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代价

摘要：通过书信体的格式，叙述了青年女子张彩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她从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变成了京城知名的演员，最后落入富豪的圈套，沦为他们的阶下囚。
　　 亲爱的埃德加·张凯伦先生：
　　 见信好！时隔这么多年才收到我的一封信，你一定会倍感惊讶。离我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了三年多，更准确地说来，应该有三年零四个月了吧。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全家刚到旧金山定居不久，也许对大洋彼岸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都还没有适应过来，我的那封信只能说是对你出国定居的一种祝贺。而现在我给你写的这封信，却是要告诉你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我敢肯定地说这种事情即便是在推行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未必能碰得上。我在目睹这次奇遇的邂逅直到下决心把它推心置腹地告诉你这位老朋友的这段时间内，我的内心无不在受着关于人性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折磨。最终理智还是成功地说服了自己，让我静下心来给你写信，如果你能理解我当时矛盾的心态和故事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那也许算是对我最大的恩赐。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在偶然中进行的，我和她的邂逅可能也带着那样的偶然性，因为这一切在局外人或旁听者看来都显得那么的蹊跷和不可理解。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你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件事，我决定从我们搬家的事情说起。你也知道，我的儿子即将小学毕业，家里的住房拥挤加上儿子求学路途遥远，这都逼迫着我们尽快买房搬家。妻子冯翠莲是银行职员，收入不错，福利待遇各方面也不比我这个乡村教师差，就凭我们自己也完全有能力买得起普通的住房。从结婚至今，我和她就龟缩在她的父母家里（其实也就是翠莲自己家里），她的父母有政府发放的退休金，说起话来颐指气使，发表言论比市领导的声音还响。不知道内情的亲戚朋友以为我生活得好幸福好美满，其实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地方说。对两位老人来说，我妻子是他们的女儿，我儿子又是他们的外孙，都是自己一家人，惟独我这个女婿才是外族人，所以不论做什么事他们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甚至一些涉及到他们个人隐私的事情还怕我去打听了不成。时间一长，连我自己也觉得是冯家的局外人了，不但重要的事情不敢出谋划策，即使连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是退避三舍，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在这样的屋檐下生活，我根本就不是男人；只有站在学校的讲台上（那短短的时间里）我才感觉自己找到了做男人的尊严。我的老同学，你如果站在我的角度上看问题，一定会理解我那时的心境吧。
　　 我和妻子买下市区南郊的商品住房，接着就进行布置室内装潢设计的工作。那时正值学校放暑假，而冯翠莲的银行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所以室内装潢的统筹工作就落在我的肩上。在这个家庭，我还是第一次承担那么艰巨那么重要的任务，我想今后只要从她的父母家里挣脱出来了，我就决不会是过去那个受人管制受人约束的我了。在这里，我得向你提起一个人，他是负责我们新房室内设计工作的首席设计师毛大伟先生——我记得，过去我从未向任何朋友提到过这个人，因为他与我们职业圈里的人并没有很重要的联系。而我现在要在这封信里向你介绍这位优秀的设计师——请允许我使用“介绍”这个词，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词汇能代替它的了——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自然地引出我要叙说的这个故事。因为女主人公是在酒吧里出现的，而你知道我向来都不喜欢酒吧的环境，从上大学至今一直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特殊人物的引荐，我是决不会走进一间在我眼里看来是很灰暗很无聊的酒吧的，哪怕它就位于我的寓所附近也在所不惜。而毛大伟先生正是这样一座桥梁，他将固执的我与具有欧洲浪漫主义风格特色的酒吧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将我原本无聊空闲的夏季时光安排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在他口若悬河与热情洋溢的介绍中，我似乎觉得自己正在脱胎换骨，固执保守的思想已经排开，继而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标新立异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洗礼。他曾说酒吧是他一生中最向往与最值得享受生活的地方，是他作为艺术家（设计也属于艺术的范畴）灵感与创作的源泉。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光着胳膊坐在社区花园的林荫道上抽烟、喝酒，或者说一些有关家庭与婚姻生活的问题；晚上我们就去市区的酒吧喝酒，听那些喝得烂醉的女人疯狂地唱着歌，而一群半醉半醒的男人趁乱摸着她们的上身，直把体内无法排泄的性欲慢慢地排泄出去。
