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

二庆从清晨的梦中醒来，习惯性地揉揉眼睛，尔后睁开——“咦，这是什么地方：如此空空荡荡，光线刺眼？我住的房间不是又阴暗又狭窄的吗？”
　　 “广发！广发！”没有回应。
　　 这狗屌出来的！装睡，不应我！
　　 广发是二庆的工友，也是寝室的近邻。
　　 咦，不对，头顶怎么会有一条又一条粗大的木头横过？
　　 二庆翘起两根食指分别揉揉左右的太阳穴。终于，他想起来了：这是老家，他昨天挑着一担简单的行囊，从县城那个叫“榕荫楼”的他断断续续工作了（他从不说成打工）20多年的旅馆，回到这个他也断断续续地住了三十几年的老家来了。那一根又一根粗大的木头原来是支撑楼板的椽条啊。
　　 二庆今年61岁。生命的前半段跟后爸、后妈及一弟一妹一直住在祖上的老屋，分田到户那年，他家分到了生产队做粮库的三间大瓦房，既已成年，且弟弟成了家，有了小孩，按祖上——也是村里规矩，理应另立灶头自己过，老子便叫他搬出。然而他死活不肯自己一个人过，迟迟不肯搬出。不是怕孤独，而是他向来好吃懒做，一旦搬出，则样样都要自己打算、亲手操劳，这可怎么了得。便寻死觅活，扔一根粗大的麻绳到堂屋的房梁上，说要吊颈。这可把老子吓得不轻。他虽非自己亲生，乃前妻的遗腹子，但从小带大，也多多少少有点感情，至少良心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前妻生前百般疼爱的儿子活活吊死在自己家里。于是应承跟他一起搬到已属于自家房子的生产队粮库去一同生活。二庆这才把绳头从房梁上扯下来。
　　 人上了年纪，得有个伴，后妈不愿跟后爸分开，这样便三个人住到一起。你想想，如此特殊的人际关系，如何相处得好？打小后妈就对二庆爱理不理的，加上他现在这副德性，后妈哪会给他好脸色看。二庆自知没趣和难耐，便趁着当时社会上刚掀起的打工大潮离了家。
　　 如是，古镇长安热闹的街头便多了一个上穿宽大的蓝色西装、下着黑色运动裤的小个子男人。这个男人正是三十而立之年，天生一副苦瓜相，头发乱得像鸡窝。偶尔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黄黑黑、又高低不平的烂牙。生就这副邋遢惹人嫌的样子，会有哪个老板看上他？
　　 懒人就是有懒福。二庆有位比他小三个月零三天的堂弟刚在城里开了家小旅馆，小旅馆正缺一个烧锅炉的，看他踯躅街头，又一时招不来人，便把他叫了去。堂弟自小跟他在一个祠堂里长大，知道他几斤几两，但人手紧缺，只好死马当做活马骑。二庆就这样有了安身之处，并且在堂弟的调教下，在他尚且年轻、手脚尚且灵活时，老实也算勤快地干了近20年。
　　 后来，不知是因他年纪渐长，还是这个社会太复杂，脾性变得越来越倔犟，变得越来越爱耍小脾气，变得日益难掌控。发展到只要老板说他一两句，他便撂下事情不干，还立马卷起包袱走人。几次三番，搞得锅炉没人烧，住宿的旅客怨声载道。老板被激怒了，一次逮住正要出门的他就是一顿拳脚。
　　 挨了打的二庆，便寻机报复，凭着老板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电器有问题了就拿去修，不要样样问我。”就三天两头把没任何故障的电视机轮番用手推车推到定点修理铺让人家修；好端端的水龙头也用扳手扭坏，叫老板重新买，让老板白花许多冤枉钱。
　　 俗话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天，事情败露，又挨了老板的一顿拳脚。那天，老板查账，发现账面上各种电器修理的开支，大大超过往常，尤其是电视机的修理费。便跑到那家定点的铺子，店主是个实诚人，如此这般讲了二庆的作为，并说两个月来他并没有修过来自榕荫楼的任何一台电视机。可二庆却在两个月内频繁地到前台服务处支取修理费，有人还看见他三天两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高档烟来抽。
