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信

摘要：随笔，道出对母亲无尽的思念。选择母亲在我人生低谷写来的信，重新到那个年代走一遭。 母亲是女强人。打我识字伊始，多次拿着别人给她的信，万分不解的问：姆妈，怎么都叫你先生呢，先生不是男的吗？每每，母亲都会轻敲我的脑袋：长大你就会明白。
　　 明天是母亲95岁诞辰日。我打开抽屉，看着里面静静摆放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徽章，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证，还有科技获奖证书。它们的主人已在90高龄时辞世，诸多荣誉在无声的告诉我，母亲的一生，是不甘平庸的一生。
　　 很久了，很想写写对母亲的思念，但是不敢。害怕自己的秃笔会不小心亵渎了母亲。
　　 因为在写江永回忆，很自然的，想到了当年母亲给我的一些信。
　　 1964年9月13日上午9时许，我正要告别母亲去长沙市三中集合，而后参加欢送会，奔赴广阔天地。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还有他们的副手。“孩子太小，不要去了，复读一年，明年再考。他成绩一直很好，明年能考上的。”院党委书记的话，得到一同来的人的附和。
　　 母亲走过来，抱住我，抚摸着我的头，轻轻的说：去吧，到农村后，别把学习丢了。这时，父亲也走过来，悄悄的往我衣兜塞进一包东西。
　　 父亲的眼神满是歉意。到江永后，我才记起父亲塞在衣兜的东西，是50元钱
　　 我走那天，母亲和父亲都没有送我，也没有送高中毕业的姐姐。几年后，我听弟弟说，当时我和姐姐走后，妈妈那几天在夜里哭得很伤心。弟弟不想妈妈再流泪，却无可奈何。
　　 分到江河当天晚上，我给母亲父亲写信报平安。不知愁为何许的少年，把江永的山水夸的那个美啊。
　　 大约10天后，母亲的第一封信寄到。很浓的亲情，笔墨不多，在代父亲问候之后，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我按照她告知的方法，取土壤样本。
　　 按照母亲的吩咐，我选择分给知青的自留地，在地的四角和中央取了土样，分别用纸认真包好，满腹狐疑的寄给母亲。
　　 很快，我收到包裹领取通知。在县城领到的包裹很小，打开一看全是菜籽种。我有些失望，怎么不寄点好吃的给我。
　　 回到队上，母亲的信随后也到了。“你们那里是沙壤土，妈妈为你选择了几种适合在当地种植的蔬菜。母亲把每种蔬菜的播种、疏苗、上肥、防病虫甚至补水都详细的叮嘱一遍。最后告诉我，冬季过后，会再寄合适的种子。”
　　 在平和学长的带领下，我们把希望的种子播在希望的田野。种子很多，我们用不完。送给老乡，可他们大多不领情，除了队长和德宅接受了我送出的种子。很快，老乡们后悔了。嘿嘿，活该，叫你们不相信科学。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现在只记得两种蔬菜了。大叶芥菜，芥蓝，长的那个茂盛，我们的自留地，时常都围住红了的眼乡亲们。那如芭蕉扇般的大叶芥菜的叶片，那如小足球般的芥蓝头，让我们美，让老乡们悔。队长德宅更是风凉话不断，“呵呵，余下的菜叶连我家的猪都吃不完。”队里最强悍、当初谢绝得最干脆的修伦，竟然在我们留种时，三天两头守在我们的地头，见到知青总是尴尬的笑着哀求：“呵呵，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收成会这么好，一定要给我留点种。”
　　 第二年，全队的自留地，到处都是用我们希望的种子育出的蔬菜，只是比及第一次，茂盛似乎弱一些。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良种是要每年选培的。
　　 春节快到了，那天大队通知，省城来了一位大学老师，是个女的，点名叫我去县城。我想一定是妈妈来了。当时我激动得连衣裳都顾不上换，拔腿向县城飞跑。心里有点懊恼，左眼长了个挑针，没有最光辉的形象。但是我真的没有去偷看女生洗澡什么的啊。
