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前些日子，国人缅怀和纪念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网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图片资料，我一直在看。“吃水不忘挖井人”，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永志难忘，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面旗帜永放光芒。我乃一介草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的成长，始终都是沐浴着党和“伟人”的光辉。实话实说，“伟大领袖”在我早年的心中，就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
　　 后来，我懂得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所谓的“神”都是人造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人”，不是“神”。他生前就不信神，也向来反对一切“牛鬼蛇神”。我刚刚看过一篇微信圈里转发的文章，好像是《光明日报》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很长，说毛泽东具有十种“气质”，即英雄、天下、求真、善事、自信、率性、幽默、倔强、风雅和平民等，并且还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说明。作为一个沐浴着“光辉”长大的人，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我不知道以上这些词语用来形容“气质”是否规范和恰当，但我觉得仅这“气质”一词，就是用来形容“人”的，它似乎与“神”无关。
　　 我曾经北上千里迢迢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年堂”瞻仰了他老人家的遗容；也曾南下风尘仆仆到湖南韶山，去参观伟人的故居。我亲眼看到：水晶棺里静静安卧着的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故居里一件件简单而又平凡的物什，都是先前寻常的农家人用过的东西。有时，我就想，井冈山的“星火”怎么会“燎原”？想红军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大炮和飞机，是何等的艰险？我也曾想八年的抗战是“持久”的胜利，而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又是多么的回肠荡气！当然，我还想到了共和国的建立，一穷二白，硬是放飞了人造卫星，爆炸了原子弹，还有氢弹，这该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这得需要多么大勇气？事实胜于雄辩，这一桩桩、一件件，我相信没有谁不由衷地赞叹“真乃神奇！”然而，伟人却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如今，“伟人”已经远去，而我的案头却还珍藏着一本“伟人”的诗集。茶余饭后或夜深人静，拿来翻开读读，真有一种“伟人”就在身边的的感觉，那感觉真的是既“温馨”而又“和谐”。一句句诗词扑面而来，仿佛一位“高人”在静静地诉说，天地间顿时洋溢着一种“英雄气”。这股“英雄气”是那般的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是如此的温和与平易。随手翻开一页，《七律·和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是我知道的。上学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他的《凤凰涅槃》和《天上的街市》，也曾看过他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和《屈原》。我还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古文字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应该说一代文豪郭沫若和一代伟人毛泽东是战友，是同志，也是同事。
　　 《七律·和郭沫若先生》，明显是一首“和诗”，我们通常也叫作“酬答诗”。该诗就是“伟人”写给自己的朋友郭沫若的“酬答诗”。据说，当年郭老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了“伟人”。该诗的内容大致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里的精彩片段，应该说也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的一次磨难。关于这一情节，我小时候看过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后来还看过电影。当然，从小到大，我也不止一次地读过小说原著中的描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很熟悉。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看时就觉得特别地有趣。妖怪的变法和猪八戒的形象姑且不说，“猴哥”的金箍棒那真是威力无比，更令我痴迷的是“猴哥”拔根毫毛一吹，立即就会变啥像啥、要啥有啥，“神奇”得往往让我废寝忘食，百看不厌。
