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非沉重

常听人说：苦难谁都受过，只有死还没有经过。然而，对于死来说，我却有过几次灵感，而且它始终粘帖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上高中二年级那年，天安门的红墙上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恐红色江山变色，就身体力行地“从我做起”，以摧枯拉朽之势由上到下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红色的浪潮奔腾着、咆哮着，它冲决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淹没了东方文明古国的大、中、小学，埋葬了几百万、几千万老师、学生心灵中那些缤纷多彩的梦。响应毛主席“四个面向”的伟大号召，我“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可我这个还未褪尽“绒毛”的“丑小鸭”，能做些什么？我的前途在哪？
　　 当年的冬天，我体检、政审合格。县人民武装部发来了《入伍通知书》，太阳终于照亮了我！我隔壁的莳田也检上兵了，离我家百米开外的幸福生也检上了。每天晚上，他们俩都凑到我的家里来。我们在铺着稻秆的床上蹦呀、跳呀，唱呀、闹呀，简直像疯了似的。我们高兴自己是国家的人了，有出息、有前途，吃饭、穿衣国家包了，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尽管往肚皮里填就是了；而且经常还有大鱼大肉吃呢，实销报销……那些日子，我连一丝儿忧闷也没有，我总觉得心中就象山茶花那样开放着。可是，当大队书记领着一班人敲锣打鼓地把我们从家里接到大队部集中，再又敲锣打鼓地将我们送去公社时，我看到沿途的社员们夹道欢送我们，那一串串爆竹“劈劈叭叭”地撵着我们的屁股飞旋、炸响，好像在催促我们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似的。没走出大队部300米远，我突然想到了死。“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此行远去，我还能再回来吗？我会不会“马革裹尸返”呢？想到此处，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最令人伤心的是：我再也见不到爸妈了！爸妈呀，你们老人家肯定想到了这些，为何你们不告诉我呢？我呀，我这个不孝的孽种，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出息、温饱而不顾你们俩老人？倘若，我真的回不来了，我还对得起您们吗？
　　 1990年冬，县人民武装部委派我当“特使”回访中越边境的“老山部队”。来到“友谊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扎地，部队首长特批周连长领着我参观当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阵地。当我们来到镇中炮台时，周连长手指着被越军的炮弹、子弹打得百孔千苍的钢铁指挥车说：“看到这台指挥车，你就能联想到战争的激烈、残酷。”呵，这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青春与生命耸立起的丰碑！这是光荣的丰碑，历史的丰碑，生死的丰碑，和平的丰碑！周连长领着我小心翼翼地步入布雷区，他说打仗时他是“敢死队”的战士，“敢死队”的任务就是守住镇中炮台，指战员们日日夜夜猫在“猫耳洞”里待命。我弯腰弓背地在“猫耳洞”里呆了至少三五分钟，我亲身体验战士们是怎样以死相守在这小小的“猫耳洞”里的。事实上，刚刚踏入这漫山遍野的“布雷区”时，我也想过一不小心踩响了地雷。由此，我也和当年牺牲的勇士们一起，光荣地留在了这方热土上……
　　 返程时，记得是在凭祥至南宁的列车上，与我面对面坐在靠车窗座位上的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山前线”的乡村干部。他看我像个老兵，并猜我是回部队探亲的，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我试探着问他：“你参加过战斗吗？”“哈，那还别说了！”他坦诚相告：“实话说吧，我以为自己是最怕死的。上级领导动员我们说：‘共产党员先上，革命干部先上，团员青年先上，你们的主要任务是肩扛背驮武器弹药上火线’。当头一次上战场时，我禁不住浑身打抖，那炮弹箱驮上肩头后，我的腿脚立时软了，我的脑子里除了一个‘死’字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个字、词了。当我麻着胆子战战兢兢地爬上山头时，还没走上半里路，我就看到山上的大树被炮弹轰倒了，石头被炸开了，有的树木连根拔起，绿色植被烧成了黑灰、焦土，小溪里原本清澈的水混杂着殷红红的鲜血。尤其令人惨不忍睹的是：那漫山遍野的死尸，有敌军的，有我军的，他们笔挺笔挺地躺在战火焚烧的山头上；一阵阵弥漫着血腥味的山风，引诱来一群群嗡嗡营营的苍蝇……”这位参战的大队干部说：“当看到了这些情景后，我就再也不怕了。我想：假如自己也被炮弹、枪子击中，我死在了阵地上，这不也与年轻的小战士们一样？更何况，我还是他们的大哥、大叔呐！”
　　 我回访“老山前线”返程后不久，中越两国在北京“照会”了，毛泽东、胡志明时代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万古长青。然而，正因为当了这回“特使”，我也就接受了一堂现实而深刻的人生必须课：对于活着时难以体会到的死，我从此有了肤浅的解读。
　　 （烂笔头草于2016-9-19晨，2016-12-16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