　　 这原本已足够让老板立刻炒他鱿鱼，老板鉴于他是自己的堂哥，便暂时不动声息。不幸的是，老板查账的第三天，他在擦洗锅炉房旁边他临时睡觉用的那个房间的窗玻璃时，不慎将一扇玻璃窗从七楼砸下，把停放在下边的某位旅客的一辆奥迪小轿车的右后视镜砸得粉碎，老板又赔了两千块钱。这回老板忍无可忍了，气愤地想：好彩砸对的是后视镜，若砸的是人，这还了得，旅馆不得破产！越想，老板越害怕，越想，越来气。于是铁下心对二庆下了逐客令。
　　 终于弄清身处何处后，二庆撩开臭烘烘的棉被一角，伸手从枕头底下掏出他那部说不清是蓝色还是黑色的诺基亚，按键看看有没有短信抑或来电提示。屏幕上空空如也。
　　 他有点失落。以往他闹了脾气，挑着他的行囊出门，前脚刚迈出旅馆的大门，管家——老板的妹妹阿兰就会拦住他，劝他别走，说这里离不开他，还说烧锅炉、修电风扇、电热水壶之类的电器谁也比不上他。只要阿兰一开口，二庆就会顺着台阶下，把他的装在两只编织袋里的大小细软转放回大厅地下室那个属于他的房间里。
　　 其实他并非真心要走，只是想出出气，装装样子，也想威胁威胁老板。他总以为锅炉房的工作非他不可，榕荫楼的任何一个服务员也干不了，何况要找人也没这么及时和容易。这点心思，阿兰早已看出。但老板对她有过交代：这次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把二庆叫回来，宁可多发一个月工资给他，让他走人。阿兰问，那烧锅炉的事怎么办？我先顶几天，你赶快找个人。
　　 二庆并不知道老板已铁定心要辞退他，又玩起以往的伎俩，哪知，正中老板下怀，不用开口，自己走了。
　　 那天挑着行李，走到大门口时，他希望遇见阿兰，然而不见她的的身影；走到旅馆对门的车站时，他希望见到朝他飞奔而来的阿兰，然而只是异想天开；快上车时，他期待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阿兰打来的，但希望又落了空。他便任由那辆又挤又臭的小面包车把他拉到家门口。
　　 进家时，老爸已吃过夜饭，二庆想：好彩上车前在车站门前的粉摊吃了碗米粉。即便没吃，老爸也不一定会煮他的，因老爸早就对他坚决表过态：我已八十几岁，不用你服侍我就好了，还想我服侍你！
　　 二庆见了老爸也不打招呼，头勾勾只管上二楼他那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在上楼梯时，听得老爸在身后说了一句：“今年都不晓得你是第几次回来了，这样就养活得了自己？”二庆正心烦得很，懒得搭理，只当没听见。
　　 进了房间，放下行李，上床倒头就睡。不洗澡，也不脱掉外衣，反正——用他老子的话说：狗窝也比二庆的床干净些。
　　 睡，当然是睡不着的。二庆索性坐起来，靠着床头，手上一直拿着他那部诺基亚，两眼盯着小小的屏幕，心里一直在嘀咕：电话铃声怎么老不响呢？好几次我耍脾气，人一回到家，屁股还没沾着板凳，阿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这次奇了怪了，难道老板说话当真了？难道恁快就找着人了？若果失去这份工作，我怎么办？老头子有他亲儿子养，又能通过打箩筐挑进城卖换几个零花钱，我有什么手艺？在榕荫楼，一日三餐吃现成的，连碗都不用洗，还餐餐有点肉……
　　 二庆越想心就越烦乱，由烦乱而紧张，竟有点恼怒起自己来。
　　 他用手拭拭那早就划得像个大花脸的屏幕，希望看到一条广发或是凤群发来的短信，给他提供任何一点关于榕荫楼的消息，比如说锅炉房的人手还空缺啦，比如说阿兰打算又喊他回来啦，比如说老板忙得团团转或对新来的锅炉工不满意啦，哪怕得到其中一条消息，他也会感到一丝快意，并看到一线希望。然而，手机就像沉沉地睡着了，什么响动也没有。
　　 他开始绝望，但又不死心。他决定给经常一起守夜的凤群打电话，于是摁下一长串号码。“真的好想你，你是……”耳边立刻传来他熟悉的来自凤群手机的那首乐曲。可是那边只空传来一遍又一遍“真的好想你”这平常听来心欢、此刻却听来心烦的铃声，凤群怎么也不接他的电话。他摁下按键一看，已时近八点。心想：忙的高潮已过，这时也不用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地为哪个旅客开房门了，晚饭也该吃过了嘛，为何不接我的电话？也许她这时正在属舍旁边的厕所里洗澡吧？那就等一下再打。
