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

摘要：五十年的一段恋爱,好苦！好苦！ 小安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了。因为母亲过早地离世，因为下面还有四个弟妹，他进工厂当了工人。
　　 这是一间有近六千人的纺纱厂，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小日本侵扰，工厂从省城迁到了这个小县城。因纺纱厂上万名员工和家属的拥入，县城变得热闹起来，到后来就成了地委行署的所在地。工厂的名字，则定为了省第一纺织厂。
　　 父亲是工厂自备电厂的机修工，五十年代末就已经达到了工人的最高技术等级，人称“老八”。或许因为这层关系吧，小安一进厂就分配到了自备电厂的化验室。不用三班倒，不用去纺纱车间吸那些棉花粉尘，工作又相对轻松，这在同时进厂的两百多人中，他算是很幸运的。
　　 小安人很聪明，脑袋却从不多想亊。每天早上从集体宿舍去上班,中午用不锈钢饭勺敲着碗叮叮当当上食堂，打上饭菜，然后边吃边回宿舍。到门口把饭勺一调头就开了门。父亲的钳工基因传给了他，饭勺把子被他锉成了房门钥匙。拿着毎月十八块钱的学徒工资，订了七份杂志、用去三块多，给外地读书的大妹按月寄去五块，毎月伙食开支六块，还真不缺钱花。半年下来，小安就有了二十几块钱的积蓄了。于是买了把二胡，晚上没亊时他会对着歌谱，摇头晃脑地又拉又唱，好不得意。
　　 进厂一年以后，他被工厂文艺宣传队的队长相中而拉进厂乐队。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生活的，厂里有个文化宫，逢周末会放上两场电影。还有一个业余京剧团，一个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逢年过节会奉上两台节目。宣传队在数千人的大厂中挑选二十六个人，十个女的是演员，十六个男的有演员有乐手。众多女职工中挑选十位姑娘，肯定就都是些脸蛋儿漂亮，身材高挑，又能歌善舞的靓女了，于是便有了十朵“厂花”之称。小安拉二胡是“南郭先生”，偶而却也会被队长拽着在脸上抺点儿红，眉毛上涂点儿墨，混在那些帅哥靓妹演员中滥竽充数。
　　 那一年，一个叫元珍的女演员被查出患了肺结核，住进了厂里的职工医院。住院病房离小安所住的集体宿舍不远，不时会有阵阵悠扬的琴声传过来。因为只有逢年过节脱产排练时宣传队成员才会集中一起，元珍和小安间平日并无过多交集。元珍的家在外县，住院的日子很寂寞，一些日子下来，她终于按奈不住随着琴声寻到了小安的宿舍。
　　 美女进门了，这让小安有些手足无措，说话也结巴起来了。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了，与一个同龄姑娘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真还是第一回。偷偷地瞄了几眼：这美女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双大眼滴溜溜园还黑的放亮，属于勾人的那种眼神让小安不敢对视。头发并没有按时令扎成两个长辫，而是被随意地拢成一把盘在头上，乌发下脸上红扑扑的。白色衬衣配一袭红色长裙，微微隆起的胸部溢满青春的活力。这模样这打扮在那个年代足可以被称之为“洋气”的。问过姓名，知道了元珍在织布车间做挡车工，还知道了她比他晚一年进厂。以往每次排练节目的日子，元珍在台上唱呀跳呀，小安在台下乐池里弹呀拉的，彼此还真没有过交流。
　　 小安礼貌地递过一杯开水，没有茶叶，他多加了些白糖。宿舍也没有多余的茶杯，他用了自已喝水的搪瓷缸。“我有病，正在后面住院，你不怕我传染？”“没事的，洗洗就好！”元珍又扫了一眼宿舍：集体宿舍三个床位，另两个是早小安五年进厂的师傅住的。小安的床上干净整洁，垫的褥子好薄，人坐上去可听到下面床板发出吱吱声响。书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他订的杂志，有《歌曲》、《解放军歌曲》、《音乐创作》、《集邮》，墙上还贴着两幅剪纸画。“这是你剪的吗？”“没事时学着玩的。”“你还集邮票？”“也是好玩吧。”“你爱好这么多？真好！”这一声“真好”，让元珍脸蛋更红了。因为她自已也说不上她是在夸那剪纸画真好呢？还是赞赏对面坐着的小安真好。
　　 元珍的病需要一段时间来疗养，于是隔个两三天会去小安那坐一会儿。只要听到有琴声传来，她就知道不会扑空了。随后宿舍另两位师傅也认识了元珍，有一次还开起了玩笑：“你只要听到小安拉琴就尽管来玩，我们两个当哥的一定会自觉。”倒弄的两人都不好意思。
