劝说下，杜雨红决定再次去上海本地的医院咨询点情况，说真的她很需要享受做母亲的滋味，她需要孩子，她不希望和心爱的丈夫成为新时代的丁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