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上的阳光

哥哥躺在炕上，来自体内的火焰烧红了他的鼻翼，甚至也烧红了他的鼻孔。他一言不发地躺在炕上，源源不断的汗水已经使炕席和枕头开始发霉，散发着一股草叶和牛粪一起腐烂的怪味儿。
　　 那年，哥哥只有四岁。后来，我哥哥也只有四岁，他在四岁那年离开了这个充盈着矛盾，斗争和饥饿的世界，但在母亲那里，他的生命得到延长。时常，母亲停下手里的活儿，呆那么几分钟，然后用一种平静的语调：你哥哥要是还活着……如何如何。母亲的声音平静而舒缓，仿佛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的事，然后，她又重新继续手里的活中，哥哥就像一粒吹灭的蜡烛落入黑暗之中。
　　 那年我的哥哥只有四岁。
　　 医生来看过了。那是哥哥发烧之后的第二日，后来他就不再来了。医生敲打着自己的腿，对母亲说，他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了。见母亲没有反应，他又说，何况他的手上也没有什么药。医生说，我哥哥的病也许是肺炎，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他的造化了。医生对哭哭啼啼依在门边的母亲说，“给他弄碗粥喝，他也许会好起来的。”
　　 可那一年是荒年。家家户户都在挨饿。于是母亲哭得更厉害了，“上哪里去弄粥啊！要是有粥，他也不会弄成这样啊！”
　　 然而母亲还是给哥哥做了一碗粥。多年之后，母亲回忆起那碗粥，她回忆到的是树叶，野菜和半块布满霉斑的红薯，她的回忆与我姐姐的回忆有着巨大的差异。姐姐坚持，那碗粥里有米，有不少的米。她说，那碗粥虽然喂给了我哥哥，可他后来又将粥吐了出来。姐姐趁父母出去的机会，把我哥哥吐到身上、炕上的米和汤以及一些其它的液体都舔了一遍。她说，她的速度极快，就像一个偷盗的贼。说这些的时候，姐姐的眼圈发红，她看着远处。
　　 “不会有米，米是哪来的？”母亲问。她说，如果有米她也一样记得很清楚，那时饥饿已经延续了两年，地里的草和树皮都快吃完了，我们家怎么还会有米？何况，我们这边不种水稻。
　　 “就是米，灰白色的。我记得太清楚了！”
　　 “那半块红薯，我还是在地里慢慢翻出来的，翻了整整一天！”
　　 “我知道咱家还有余下的红薯干。你根本没去地里翻。”
　　 “没有。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还是上边调来了绿豆和红薯，我们才有了一点余粮。”
　　 这样的争执从未有个结果。直到姐姐因计划生育问题结扎时开出了恶性肿瘤，直到她一点一点地死去。一大串肿瘤早在她的体内咬牙切齿地生长着，可她从未进行检查，直到结扎时的手术刀碰到了它们。在医院里，母亲承认那碗粥里有米。只是米从哪里来的，她记不清了。
　　 那时，姐姐的神智已有些模糊，她不停地咒骂，用恶毒的词，一向温弱的姐姐在她最后的时光变成了一个毫无道理可讲的泼妇，她咒骂，从早晨一直骂到第二日的早晨。当母亲承认那碗粥里有米的时候，姐姐的神情突然变回了以前：“就是嘛，我记得没错。”她得意的神情像个孩子。
　　 接着说我四岁的哥哥。他躺在炕上，火焰来自体内，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堆易燃的干柴，早就丧失了水分。闭着眼睛，他也许没有进入真正的睡眠，却打着轻轻的鼾。
　　 低矮的房间里四处飘曳着细细的灰尘。屋子里光线昏暗，在外面却有着润亮的阳光，粉白中带有一丝的黄，它们洒在屋顶上，树叶上，院子里，有着一层短短的绒毛。
　　 父亲端了一盆水。他用手巾敷在我哥哥的头上，给他体内的火焰降温。这大约起不到什么作用，从哥哥的面色来看，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父亲那个昏暗的角度，甚至可以看到更为昏暗的死神，死神伸着他的大脚趾。
　　 我父亲，将几滴水有意无意地滴在了死神的脚趾上。这样小心的试探并没有起到作用，他总是做些没有作用的事。
　　 四岁的哥哥，被体内的火焰折磨着的哥哥，他突然翻了个身，吐出了一片黄绿相间的水。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了看，然后眼睛一点点的缩小，变成了一道细细的缝。后来姐姐说，吐完水之后的哥哥就像一个小老头儿，一个垂危的老头儿。
　　 那年，姐姐六岁。
　　 她忍受不了从哥哥身上和周围发出的那股怪味儿。于是，她躲开哥哥，躲开她的看见，坐在树荫下面，阳光的下面，让阳光晒得一点点发蔫。