　　 两人见面的次数多了，开始觉得在宿舍有时会不太方便，于是逐惭转向户外。周末了，元珍会到文化宫排队去买电影票，或者一起去厂外散步。元珍总会邀上同乡的一个好姐妹做伴，也是这个好姐妹，总是有心无意地开两句玩笑。倒后来就干脆挑明了说你们两人好好玩吧，我不能老当你们的“电灯泡”了！那时候学徒是不许恋爱的，为了避嫌，看电影时这两位总是一个先进文化宫，另一个要等熄灯后才悄悄入座。散电影时也总有一个会趁亮灯前先走。出厂呢，一人先走到约定地方等着，另一位五分钟后才出门，因为那时工厂大门是有人值班的。有几天小安请了假送奶奶回乡下去，回厂时发现自己床上那床被头上打着补丁的被子换了个洁白崭新的包被，忱头下还压着一条新织的毛线裤。房间师傅说“你福气真好！这么漂亮能干的妹子被你抓到了。你知道这床白粗布的包被要经过在太阳下反复晒、反复淋水，多少次才变成这么白这么软么？你知道厂里还有好多小青年在想着她么？”小安母亲已去世好几年了，父亲忙于工作又还有四个弟妹要照顾，根本就没精力管他。一种久违的家的温暖一下子涌上心头，差点就让他就掉下泪来。
　　 小安和元珍恋爱的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反正只差几个月，这两人就都要出师了，双进双出也就毫无顾忌。只是每次外出时旁边目光注视着元珍时，小安总会因胆怯而落后几步。元珍的病早已好转，每到倒班的日子，她总会过来陪小安聊天，不时还帮着洗洗衣服啥的，到后来也上他家去帮弟妹们干活。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突然的变故差点把小安击懵，父亲十四岁进工厂当工人，因为肯学肯干,五十年代末就由工人提拔为技术员，是自备电厂中技术顶尖人物。却不想一夜之间父亲被改写成了地主家庭岀身，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老子反动儿混蛋，小安也就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遭遇歧视。曾经要好的同事、朋友看他的眼神全变得怪怪的，工作也由自备电厂的化验员调到纺纱车间作了辅工，在一个叫清花车间的粉尘中，干那些最苦最累的活。给出的理由是清理要害部门，电厂人员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
　　 小安不服气,元珍也想不通：他家谁是不是地主我不管，我就知道他不是。她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要接近他,要给他鼓励和安慰。而小安为了不牵连她，开始躲着不见元珍。回到宿舍也不再拉琴，下班一闲下来就独自一人出厂，到河边或郊外田埂边静坐沉思。有几次元珍在食堂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桌边吃饭，立马去打好饭来找时，小安又端着碗走了。就这么捉了好几回迷藏之后，因为见不到小安，她开始茶饭不思，一下班就和衣躺在床上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的师傳是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此时也三番五次地找她谈话，让她“站稳立场”,一定要和小安划清界线。那位早对她垂涎三尺的厂团委书记更是乘虚而入，百般讨好。还以“组织”名义施压，硬叫她“弃暗投明”。元珍受不了了,病倒了，人也瘦了。同乡姐妹找到小安说起这些，希望他能去看看元珍。小安心里好难受，好难受。但最终他还是只说请转告元珍原谅他，长痛不如短痛，他真心不想连累了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安在朋友家认识了外地刚分配来行署某事业单位工作的一位大学毕业女生。她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十分同情元珍的处境，也为小安的善良所感动。她劝小安写封信劝慰元珍保重身体，害怕她的同亊认岀他的笔迹，她为他代写了信封。
　　 几个月后，传来了元珍的父毌给她介绍了一位现役军人的事情。团委书记这才不得不罢手了，他也知道当时如果“破坏军婚”是要坐牢的。到此，小安的心里反倒有了一些坦然，一丝安宁。
