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寻的“苦恼”

我是一个从事新闻、散文、小说等业余写作近三十年的无名之辈。三十年来，承蒙编辑错爱，先后已在各级报刊发了1000多篇敝帚自珍的小文章。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不管是著名的还是无名的，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正规报刊发表出来，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谁又能知道，如今的我，就是因为曾有几篇破文章，不仅得罪过领导，招来了“横祸”，使我的生活一度陷入苦恼，而且还影响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呢。不信你瞧——
　　 80年代，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把饲养生猪牛羊鸡鸭鹅做为富业，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让自己的日子过得舒心一点。畜牧养殖中，绝大多数的农民看中的是养猪，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养猪无疑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收益高的致富门路。不过，农民也有后顾之忧，怕的是精心饲养的生猪染上瘟疫病，这个要是政府防疫跟不上，有时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有一年，全乡境内持续发生流行性猪瘟疫，农户饲养的生猪，一头头地死去了，惨重的损失，挫伤了广大农民养猪的信心。针对这一实际问题，我写了一篇题为《牲畜防疫，不可忽视》的言论文章，发表在《安徽科技报》二版头条上。目的就是呼吁有关部门和领导能够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农村牲畜防疫工作，以激发农民发展养畜事业的积极性。
　　 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县里的一位分管副县长，认为文章是在对他脸上抹黑，让他面子无光，随即打电话给城郊区，质问作者是哪个乡镇的，并指示区领导对作者要进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那时，我在城郊区管辖下的一个乡镇办公室上班。这天上午，我在门外，只听办公室电话“当啷啷”地响了起来，我赶忙进去接电话。我拿起话筒，声音很熟悉，是区办公室沈主任打过来的，他说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有事当面告诉我。我放下电话，和办公室的同事打过招呼后，忐忑不安地骑着自行车，赶到20多公里以外的城郊区驻地。
　　 自行车停好后，我直接去了沈主任的办公室。沈主任是一个文人，写作功底很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一直敬重他，他也非常喜欢我。进到屋里，屁股还没沾上板凳，我就急吼吼地问他：叫我来有什么事情？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那篇文章惹祸了。接着，他还给我分析了文章的严重性，尤其是会影响到那位副县长的政绩，对此，副县长非常恼火。
　　 沈主任见我神色十分紧张，话锋一转，过来安慰我说：“这事你也不要过于害怕，我会替你出面‘摆平’的。”最后他还提醒我：“以后写东西要长点心眼，要多栽花，少栽刺，免得惹火烧身，带来没必要的麻烦事。”听了沈主任的话，我十分感激，连连点头，表示以后会注意的。打那以后，我以写诗歌、散文为主，很少写言论文章了，而笔从示停过。
　　 我是属虎的，却有猪的属性——记吃不记打。90年代初，我的家乡实行殡葬制度改革，农田里的一座座坟包，在政府的号召下，先后都被夷为平地，腾出更多的土地给农民耕种，大大减少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实际问题。但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农村走亲访友的路上，无意中看到农田里原已铲平、化作耕地的坟墓，又重新包了起来，这样“平坟还田”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我琢磨着，他们为什么会将铲平的坟墓重新包起来呢？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多数的坟主思想仍然愚腐，认为包坟修墓是祭祀自己祖先的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不包坟就意味着对仙逝前辈的不忠不孝。还有就是近年来，乡政府没有把这项工作坚持下来，更没有哪个干部愿意主动出面去抓。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乡村干部思想存在着模糊认识，总认为平坟毁墓是一种不光彩、不道德的行为，不愿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花力气，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不下脸面，得过且过，都想当个和事佬，谁都不愿得罪人。
　　 回到单位后，我把当天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连夜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农村包坟现象应当制止》。文章发出不久，刊登在中央农业部主办的刊物《农村工作通讯》第7期上。这本刊物我们乡里订的有两份，一份是书记的，一份是乡长的，其他人员一般是看不到的。文章刊出后，虽然用的是笔名，但还是没有逃过乡党委书记的“火眼金睛”，没过三天，就被书记“侦察”出来了。