　　 县委招待所，姐姐已经到了。看不到她很激动，我想，姐姐到底是姐姐，够沉着。看来我要尽快长大。
　　 姐，妈妈呢。见我急不可耐的样子，姐姐当头泼我半头冷水：“是*阿姨来了。”
　　 *阿姨，母亲的学生，留校在母亲教研室任助教。在零陵地区开会后专程来江永，带着妈妈的温馨来的。她对姐弟俩极好，十分热情。让我们在江永饭店饱餐一顿，又买了不少的零食。最后带姐弟和她在江永照相馆合影。直到现在，我看到姐姐美丽的形象旁边，那个疤拉着左眼的傻小子，还气不打一处来。
　　 *阿姨带来一兜红薯，是妈妈让带的。“你小，都给你吧！”姐姐笑着谦让。我也没有客气，背上十几斤红薯，向*阿姨告辞后返村。一路上尽在嘀咕，妈妈不知道我们这里红薯很多吗？
　　 回到队上，平和学长很兴奋：“见到你妈妈了？”我知道，我那飞奔的小身影，牵动知青的心。我耸耸肩回答：“是我妈妈教研室的老师。”
　　 把红薯卸下，我觉得脸有些发烧，红薯的模样很丑，土黄土黄，形状还不规整。她带来的竟是“丑八怪”，先煮几个试试。
　　 洗涮，点火，上蒸。平和学长动作麻利，二十来分钟，红薯的香味飘出，嗯，香得不同。我急忙忙想揭锅盖，却让学长敲个爆栗，“蠢宝，还没熟！”
　　 终于揭锅了。那“丑八怪”香气扑鼻，稍微裂开的薯皮上，流出一些汁，用舌头一舔，“哎呀，好甜，太甜了！”我怪叫着，顾不得烫，把红薯掰开，红黄色的薯肉，像极了煮熟的盐蛋黄。咬上一口，我的妈呀，比糖炒板栗都好吃。
　　 平和学长看得眼红，“小子，洗涮蒸煮都是我在忙，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我也吃！”一口下嘴，他也大喊，好吃，比这里的红薯，好吃几十倍。哈哈哈，我笑成栀子花、茉莉花乱开。学长却趁机去拿另一个。
　　 “见到你妈妈啦，这么高兴？”是队长。
　　 我真佩服学长的马屁功夫，拿到手的那只，他顺手递给了队长，“队长，快尝尝味。”
　　 队长吃了一半，脸色突然严肃，“细哇，这红薯是哪里弄来的？”
　　 “我妈妈的学生带来的，怎么啦？”
　　 “还有多少，你们没有都吃了吧？”看得出，队长有小小紧张。
　　 “啰，都在那里。”我指指地上的“八怪”。这时候，这么看它们都不丑。
　　 “细哇，别吃了，把它给队里，好不好？”
　　 “没问题，全给队里。”家，全让学长当了。反过来一想，对啊，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教育者有要求，还有话说吗。行也得行，不行创造条件也得行。
　　 好吃的红薯队长全部拿走，留下一句话，“可惜少了点，嗯，队上不会让你吃亏，细哇。”傍晚，队长给我们送来20斤芋头。
　　 过了几天我收到妈妈的来信，“*阿姨在江永忘了将我给你们的信交给你，有件事你要注意，带过去的红薯是新培育的良种，糖分多，产量高，也适合你们那里种植。本想多带一点，考虑到*阿姨拿不动，只能给你们15斤了。姐姐那里我再设法。”信中，母亲还把栽培要点交代得一清二楚。
　　 开春后，队长单批了一坵地。当薯苗长到一定的时候，优势立显。藤粗，叶片肥大，是本地薯的两倍有余。老乡们傻笑，若都是这品种，家里喂的猪可就享福了。
　　 收获的日子。德宅抢先，也许是太想看看成果，居然把我晾在一边。啪，响声让所有的人脸色一变。他估计不足，刨断了土里的红薯。之后他变得小心翼翼，额头也冒出豆大的汗珠。
　　 “好大一兜薯！”那位原先不相信科学又及时改正错误的修伦，激动得喊出声。他拍拍我的肩膀，去称称。好家伙，他还带了一杆秤。
　　 22斤，挖破的半边没称。激动啊，老乡们脸上绽放出笑。而我，在心里谢谢妈妈，也谢谢队长。
　　 成绩出来，最重的一兜，37斤。队上发财了。闻声赶到的邻队上何，以稻谷一比一换我们的“八怪”。这个时候，八怪在我的眼里，太漂亮，像捕鱼的小姐姐。
　　 终于有一天，队长通知我，单独分我100斤谷。作为奖励不扣钱。十几二十年后，看到那些拿到奖金的人美滋滋时，我用鼻子哼他们，我可是在大集体的六十年代就拿到过呀！
　　 文革开始了。1966年7月，母亲的一封来信，很短。“*儿，因特殊情况，从这个月起，妈妈给你和姐姐只能每月寄10元。”从此我的补贴一下子减去一半。
