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杂咏之商鞅

摘要：杂文随笔：《咏商鞅》（新韵） 咏商鞅
　　 青年才俊折公孙，魏不见用西入秦。
　　 徙木赏金推新法，富国强兵建殊勋。
　　 诬告空遂奸佞愿，车裂难催烈士魂。
　　 莫叹立威不立德，华夏一统赖商君。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图强，使秦国成为国力强盛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改革变法政绩卓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性很强，往往影响到国家的盛衰。《资治通鉴》更是抓住典型的历史故事，来说明人才的流动与国家命运间的关系。商鞅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魏国，魏惠王不用，后来离开魏国。当时，秦孝公下令求贤，他投奔秦国，让秦日益强大，改变了魏与秦的实力对比。读《资治通鉴》会发现，审视秦国的历史作用，恰恰是从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入秦开始。贤者之于国家，何如哉？商鞅这样重要，魏惠王为什么放走他？他错在哪儿？商鞅去魏的过程，以及魏惠王的经验教训，哪些值得借鉴？
　　 商鞅早年在魏国重臣公叔痤门下任职，大受赏识，但由于商鞅当时年轻，他没有急于推荐。一次，魏惠王在公叔痤病重时，去看望他。公叔痤就推荐了商鞅。说商鞅虽然年轻，但是很能干，希望魏惠王能委以重任，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到这个建议后，陷入沉默中。当然，这是一种迟疑与反对，这也合乎人之常情。魏惠王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公叔痤接着说，如果王上不能相信商鞅并重用他，那么，一定要杀掉他。千万不要让商鞅去他国，如果商鞅被他国重用了，一定是魏国的不幸。
　　 魏惠王明面上答应了公孙痤，但是，他心中想的却不是这样。一出门，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人真是病得太厉害了，想让我听一个年轻人的，这太荒谬了。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把商鞅叫来，对他说，刚才我跟魏惠王说了你的情况。我已经为国尽忠了，我也要对得起朋友，你赶紧逃吧，免得被杀。商鞅对公叔痤说，放心吧，他如果不能听你的话用我，也一定不会听你的话杀我。所以没急于离开。事实证明果然如此。直到秦孝公下令求贤后，他才离开魏国。商鞅入秦后，对魏国造成的危害明显。魏惠王一定犯错了，究竟错在哪儿？如果当时听取了公孙痤的推荐，重用商鞅，就对吗？未必。作为国君，在这样的事情上，谨慎保守，不错。可是少了考察商鞅的程序。考察不是难事。但是他没做到，放走了商鞅。
　　 商鞅变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哪？司马光点出是诚信，这是立国之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商鞅不敢贸然发布变法法令，为了取得人们信任，商鞅建议，让秦孝公在秦国都南门，树立三丈的木头。下令，谁要能从南门搬到北门，给十金赏钱。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不敢接。商鞅一看，唱不下去了，再下令，赏金加到五十金赏钱。战国时代，金指的是铜，换成今天是二十公斤不到的铜，在那个时代不得了，所以这是重赏。赏金提高了，很多人还在围观，就有人站了出来，豁出去了，试试。搬去了。过程中，许多人围观。许多人等着看笑话。但是少有人想到，等到这位把木头搬到北门，就真的得了五十金。这下子，许多人眼红了。我们也习惯做机会的看客。商鞅就是想告诉人们，说话是算数的，言出必行，这是例证。
　　 “徙木赏金”的事情传开之后，一下子就炸了锅。人们热传，百姓看到这个政府是有信誉的，其他严肃的法令更能严格执行。通过这样一件事，商鞅达到了取信于民，接下来推行新法就顺利了。故事简单，也熟悉，但是在《资治通鉴》中，最重要的是讲完故事后，司马光有长篇评论，他明确地指出，信是为政者最重要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全，人民靠信誉来凝聚。古人把讲仁义有实力的统治者称为王者，低一点的是霸者。即使是霸者，也是有信誉度的。对于邻国，对于盟友是要讲信誉的，否则无信不立。所以，司马光品评说，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在上位者没有信誉，在下位者便不信任你，上下离心，就走向国破家亡。“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即使商鞅这样的人，处于纷争的国际环境中，最崇尚的是欺诈与暴力，这样的时代，商鞅尚且以信义来教养百姓。更何况那些王者？