　　 这一年，小安的父亲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遣送到附近农村监督劳动改造。除已经参加工作的小安之外，几个弟妹也全部被随父亲“下放”农村，刚十二岁的小弟也被迫中断了学业。一家人挤住在生产队空余的一间牛棚里，一住好几年。女大学生的家是省城的，在县城举目无亲。后来也被当作“臭老九”下放到了外县的五七干校，却一直与小安保持通信联系。她关心着他的弟妹，毎月把自已节省下的粮票带给他们，有时还会给妹妹缝几件衣服。从外县回来时也总会来看看小安，好几次还陪小安一起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农村去看望父亲和弟弟妹妹。与他们一起伤心落泪，有时也会一齐苦中作乐。有一次大学生从外县到地区革委会办事，于是就住在了小安的家中，小安去了集体宿舍。凌晨三点，家门被敲的咚咚作响，工厂保卫科好几个人一涌而入，什么话没说就分头到房间、厨房、阁楼寻找，连床下也反复用手电筒照了好几遍。没搜出什么又什么也不说就走。刚要再关门时返回了一位干部：“真对不起！我是小安的高中同学，执行科长命令不得不来。我知道他是好人，是旁边邻居去捡举，说你们俩住在一起了。如果真那样，那明天你们会被游街示众了。”
　　 日子久了，不知不觉中这一对就恋上了。又过了两年，大学生征得父母同意后，准备和小安谈婚论嫁时，她这个学水利水电专业的竟阴错阳差地被落实干部政策安排到了山区的一个水泥厂搞筹建。那时候的人结婚是一定要单位岀示证明才能领证的，水泥厂的政工科长得知小安的情况后对大学生大动肝火：“革命干部要和地主狗崽子结婚？你还是共青团员？亏你想得出？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于是这一拖又是大半年。见大学生不改初衷，最终还是驻厂军宣队队长表态才岀示了允许结婚的证明。
　　 婚礼就在小安破旧的木板屋里举行，整个“家”的家具就只有一架父毌留下的木架子床，一个擦得发白的四方桌，两条长条凳再加一个旧三屉桌。房间墙壁被用白纸裱上了，墙上贴了几张朋友们送的年画。家中最值钱最时髦的物品是大学生陪嫁带来的一个《春蕾》半导体收音机，桌上摆的两个暖水瓶都是找朋友借的。原说好晩上七点开始的,还差半个小时呢,小安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和“三查办”（当时专抓“阶级敌人”的机构）主任就来了。二位扫了一眼简陋得不能再简的新房，装模作样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之后便一声不响地坐着抽烟、嗑瓜子,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小安精明，他早就知道这二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赖着不走，是想等会看看有谁来给“地主狗崽子”祝贺婚礼，好以“敌友不分”的罪名秋后算帐。眼看总不好在人家新房打瞌睡吧？三个小时后二位要走了。临走还板着付马脸地对大学生说：“你是革命干部,今后一定要多督促小安加强思想改造.....”。直到此时，新娘子终于憋不住了：“不劳你们费心了，我是革命干部，再告诉你我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祖父就是１９２８年和向警予一起被国民党杀害的地下党员。小安是什么人，我比你们更清楚。今后的路，我会陪他一起走！”
　　 婚礼大约在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热闹，这是朋友们早就约定好的。厂里的同事、新娘的同事，十几位朋友一直笑闹着吵到天明。
　　 第二天下午,元珍祝贺来了。大学生对她并不陌生，炒了几个菜之后三个人坐下来吃饭。席间元珍要了酒喝，最后竟瘫坐到了桌子下面。就听她含混不清地说着些什么：“军人？......军婚？......全他妈假的！不就想断了那书记的念头吗？......好姐姐！......我佩服你，你比我有勇气！你不知道我们在同一个厂工作......我害怕闲话啊！”
　　 此时，小安夫婦相对无语。醉着的、醒着的，三人眼里都噙着泪水。大学生小心地把元珍抱到床上，小安沏上一杯浓茶,就这么两人一直守候在元珍身边，直到天明她醒来。
　　 后记：文革后期，父亲又被改为“中农”家庭出身，平反回了工厂，弟妹们作为“下放知青”被留在了农村。小安也由军宣队出面，调离纺纱厂到了一家更大点的火电厂工作，大学生又回到事业单位重拾专业。元珍和小安原来的一位好朋友结了婚。小安调走后曾专程去她家看望过他们。
　　 几十年后，原来的省第一纺织厂破产了，元珍夫妇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活，曾经的“厂花”一度推起了板车,摆摊叫卖月饼、汤丸。好几次小安在街边碰到她，总会去买几斤食品，也总会替她推推板车，临走时也总会道一声：“老感情多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