　　 日子在我的紧缩开支中过去半月，母亲的信终于又收到。“*儿，多年来，由于我没有抓紧政治思想改造，以至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你一定要以我为戒，认真改造思想，并勇敢揭发我的反动言行……”信很长，最后的落款不是以前的“妈妈”，也不是“母”字，而是母亲姓名的全称。
　　 我懵了。妈妈，反党反社会主义？妈妈，反动？揭发，亲爱的妈妈，在您那里，除了让我不要丢掉学习的嘱咐之外，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过只字片语的反动？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冷静下来，我把母亲的信藏好，翻出“16条”的小册子。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我是这样写的，“妈妈，您给我的教育，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您有反动言行。我的妈妈怎么会反动呢。您千万不要不相信自己。您是最好的妈妈。请您看看16条文件，尤其是对有贡献的专家科学家的那一条……”
　　 信寄出去，我的心不平静。妈妈个性极强，这种无情大棒，差不多完全摧毁她的精神，她连自信都几乎丧失殆尽。妈妈，您一定要挺住。我要尽快赶回去。我好害怕，好紧张，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煎熬了十几天，我伪装平静，向队里请假，向大队请假。很幸运，获得了批准。一路上，我心急如焚，我拼命祈祷，千万，千万。您可要挺住。儿子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这个儿子能起什么作用？我似乎明白，却只有一个念头，回到妈妈身边，回到爸爸身边。
　　 上天是眷顾我的。赶到家，弟弟在。见我着急，他告诉我，妈妈没事，但是爸爸给专政到楼里去了。
　　 那天母亲和弟弟与我谈得很晚，从母亲的话里得知，最初的滚滚红潮已经减弱。母亲的情绪在收到我的信后稳定很多。印象中，母亲第一次谢谢儿子。母亲睡后，弟弟告诉我，父亲工资全停，母亲则扣掉一半，每月能发70元不到。带头贴母亲大字报的，就是到江永去的那个*阿姨。大字报称母亲是女学霸，红卫兵给母亲定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母亲在院里挂牌子，游院区。斗了一个月。后来是上面说16条风向又转向走资派，母亲的情况才有好转。
　　 我在家呆了半月，姐姐赶回。临走前，去专政的楼里看望父亲，差点死过一回的人，父亲显得平静，嘱咐我告诉母亲，他一切都好，让她不用担心。在报告父亲的情况后，母亲明显松了口气。
　　 3个月后，母亲恢复了我的20元，她在信中告诉我，工资已恢复，父亲仍未解放。之后，母亲的信很少了。
　　 1968年10月，怀着对江永的余悸，我离开了那里。得之我想转点时，母亲没有反对，她抚摸着我的右肩，轻轻地说，转吧，那里你不能再回去了。母亲有恐惧，因为她在弟弟那里知道我挨了斗，知道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法院。
　　 十多年后，在*阿姨晋升副教授时，评审委员会对她在文革中的表演很反感，主张不通过。母亲说，副教授是对学术和教学成果的认定，不应该与政治扯上关系。再说，那时她还年轻。我认为应该通过。*阿姨评上了副教授，但是她再也无法恢复文革前与母亲像亲人一样的关系。
　　 今天，我每每想起母亲，就想起几十年前插队的经历，对母亲的评价正如我在她老人家追悼会上的说的话：很多的人在他生前死后，都用上无悔人生，而先生——我的母亲，用她的言行表明，她，才是真正的无愧人生。
　　 老人家仙逝时的追悼会上，大学校长的悼词是：学术泰斗。民主同盟湖南省委的悼词是：副主委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她的学生（已是博导）的悼词是：我们最敬爱的师长。
　　 我离开了江永，母亲好像与江永也已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