　　 商鞅这个人在秦国变法成功。但作为个人来说，结局很悲惨，遭受车裂之刑，就是五马分尸。商鞅这个结局固然令人同情，但是，商鞅为什么失败？有更深刻的原因，值得反省。如果仔细读《资治通鉴》，是能得到启发的。司马光评价核心是“刻薄”。儒学家们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商鞅，为什么？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勇于改革的是少数人，大多数是普通人。这些人不能因为没有才能没有勇气，就去漠视他。因为这个世界，由这么多人组成，平凡的人是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传统习惯就得尊重。改革来临时，安于习俗，抗拒改变，是这些人的共性。商鞅刚刚要实行新法时，就有许多人来反应，表示抗拒。商鞅立了信，可是别人拒绝执行，就得立威。要顺利推行，少不得这个威。于是，商鞅抓住太子犯法的机会。太子要继承国君的位置，不能随便处罚，商鞅严厉惩处两位老师。因为他们疏于教导。一位黥面，用刀在脸上刺出图纹，染色，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罪人。
　　 太子的两位老师，因为太子犯法受到牵连，作囚徒处理，并且奉为不守法的头面人物。百姓一看，于是，开始老实遵守新法。这事本身是严明的。问题在于推行新法过程中，立威不立德。这是最大的问题。威过了头，德不足，最大可能就是引起逆反心理。几年后，原来诋毁变法的人，又跑出来赞成了。对于这些人，可以说成是小人，是愚人，可以教育，但是商鞅选择的作法是，认定他们是乱法之民，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去。从此后，百姓再不敢议论新法了。这几件事，商鞅立了威。但是从这后一件事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这些人来赞扬，为什么要发配？说新法好，就要发配，有这条文吗？凭的是法还是意志？二是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商鞅是想钳制舆论，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在说话，这是好事吗？商鞅是威有余，德不足，这是失败的根基。他曾在渭河边决狱，审理犯人。商鞅在审讯过程中，杀的犯人将渭河染红。史称他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司马光认为，商鞅之败，败于立威不立德。商鞅为了知道执政效果，问赵良，现在我是秦的相国，历史上出过五毁大夫，是贤相。我和五毁大夫谁更贤？赵良问他说，我能说实话吗？商鞅说，说吧，不会处罚你。赵良说，你比不上五毁大夫。五毁大夫在秦国做了六七年丞相，治理有效，秦国强大起来，功绩大。但是你看，他平时出门，是轻车简从。从不带警卫。五毁大夫去世时，秦国上下都非常悲伤。甚至于儿童都停止唱童谣，可见深得人心。可是你呢，就治国成绩而言，也厉害，使秦国强大，但是为人与做事，与他比，相差太远。“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他看到商鞅得罪的不仅仅是贵族，也在伤残百姓。“净患者昌，恃力者亡”，与五毁大夫出门的轻车简从相比，商鞅则是如临大敌，所有警卫工作得严格。谁更贤能？不是清楚明白吗？赵良送他两句话，是要他收人心，要用德，而不是力。
　　 此说发生在在商鞅出事前五个月。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了。别忘了，他的两位老师当年受了重罚。其中一个诬告商鞅谋反，让商鞅得到车裂，是因为商鞅没积德。最后总结一下，启示是什么？魏文侯是支持变法的第一位国君，魏国是法家代表人物集居地。看起来，法家的严刑峻法能立竿见影，可是，法令要解决的不过是人的问题，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在严格执法时，不要忘了以人为本，不要滑向法律条文的形式主义，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守法是因为畏惧，行法时也在积怨。商鞅败正是败在这里。魏文侯是优秀的，商鞅差就差在“德”字上。
　　 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商鞅变法的成功归于“诚信”，对其个人的不幸遭遇则归之于“失德”，是比较客观辩证的。诚然，如果政治家能够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变革，当会更为完美。然而，如果那些视变法为洪水猛兽的改革反对派，能够真正从国家的发展大局出发，不为固守成法而激烈反对改革，辅助新法大行天下，岂不更为理想。这是需要儒家保守派深刻反省的！
　　 同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对商鞅改革变法推崇备至，他深情地写诗赞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和商君的变法，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创造出了良好的条件，利益天下，泽及后人，功在千秋，光耀中华。变法改革是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流血牺牲在所难免，从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来看，商君虽死犹荣！当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已经逐步进入了深水区，举国上下应该团结一致，在坚定地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以商鞅、王安石等历史上的改革家为榜样，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推动社会改革的继续深入开展，以图中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