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花和爱民的故事

摘要：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投入恋爱了，我祝福你！但如果你要进入一段婚姻，你先看看海花和爱民的故事，因为选择一个人就是一生啊！ 海花和爱民的故事纠缠了我很久，我为他们两人感到难过。
　　 1979年，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学。给我们上课的就是漂亮的海花老师，她是邻村的一位姑娘。海花老师第一次进教室时，像顶着露水的一朵花冒进来，我们都看傻了。她长得黑俏俏的，两只大眼睛羞羞答答，齐头帘，脑后梳着一条粗粗的溜光水滑的麻花辫。追海花老师的后生很多，我们经常会在放学后看到村里的小青年借机找海花老师聊天。
　　 好像是在我三年级时，听说海花老师嫁到了我们村儿。丈夫建明在城里有工作，人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听母亲和邻居的大娘们说起来，羡慕得紧。不久又听说，海花老师生了儿子，差不多一年一个，都三个儿子了。我以为她就这样幸福地平平常常过一辈子了，可几年后的一个黄昏，却听说她丈夫死了。“妈，那海花老师怎么办呀？她还有三个孩子吧？”“可不是，小的刚会走路，大的还没上学。况且三个儿子，谁敢娶她呀？”母亲在说到儿子时，特别加重了音。那时，我也只是一个上初中的小姑娘，但我也知道，养活儿子大了，得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那岂是一个寡妇能扛起来的重担？听了妈妈的话，我黯然神伤。有时候在路上遇见海花老师，偷偷地看看她，生怕哪一天她被生活压得直不腰来。
　　 不久，我又听母亲回来和父亲说，海花老师要嫁给爱民。“爱民是谁？”我问母亲，母亲说：“就是粉香她大哥。”粉香她大哥我知道，寡言少语，黑黑的，中等个儿，长得很周正，看上去人特别老实。不过，因为家里穷，三十多了也没找着对象。父亲好象有点想不明白，叹口气说：“那爱民可要受罪了。海花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不能再生养，爱民图啥呢？”但到底是别人家的事，家里人从此也就丢开这话题。
　　 具体的过程我不敢猜测，还是让海花老师和爱民自己讲吧。
　　
　　 海花老师
　　
　　 嫁给建民不久，我就发现了他的秘密。那次村里的柱子结婚，他去喝喜酒。正是四月天，我坐在院子里的梨树下打毛衣。风一吹，雪白的梨花就晃晃悠悠地飘下来，落在我的手上、毛衣上。一抬头，看见建民回来了。我丢下毛衣，朝他招手。却突然发现发现他不对劲儿，眼似乎肿着，脸色有点茄子色儿。就在我愣神的功夫，他一下子直直地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嘴里吐着白沫，发出奇怪的叫声。我扑过去抱着他，急得大哭起来。紧接着，婆婆和公公都来了，邻居们也来了。大家忙乱了有三四分钟，建民清醒过来，纳闷地看着大家。从此，我才知道他有羊角风病。能抱怨什么呢？生活原本就是雪白的伤口，是我自己把它想成了雪白的梨花。
　　 建民内向，不爱多说话。但他每周从胶丸厂上班回来，一到门口，就会把自行车的铃声摇得清清脆脆地乱响。我一掀门帘，就看到他斯斯文文地冲着我笑。我跑过去帮他在梨树下支起自行车，一边闻着他白衬衣上斯斯文文的香味。虽然他偶尔还会犯病，但生活仍然是甜蜜而温暖的。
　　 冬冬，二冬，小冬，这三个小家伙一个接一个出生了。我完全没了自己。做饭、哄孩子、洗衣服，没完没了家务成了我生命的全部。但这也不要紧，无非就像缠毛线，从左手绕到右手，再绕回来，只要不打死结，心就不会堵。可过日子不是缠毛线，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它会不会把你整理好的毛线全部揉乱。