　　 有一天，他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酒气，脸色红得发紫，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机要室，连挖苦，带讥讽地对我说：“那篇《农村包坟现象应当制止》的大作是你写的吧，水平不浅啊！”接着，他用力“哼”了声，清清嗓子又道：“你整天写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用吗？你要知道，我是这个乡的党委书记，你不写我，你在这里是呆不下去的，懂不？”面对书记的“教诲”，我无言以对，只有耷拉着脑袋，不动声色地任其呵斥。心想：反正文章已经发表出来了，覆水难收，解释也是没用的。
　　 时隔不久，书记以精简办公室人员为名，让办公室主任下发了文件，把我“发配”到一个村里任团支部书记去了。在村里干了不到一个月，我便告别了父母、妻儿，独自一人，到深圳打工去了。在后来10年间，我先后辗转东西南北，经受风霜雨雪，尝遍酸甜苦辣，一直过着疲于奔命，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直到3年前，叶落归根，回到故土，终于脱离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浪子生活。
　　 按说，快奔六十的人啦，应该是船到码头车到站，马卧南山观夕阳，可以在家过着安身立命，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乐哈日子了。然而，我不想成为一个闲下来的人。回到家里不到半个月，我就毛遂自荐，去到朋友办的房产公司负责人事管理，为的是闲暇时间，仍可以继续写作。在这公司3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360多篇（首）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使我的生活过得充实、舒心，而富有诗意。
　　 不过，在回到家乡的日子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盼望能有机会外出，到旅游景区观光赏景，愉悦一下身心。因为房产公司与其它行业属性不同，越是节假日越是繁忙，一般情况不会轻易放假的。机会终于等到了。今年“十•一”国庆节，公司首开先河，放假2天。我决定花一天时间，去邻近的一家5A风景区游玩。“十•一”当天，我嫌人多没有去。第二天上午8点多，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了这家景区。在饱览了这里迷人风光的同时，对在那里遭遇到的二三事，颇有几分怨气。
　　 我每到一处旅游，都要在景区礼品专卖店里选购一把折扇，题写一首小诗，署上自己的姓名和日期，做为纪念品收藏起来。上午10点左右，我信步走进一家礼品店，精心挑选了一把印有仕女图案的油纸折扇。问价付款时，女售货员说30元一把，少一分不卖。我说：太贵了，不要，别的都是20块一把。说罢，我放下折扇，就想走人。那位售货员一把拽住我吼道：“问了价，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就是我们店里的规矩，天皇老子也是一样。”我同她理论一番，毫无效果。为了息事宁人，我只好乖乖地掏30块钱，卖下了这把折扇。
　　 由于早晨没吃饱，没到中午，我就饥肠辘辘了。我走来走去，选择了一家“农家乐”餐馆，点了一盘红烧鲤鱼，一盘炒莴苣和一碗葱花鸡蛋汤，外加一瓶“青岛”啤酒。一番狼吞虎咽后，去到前台买单。收银员说，我点的菜原价320元，打8折后为256元整。我说你那菜单上白纸黑字，红烧鲤鱼45元/盘、炒莴苣28元/盘，为什么现在收费高得这么离谱？
　　 正在争执时，过来一位大堂经理“解释”说，菜单上是普通菜的报价，你吃的是“生态环保”菜价，那鲤鱼是淮河里自然生长的，味道极其鲜美；那莴苣也是“绿色蔬菜生产基地”特供蔬菜，无农药，无虫害，既好吃，又营养。我说：那你为什么事前没有说明呢。他却狡辩道：“那你为什么事前不问清楚呢？你不问，我们何必要解答呢？”我要投诉他们的欺诈行为，那位大堂经理不屑一顾地说：“随便，那是你们的事，我们管不着。”
　　 吃过午饭后，我想躺在车内打个盹。在我似睡非睡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喊大叫。我打开车门，来到保安科门前，见到一位中年女士在和保安人员大吵大闹，要求景区赔偿她的笔记本电脑。原来，下午这位女士玩好后，走进停车场，准备开车返回时，发现后备厢有撬痕。打开后备厢时，发现上午才买的新电脑不翼而飞。他找到了保安人员要求景区承担责任，保安人员打开监控，调取资料后，声称报警，之后百般推托，说等待查处结果。最后，那位女士懊恼地走开了。
　　 回到家中的第二天，我觉得在景区遭遇的二三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随即写成文章，提出善意的改进建议，于10月7日发到《人民日报》，并刊登在10月11日的“读者来信”版。文章刊出的第3天，这家景区的管理人员打来电话，说那篇文章是对他们的侮辱和诽谤，给他们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缺失，要到法院起诉我。对于这件事，我不后悔，也不害怕，也一直在等待着法院的传票呢。
　　 岁月悠长，人生短暂。几十年沧桑，一晃而过。穷不瞒人，丑不背人。如今，我没有车、没有像样的房，银行里也无存款，更没有其它可资炫耀的东西。依旧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替人卖命求财的打工生活。我也曾在梦醒时分，扪心自问，为何执迷不悟，贪恋着那支秃笔，过着焦头烂额，己不如人的苦日子呢？缘来缘去，本性难移。其实，我早就明白，我的坎坷生活，都是写作惹的祸。不然，我要是能够心无旁骛地经商办企业，说不定会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了。但是，我不懊恼、不抱怨、不后悔，仍旧初心不改，痴情如故，向前，向前，再向前。把每时每刻的业余时间，全都用在写作上。
　　 不求人说好，只愿了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