　　 现在让我们回到叙述的主题上来。我在前文已经说过，以我的性格，倘若没有朋友的引荐，我是绝对不会走进这种酒吧的：你看，屋顶的高脚吊灯漆黑一片，只有四周明灭着若干盏灰黄或橙色的小灯泡，映照着一座空间不算太大的酒桶一般的房子，墙上悬挂着几幅蹩脚艺术家绘制的风景油画，衬托出虚伪笼罩下的不真实的繁华，仿佛令人置身于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初期欧洲贵族权势们的宫廷生活。喝酒或是聊天的客人已经各就各位了，男人和女人、领导和员工、老板和伙计、大学生和他们的情侣分别坐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酒吧各个不同的角落，分享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暂且不去管那些与我无关的酒客，只关心和毛大伟两人之间的小小空间。毛大伟用手捋一下长长的头发，摘下他那副象征着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黑框眼镜，并把它别在腰间，接着解开衬衫的纽扣（他夏天喜欢穿衬衫），露出绯红的或是深黄色的皮肤。然后一屁股坐上酒吧前台的转椅，高声喊着让老板上两大杯啤酒。在他的带动下，我已很快融入了这种欧式的文化氛围中，昔日对酒精的适应与偏好让我的酒量猛增，几乎要超过了他的水准——虽然他一向自诩他的酒量很不错，但是在我面前依然称不了英雄。毛大伟甚是不服气，说他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怎么能这样输给一个乡村中学的老师呢，不行，太没面子了，一定要下到座位上去再猛灌几杯，就是喝醉了也不能认输。他还说我如果不答应奉陪到底的话，就要在我家新居的装潢工作上拖延工期。没办法，我只能答应他奉陪到底；继而他又愉快地笑了，那神情真像一个喜剧演员。于是我和他从前台的转椅上跳下来，在大厅里寻找空闲的双人桌。
　　 信写到这里，我要停下来休息会儿，喝杯茶水提提精神。就在那时候，一次奇遇的邂逅发生了：我们的女主人公在那个微妙的时刻出现了，出现在我和毛大伟所在的酒吧里。她胡乱地披散着长发，嘴里叼着雪茄烟，肩挎着一只看上去档次比较高的皮包，她摇摇晃晃地向我们刚刚离开的前台转椅走过去，接着像毛大伟一样蹬地坐了上去。不等她开口，服侍生已经把一杯溢满泡沫的啤酒端到她面前。看来是个老顾客了，否则别人怎么会这么了解她呢？我正在心里想着，忽然女子转过头来无意中朝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你可别说，正是这不起眼的一个动作，让我惊讶地发现她似乎非常面熟，好象还曾经和我近距离地接触过。当时我真的忘记了毛大伟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把自己的心思全部放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上面，如此修长的身材、如此漂亮的脸蛋、如此透明的眼神，该不会是我曾经的同事张彩彩吧？是她吗，真的会是她吗？所有能确定而又不能确定的疑问集中在我的脑海里，像等待发号命令的士兵们聚集在将军的部下一样。这时毛大伟高声喊了服侍生的名字——他常来这里喝酒，认识几个服侍生和他们的老板——系着红领结的服侍生过来了，送上来满满一大桶生啤酒，然后转身离去。忽然间，我情不自禁地喊住了他，“您好，请问我可以向您咨询一件事吗？如果您是知情者，请告诉我问题的答案。”“可以，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他说道。我无限激动地站了起来，当着众多酒客的面用手指了指坐在前台上的漂亮女人，问道：“您能告诉我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吗？”服侍生犹豫了一下，接着抛给我一个无奈的微笑。我知道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服务范围，他完全有能力拒绝回答。可是我想知道，我太想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了，我太想知道曾经与我一起在讲台上奋斗过的青年女教师现在飘落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不能让他走，决不能让这个服侍生走开。“请您做做好事行吗？告诉我这个女人的情况，了却我的一个心愿，我想您一定是知道的，您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塞到他手里，作为对他的一种报酬。他果然开口说话了，他说：“我只知道她叫张彩彩，经常来我们酒吧光顾，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真的很抱歉！”说完他向我鞠了个躬就匆匆地离开了。
　　 张彩彩，难道那个女人真的就是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张彩彩？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多年没见着面，不知今天的她沦落到什么地步了，或许她还能像个普通女人那样地生活，或许她连像个正常人那样的生活权利都被剥夺了。作为昔日的朋友，我当然希望她能够生活得快乐，有她爱的男人，也有爱她的男人，不过这一切对她来说是不是空中楼阁，那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一九九二年的初秋，或是更早些的时候，我从省立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和我一起进学校的还有三个年轻人，他们是政治系的王利东、数学系的金永坤和英语系的张彩彩，其中我对张彩彩的印象最深，因为她是我们四人中唯一的女性。那所学校地处偏僻山区，远离县城，因此除了少数本地区的教师外，大部分人都只能像只寄生虫那样寄居在学校提供的简陋宿舍里。在一片愤愤不满的抵触情绪和唉声叹气的抱怨声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许多曾经预想不到的乐观倾向，比如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接触大幅度增加，也许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好处，不但对老教师和中年教师是一笔财富，对我们刚毕业的年轻人更是一种天然的利益。于是就凭借着这种好机会，我和我的同龄人王利东、金永坤、张彩彩极其密切地发展关系，尽最大可能地使彼此之间结交成好朋友，这不论对工作还是对生活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当年的张彩彩还没有男朋友，所以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放得很开，该怎样玩就怎样玩，该怎样开玩笑就怎样开玩笑，丝毫没有什么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传统观念束缚她的手脚——这让我们三个大男人也异常兴奋。在我们多数人的眼中看来，张彩彩是个漂亮的女人，是个对男人极其有诱惑力的女人——这种观点我至今还保存着，时隔这么多年，当我在给你写信的时候我仍然敢这么肯定地说这句话。