　　 小冬出生才四个月，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大中午的，树上知了没完没了地吱吱。我抱着小冬在灶前烧火，面还没擀开，冬冬玩得就要回来了，建民也该从地里回来了。建民打春天起，因为我带三个孩子忙不过来，就不再去胶丸厂上班。就在我忙忙乱乱的时候，建民蔫儿蔫儿地从外面进来，一句话也不说，径直回到里屋。我以为他不舒服，也没在意。没多久，就听见里屋传来撕心裂肺地叫声。我扔下米，抱着小冬就往里屋跑。屋里的景象把我吓蒙了：建民抱着头在炕上翻滚，痛苦地吼叫着，旁边的二冬吓得睁着大眼睛也跟着嚎哭。我惊慌失措地把公公婆婆叫来之后，软瘫在地上不住地掉眼泪。
　　 建民从医院回来后，大家都知道他得了恶性脑瘤，晚期。
　　 我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建民的羊角风不就一直控制得很好吗？我托人打听各种偏方，壁虎、杏仁、豆腐、鲫鱼……凡对建民有好处的，我就拿来试着熬、煮、煎。家里常常乱得放不下脚，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地里的庄稼公公婆婆会帮忙，但也只是帮忙，我少不了还是得下地去。最要命的还是挑水，一大家子的人，又是熬药，又是洗洗涮涮的，一天两担水都不够。马路对面福如家的大儿子爱民经常会帮忙挑点水，或帮着种点地。我不知道怎么谢人家，秋天梨下来的时候，我装了一袋子送到他们家。福如家孩子多，家里穷得叮当响，爱民快三十了还没找到媳妇。谁会嫁给一个穷得盖不起一间茅草屋的呆后生呢？ 但我万没想到，最后我却嫁给了他。
　　 建民走了，院子里空落落的。我坐在梨树下抱着小冬发呆，孩子天真地仰起小脸叫着妈妈。他还不懂，他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了。我才26岁，可觉得自己像活过了一辈子。
　　 春天过去了，爱民托人来提亲。我知道他喜欢我，也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可我对他没感觉，怎么会愿意嫁给他呢？但不久婆婆和娘家妈轮番来劝我：“你守着三个孩子怎么过呀？你还这么年轻，总得找个人家。爱民没结过婚，可也不嫌弃你不能生养，你嫁过去，你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再说，爱民的爹娘福如两口子都是老实人，你不会吃亏的。”是啊，大家说得也对，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替我那三个儿子着想啊。
　　 我和爱民没有办什么婚礼，也没领结婚证，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喜庆的事。
　　 结婚那天晚上，我怕孩子不适应，就和爱民商量：“爱民，你在地下的那张床先睡吧，我得哄孩子睡觉。”爱民的脸色有点难看，但也没说什么，独自就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恨他的趁人之危。唯唯诺诺的性格，闷声不响的脾气为爱民赢得了好名声，我总像是低了一头，心里疙疙瘩瘩，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下去。
　　 第二天下午，我去柱子家借竹筛子。柱子他媳妇拖住我神秘地问：“听说你昨天晚上没让爱民上炕？”我一听，耳朵根就红起来。“你听谁说的？”我气恼地问，柱子媳妇叹息一声：“唉，这事爱民不说，谁能知道呀？”一股无名火窜上来，我故作镇静地说：“我有那么厉害吗？再说又不是倒插门，他想睡哪儿还不是他说了算。”到家后，爱民正在院子里喂牛，我走过去生气地说：“爱民，咱们俩的事，你别到处去说行吗？”爱民一愣，脸紫涨起来。我白了他一眼，回里屋去了。
　　 我和爱民之间，谈不上什么感情，大家不过搭伴过日子而已。爱民勤快，实在。虽说挣不来多少钱，但日子还过得去。我从没想过和他离婚。但婚姻从来就不是搭伴过日子那么简单，十五年后，我还是从他的院子里搬了出来。
　　
　　 爱民
　　
　　 建民迎娶海花那天，迎亲队伍经过我家门口。我看见海花穿着大红衣裳坐在洋车子的后座上，背后甩着长及腰间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上别着一串花枝，乌溜溜的黑眼珠看得让人心慌。队伍经过我家门口向左一拐进了一个小胡同，那是建民家。我随着迎亲的队伍挤进了他家院子，院子里生火的，做饭的，帮忙的，做客的，到处是人。我混在人群里涌进了洞房。海花盘腿坐在炕上，身下是大红色的崭新被褥，跟前放着一张小炕桌，上面堆着花生和枣儿。她低垂着眼眉，捏着衣角，不时看看窗角的大红喜字窗花。地下站满了人，都盯着新媳妇愣呵呵地看，但没有人敢上炕去闹洞房。海花就像院子里那株红色的芍药花，鲜艳欲滴，让人觉得伸手靠近都是罪过。她偶尔把眼光投过来，我立马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小鱼渴望投到她眼睛后面清澈的河流里去。