　　 当然，看过之后，我有时也不免为“猴哥”鸣不平，觉得“师傅”有眼无珠，动不动就念起什么咒语，既可恨而又可气。说来你也别不信，等到我有了儿子，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他独自一人关着门在里间看电视，小小年纪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是那么地伤心。我推门一看，电视正开着，画面正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段。我回头问儿子：“哭什么？”没想到他竟说：“师傅不讲理，明明是害人的妖精，不让打还念紧箍咒，看把猴哥疼的。”原来，孩子的心理都是天真的、纯正的，又是细腻的、公平的。
　　 回头再看看郭老的诗，他把观感的重点明显地是放在了“唐僧”身上。诗的开头便说是“唐僧”颠倒了人妖，混淆了是非，对敌人大发慈悲，对朋友再三刁难，立场不明，敌我不分。接着又说是“他”一次又一次、一又一遍地念起“紧箍咒”，陷害了自己的“徒弟”，赶走了悟空，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白骨精连续几次逃脱。事情每每都是到了“他”本人被白骨精捉住，正当千刀万剐的关键时刻，才多亏猴哥赶到，拔“圣”毛相助。该诗的结尾似乎还说到，即使好吃好色笨拙的猪八戒，其智慧也有胜过愚蠢至极的唐僧之流的时候。因为最后毕竟是八戒不辞辛劳，去花果山水帘洞请来了“猴哥”。
　　 郭老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件事上，但就诗歌而言，他的确是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唐僧”，语言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话中之意，内含讥讽，已经说到了“千刀当剐”“猪犹胜愚”的地步，唐僧真的是“自己搬砖砸了自己的脚”。可见，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达到了极致。但话又说回来，作者的这种“悲愤”的感情，应该说也是大多数人看了故事之后都会有的“共鸣”。但从整个《西游记》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多也只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的一次磨难。作为“取经”大业的带头人，唐僧他理应承担重大责任。不过，通观《西游记》你会发现，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唐僧“取经”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也是有目共睹的。西天取经，不能没有唐僧；只有和尚才会念经，没有了唐僧，且不说“散伙”，“取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就小说的创作而言，应该说“唐僧”是西天取经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有时我就想，世事多磨，小说也是人编出来的。作为文学或艺术，它虽然是“人”创作的，但它又是反过来教育“人”的。大唐的长安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古代的天竺据说是现在的印度。我国和印度是毗邻，但在那时交通条件极为有限，“白龙马”应该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天竺与长安相隔千山万水，道路遥远又极为凶险，大唐王朝为何还要派一个不会武功、不识魔法的和尚去呢？不要说一个“筋头云”十万八千里的悟空了得，就是才能如八戒或沙僧者前去也就够了。要是真有“妖魔”作怪，观音菩萨也好像没事，有多少经卷，来来往往捎过来不就是了。当然，这些都是小说一样的虚构和假设。如果是这样，不就少却了许多麻烦？可反过来再想，缺少了“九九八十一难”，还是名著《西游记》吗？
　　 我们说《西游记》的作者之所以高明，他首先就在于塑造了“唐僧”这一形象。据说，唐僧真有其人，原名叫陈祎，法号为玄奘，被后人尊奉为“唐三藏”。小说中的他没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经历，更没有“老君炉”里七七四十九天“烈火”的淬炼；他本是肉眼凡胎，根本也不会有孙猴子的“火眼金睛”。可小说中偏偏写到，“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为了自己的“长生不老”，却要去吃“人肉”，不知这是哪门子的逻辑？古代确有“易子而咬其骨”的说法，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且还是为了保命。吃“人肉”，分明是要害人，这只能是妖魔鬼蜮的逻辑。或许正是受了古代传说的影响，才造出了“唐僧肉”一说。
　　 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里所谓的“妖怪”，除了像“白骨精”之类是经过天地孕育风雷激荡而形成的之外，大多都是各路神仙的“灵物”所化，其来源说白了就是“大自然”或凌驾于人之上的“神灵”。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到的最大困难，似乎不是来自于山高水险，而是来自于吃“人”的妖怪。我没有统计过《西游记》里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有多少，但我知道每一次劫难，都是对人生的一次重大的考验。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神灵”和“妖怪”是不存在的，要是有，也只能是艰难险阻和人性的丑恶。明白了其间的道理，再来看我们对“唐僧”或“师傅”的谴责，是不是带有极大的“意气用事”或“感情用事”的成分。