　　 请你的思路顺着我的叙述转移过来，让我们剔除掉一些不重要的事件，直接把时间切换到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交界的那个冬天。在那个属于我职业教师生涯的第一个冬天里，我所在的学校沿袭传统举办了一次艺术节师生联欢大汇演，也许是上帝恩赐，也许是命中注定，张彩彩就在那次文艺汇演中脱颖而出，成为全校师生热烈追捧的对象。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张彩彩就是一个英语老师，就是一个能把我们中国人听不懂的外国话说得异常流利的高才生，却从不曾想到她还有一副天然的好嗓子，能唱出许多令音乐教师也自叹弗如的美妙歌声。她在我的意料之外、在金永坤等人的吹嘘鼓励下、在全校学生的鼓掌声中粉墨登场，用她那象夜莺或似百灵鸟般的动听声音感染了在座的上千个人的心灵，在场的师生无不欢呼着站起来并投以热情响亮的掌声。她成功了，她陶醉在成功所带来的虚荣与快乐中，陶醉在自我内心的满足感中，陶醉在这偏远山区带给她的荣耀与赞美中。晚上当我们回宿舍就寝的时候，一向自诩为“天之娇子、数学天才”的同济大学本科毕业生金永坤第一个走进了张彩彩的房间，用非常惭愧的话语说道：“张彩彩小姐，你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有你站在我面前，日后我金永坤再也不敢说一句傲慢的话了。”金永坤的学历比全校教师都要高，而且人也长得聪明伶俐，以往他常常凭借这一点在其他同事面前颐指气使，拿他的高学历到处炫耀——在那时候，我们大部分老师的学历只有专科水平，所以有一个本科生进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金永坤由于一个疏忽没把事情做好，挨了校长一顿批评；校长要他写检查，并要他当着全校教师的面做检讨。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想都想不到。他说：“我堂堂一个大学本科生到你山区里来教书已经够理亏了，你还要刁难我？有本事你去拿一张同济大学的文凭出来，再到这里来教训我。”一句话说得校长面红耳赤，从此再不敢去批评他。如此一来，金永坤在学校里的人气直线飚升，从领导到普通老师再到临时工，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话不低下三分头的，学生更是怕他怕得要命，惟恐会被他杀掉似的。这种场面直到那次张彩彩粉墨登场事件发生以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傲慢与不足，才下决心改掉曾经有过的陋习，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如今的金永坤已经当上了学校的教务主任，回想起当年的冲动与卤莽，他还会感到惭愧不已。对他来说，张彩彩是他的救星，是他迷失道路上的领路人，张彩彩的行为和张彩彩事件就这样改变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前途。
　　 消息像只长了翅膀的鸟儿，越过崇山峻岭向外传递。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县城都知道了关于张彩彩能歌善舞的事情，附近的居民不要说听人讲起这事，就是亲眼目睹她的演唱也不止一次了。于是在那年的春天，县艺术团的领导来我们学校找到了张彩彩，说他们邀请她去参加一场由艺术团举办的文艺演出，如果演出成功，她不但能得到一笔高昂的报酬，而且县里还可以直接把她向省级艺术团推荐，这是个很有诱惑很令人羡慕的机会。我们的张彩彩当然没有错过这次对她人生和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机遇，她毫不犹豫地去参加了，并且取得了意料中的成功。相比上次在学校里的演出成就，这次县里的演出无疑更让她志得意满、信心百倍。一时间，大街小巷贴满了她的宣传广告，她的才华与艺术成就成为当地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那时候，最兴奋的人除了张彩彩自己以外，还有我们几位和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和王利东、金永坤等人买来一只大蛋糕去向她表示祝贺，金永坤放下了作为大学本科生的架子，面带微笑地和张彩彩讲着笑话，并不自觉地讨好她说：“张小姐，以你的能力和相貌，留在这里当老师实在太委屈自己了，换做是我有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去考电影学院当明星了。”我发觉张彩彩当时愣了一下，似乎对金永坤的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你不会说笑话吧，会唱歌的人多得去了，要是都去做明星，那还了得？”接着我看到金永坤换了个站立的姿势，开导她说：“人的一生中机遇是很重要的，许多人有很好的才华与能力，可是最终却没有成功，留在世上平凡地走一遭，这绝对是他们没碰上机遇的缘故。而碰到机遇的人，他们做事得心应手，身边有人帮助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金永坤用一番有哲学味道的语言向张彩彩传授人生的重大命题，张彩彩这个涉世不深的女人几乎听得着了迷，两只眼睛吧咋吧咋跳动着，如同从这个知识分子口中看到了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当时全然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在张彩彩的宿舍里，金永坤的几句话竟会成了她日后步入那条肮脏、污浊且充满血腥味的道路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