　　 我经常有意无意地经过她家门口，有时会看见她坐在梨树下打毛衣，有时会碰到她在院子里洗衣服，有时也见不到她。偶尔遇到她的目光，我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打个招呼：“海花，忙着呢？”“嗯 ，你上地里去？”她也热情地回应。我继续假装不经意地嗯一声，就走过去。我从没想过，能娶到海花这样的媳妇。
　　 后来，建民病了。我看见海花把辫子剪掉了，头发乱蓬蓬的，大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两条腿瘦得像麻竿似的。尤其是她挑着水从我家门口经过时，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但我仍然无法想像，她会成了我的媳妇。
　　 建民死后不久，我去托人去提亲。没想到海花竟答应了。她带着三个孩子搬过来后，我觉得自己像山一样的厚实骄傲。在我的心里，海花是那种丝瓜秧子一样的女人，生不了孩子不要紧，能娶到海花，就已经是我爱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了。
　　 从第一晚上开始，我就渐渐地明白，海花对我来说，就像天上飘过的一朵云，只能看看而已，她的根扎不进我的院子里。她一天到晚只是忙孩子、忙做饭、忙干活，我也只是帮忙干活的一个劳力而已。实在憋屈了，我就守在牛棚边上抽烟。牛忽闪着两只善良的大眼睛，像是在安慰我，有时候我抱着牛头就大哭一场。
　　 能怪谁呢？是我愿意的。再说，一般的姑娘尚且不肯嫁给我，海花要不是命运不好，又怎么肯下嫁我呢？想到这里，我也就知足了。庄户人的日子，无非是日头升起来又落下去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李二的出现，也许我们就把这冷淡如水的生活过下去了。
　　 起初，我只是发现人们看见我会窃窃私语。有一次，我扛着锄头进了院子。一掀开门帘，看见海花在炕上絮被子，李二坐在炕沿上和她聊天，两人不知在聊什么，海花被逗得哈哈地笑。看见我进来，海花的脸腾地红了起来。李二主动和我打招呼：“爱民，回来了？”我黑着脸没说话，李二讪讪地走了。我现在反应过来，人们窃窃私语就是因为这李二。李二是村里的主任，人长得白净，说话幽默，喜欢往女人堆里钻，名声并不好。海花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但我是什么人？我管得着她吗？我咬一咬牙，没说什么，蹲在院子里盯着南墙根下凄凉的树影，点起一根烟。
　　
　　 后记
　　
　　 再听说爱民和海花的故事，是在去年夏天。
　　 我路过爱民家，看见一排大瓦房铮明瓦亮，大门也很气派，门匾上还写着“福如东海”四个字。我问母亲：“妈，爱民家发财了，是吗？”母亲叹了口气说：“哪里？这是扶贫队给他盖的。海花早和他离婚了，事实上他俩也没结过婚。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现在又得了食道癌，连他兄弟都看不起他，太可怜了！”“那海花的三个儿子呢？”我问。母亲望望远处，说：“都大了，成家了，哪个也不愿意管他。去年，爱民还给电视台小崔跑腿栏目打电话，人家扛着摄像机下来调解过。”没想到事情竟闹到这么大，我替爱民难过，继续追问母亲：“后来呢？”母亲淡淡地说：“唉，那能管什么事呢？那三个孩子当然说得很好听，电视台一走，不照旧？”
　　 从老家回来后，我心里一直觉得怆怆然。海花我见过，已然成了50多岁的妇人。头上挽着个髻，脸很粗糙，大眼睛下是很明显的眼袋，有了重下巴，腰也像水桶一样。爱民我没见过，听说连走路都困难了，活得像乞丐一样。
　　 秋天，我在电话里听母亲说，爱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