　　 耐着性子等了约摸20分钟，二庆又把电话打了过去。
　　 “真的好想你……”才听了开头一小截，那边就传来嘀的一声，手机关上了。
　　 “这狗屌，装什么大头菜，还当你是千金小姐呀，不过一个打工的肥得像猪婆一样的半老徐娘！我跟老板还是兄弟呢！”二庆一下子来了气，把手机一扔，拉上被子——说是一团烂棉絮更恰当——倒下蒙头就睡。
　　 人躺在床上，心却烦乱地在活动：这回难搞了，没有退路了。打电话给凤群，凤群不接，指望着她帮我在管家阿兰面前求求情，让我再回到榕荫楼，唯一能帮我的只有她，前面好几次跑回家时，其中有两次就是通过凤群说的情，她做事情踏实主动，深得老板看重，她不帮我，我就死定了；阿兰的电话我是不敢打了，虽是堂妹，平时她也蛮宽容我，但我一次次不辞而别，一次次说话不算数，让她一次次为难，已不好意思打电话求她了，况且一个多月前跑回家转出来那次，阿兰已把话说死：“下次你还动不动就跑回家，给我添乱，我再也不会阻拦你，更不会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不会再帮你！”广发是个胆小鬼，见了老板几乎连话也不会说；直接给老板打电话，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看来，后边的日子只能进乡里的福利院了。
　　 想到进福利院，二庆差点从床上蹦起来，他最不愿进的就是福利院，不能喝酒，不许抽烟，整天跟那些七老八十、死气沉沉的人关在一起，连个打讲的都没有。在榕荫楼，他在空余时间和吃饭时候可以跟广发互相打趣；可以在陪凤群和另外一个叫青枝的服务员守夜时，开很过瘾的玩笑。更重要的是，每天晚餐之前，他可以拎一个可乐瓶到那家叫“农家乐”的小卖铺去打一斤农家自酿的米酒，然后跟广发在桌边互换着喝，看谁买的味道好又够香。
　　 想得过多、过久，下午四点半吃下的那碗米粉到这时已被胃囊消化殆尽，竟感到肚子有点饿起来。于是下楼去揭锅盖，开碗橱。毫无收获，只好到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噜咕噜地往肚子灌下去。再和衣上床，想着先前同样的问题，加上喝水时刚刚悟到的一点：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任性的。终于在鸡叫头遍时，渐渐合上眼。
　　 一连等了三天，手机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二庆读过初中，有点文化，平时又爱看点杂七杂八的书和报纸，所以，在表达方面多少有点文采。
　　 第四天一早，他一骨碌就起了床，想进城搏一搏运气。他打算在榕荫楼门口徘徊一阵，有人看见并问他，他就说来买点生活用品，决不能开口说又想回来；假如正好遇见阿兰或老板，只要他俩任何一个流露那么一丁点允许他回来意思，他就立刻留下来。
　　 因为没有把握，他自然没带三天前他带回来的行李。只带了一把他在榕荫楼住的那个小房间的钥匙，还有一把锅炉房的钥匙。他每次闹脾气回家，都带上这两把钥匙，许是留恋，许是留一线希望。有人曾告诉过老板：二庆把本该交出来的钥匙也带走了。老板不以为然地说：“他要带走不是带走，反正我还有。”
　　 二庆出门时，太阳已经出来，照得近处的地坪和远处的田畴一片光明。走上门前的田塍小道时，他老子看见了，在他身后嘟哝了一句：你看嘛，过不了几天，肯定又会跑回来，没见过年纪恁大的人，既不成家，又不成人。
　　 二庆自然听不见，他只想着满腹心事。太阳照在头顶，暖烘烘的，他感觉不到；田里的二茬稻，谷粒饱满，金黄一片，形势喜人，他也没发现。
　　 他瘦小而卑微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离家半里路的河湾处，那里有一辆私营面包车正在等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