　　 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先生》，开篇就点出了“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初看该句，似乎只是在说“白骨生精”由来已久，它和“大地风雷”一起产生，是借用了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可稍微一推敲，我们便会发现，“风雷”一词，其实也另有别意。清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说“九州生气恃风雷”，毛泽东本人的诗中也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其间的“风雷”一词，似乎都在形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高中课本上讲，读诗要做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如果按此要求分析，该诗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正逢国内自然灾害和国际苏联“老大哥”的变脸。“白骨精”既可看作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到的磨难，也可当作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困难。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这里的“僧”，字面是指“唐僧”，也就是孙悟空的“师傅”。“氓”是人，普普通通的人。《诗经·卫风》中有一篇“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关于“愚”，我觉得还要多说两句。毛泽东就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做《愚公移山》，文中就盛赞了老愚公“穷则思变”的精神。“训”，是教育和“训化”的意思。整体来讲，该句诗是毛泽东对“唐僧”的基本评价和态度。诗意可以理解为：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件事上，唐僧的认识是糊涂的，但他毕竟是“取经”队伍中值得依靠和信赖的力量，“落难”之后也有“悔”意，只是心太慈，仍有“督促教育”的余地。
　　 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和“人祸”，一些人或一些同志被困难吓倒，经不起考验；看不清时局，盲目乐观或对革命和建设失去了希望。对于这部分人，作为同志或战友，并不能嫌弃或抛弃他们，要团结、帮助和教育他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至于“妖”，也就是所谓的“白骨精”，它则属于“鬼蜮”，是专门“害人”的东西。一定要剥去其画皮，让善良的人们看清它那丑恶的嘴脸和险恶的用心。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给“取经”的大业造成灾难，现实中也会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该句是对“三打白骨精”的功臣孙悟空的高度赞扬。“金猴”一词，感情色彩明确。“千钧棒”就是“金箍棒”。“一钧”古代为三十斤，“千钧”就是三万斤，这里用来形容金箍棒的威力。“玉宇”是晴空万里；“埃”是“尘埃”，是“妖气”，这里有“蔑视”之意；“澄清”即彻底扫除。该联一方面写出了“英雄”的壮举，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者对恶势力的憎恶，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郭老的原诗对比，该诗很明显地是将议论的中心由“唐僧”转向了“孙悟空”。这一立场的转变，使全诗的格调一扫原来的悲愤与沉重，而变得乐观和深情。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里可以说是卒章显志。“今日”应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也就是作者写作此诗的时候。“孙大圣”即孙悟空。大闹天宫，孙猴子曾经自称“齐天大圣”。这“孙大圣”三字，既是对孙悟空的赞美，也表达出了某种自信。“欢呼”一词，态度鲜明，积极而热情。“只缘妖雾又重来”，其中的“缘”是“因为”的意思，“妖雾”即迷雾，在此应该是指当时国内和国际风云的变幻。从全诗来看，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先生》，表面是“酬答”，其实则是借事说理，借物传情。神话、小说和戏剧情节，一切皆拿来为“我”所用，表现了一代伟人气魄和胆略。
　　 在这首诗里，《光明日报》评价伟人十大气质，即英雄气度、宽广胸怀、求真精神、超人智慧、率性情感、自信态度、幽默风格、坚韧毅力、优雅气质和平民立场，几乎都能体现得很充分。我们缅怀和纪念“伟人”，决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研究和学习“伟人”的处事方法和立场，学习伟人高尚的品格和做人的气度。当然，一个人的气质不都是先天的，有很多是后天的学习得来的。眼界与心胸都需要涵养，社会上那些恶意诋毁伟人的跳梁小丑，其内心是脆弱的，他们根本不敢正视“伟人”的作为。
　　 伟人和英雄都是时代奉献的至宝，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多少年来，通过学习《毛泽东诗词》，我越发越觉得“伟人”就是我们人生的导师。记得从前有一首歌，歌词里有句“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这首歌有着什么样的背景，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生活是大海，一个人的“心”不能迷茫；人生如航行，“伟人”正是我们思想上的“导师”、前行的舵手。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伟大的领袖，名垂千古；伟大的思想，光辉永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