　　 她像一块干萎的黄瓜，缺少水汽，精神和力气。姐姐说，她感觉自己就要死掉了，死在哥哥的死之前，死神的大脚趾虽然在哥哥身侧，可他的眼睛却盯着我姐姐。姐姐说，她的身体轻轻飘飘的，像一团一碰就散的气，这团气，沿着阳光射来的方向缓缓上升。她甚至真的升起来过，在上升的路上她看见许多的村子里先后死去的人，这些人面黄肌瘦，保持着饥饿的状态，我姐姐说，要不是碰上一个一直让她恐惧的人，吃了一惊，她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就不会再受那么多的苦。
　　 那一年，村子里天天有人死去。饥饿使他们对死亡缺少必要的抵抗。死亡就像是一场睡眠，姐姐说，在那一年和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她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但恐惧活着。恐惧活着的，一些人。
　　 父亲坐在炕头，他的双腿垂到地上。虽然他的手臂骨瘦如柴，但双腿却圆润而丰满，里面充盈着绿色的水。一遍一遍，父亲将那条有着三个大洞，众多小洞的毛巾泡在水中，然后拧一下，敷在哥哥的头上。那条陈旧的毛巾已辨认不出颜色，即使“人民公社好”那几个字也被磨损得没有了字样。我父亲盯着哥哥的脸。他的表情凝重而呆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某个下午，叔叔来到了我家。他坐在炕边上，用半个屁股。他说，他本想去给我哥哥叫医生的，可走到半路就听人说，医生前天就死了。父亲嗯了一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找他也没有用。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屋子里空气昏暗而稀薄，屋外却有很好的阳光，它灿烂并且粘稠。两个人坐着，沉默地坐着。
　　 后来，叔叔扯出一个话题，我父亲顺着这个话题前进，时断时续地接着。
　　 村东赵迷糊死了。这个迷糊，死在了厕所里。他蹲下去就再没起来。王德柱家一大早田里挖菜，看到一只兔子，追了两步之后就摔倒了，等周围的人去看时，她早就没气了。村南赵堤头去外地买粮，路上让人劫了，他是爬回来的，两腿都露着骨头……他们的话题无非是饥饿和死亡。父亲一遍一遍，把湿毛巾敷在哥哥的头上。
　　 终于，叔叔艰难地说到了正题。他想向我家借点粮食，或者是钱，他说，孩子们都快要饿死了，而现在，野菜、树皮和草都越来越少了，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叔叔的眼圈红了。他露出一副干涸的难过的表情。
　　 父亲没有说话。他的眼圈也红红的。
　　 母亲在那时出去了。她低着头，低低地哼了一声。
　　 窗外有很好的阳光。透过我家碎掉的窗棂和被风吹破的窗纸，那些阳光粘在石榴树的叶子上，和灰尘们粘在一起，仿佛一层短短的绒毛。父亲望着窗外，他盯住那些微微晃动的树叶。“我们也一点粮食没有了。”
　　 叔叔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的另半个屁股挪上了炕沿。他盯着我父亲的脸。“那年，发大水”，叔叔咽了咽他口中的唾液。
　　 后来，我不止一次听叔叔说过“那年发大水”的事。那年发大水，父亲和叔叔都还很小，不识水性的父亲被一股急流带走了，而叔叔一路狂奔，一路呼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在一个略浅些的地方，他终于抓住已经昏迷的父亲，用他自己都难以致信的力气，将父亲拖上了岸。那天，叔叔盯着我父亲的脸，“那年，发大水……”
　　 父亲拿开敷在哥哥头上的毛巾。
　　 “我们真的没有了。我们家有一个人活着，肯定不会让侄子们死一个。”他顿了顿，然后指着我骨瘦如柴的哥哥：“这里有一些肉，要不，你拿去吧。”
　　 我的哥哥，一直处在昏迷和火焰中的哥哥，竟然笑了起来，是的，他还发出了笑声，这个小老头笑得相当开心，只是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
　　 （根据姐姐的说法，那时，我们家里还有一些余粮，是母亲千方百计省下来的，可她不敢让别人知道。有一次，姐姐病了，母亲给她做了一碗绿豆饭，后来母亲一直拿着一根木棍跟着她，怕她拉屎拉出完整的绿豆来，这让别人发现了可是一件大事。据姐姐说，后来她才知道，绿豆是从公社的粮库里偷出来的，公社正在追查偷盗事件。）
　　 在哥哥病着的那段时间里，姐姐和父亲的关系极为紧张。父亲认定，哥哥的病是被姐姐摔出来的，姐姐把他的脑袋摔浑了，疾病乘虚而入进入了哥哥的躯体。父亲甚至认定，我姐姐有一颗恶毒的心脏，她故意摔坏我哥哥，她想减少一个人和她争抢粮食，因为她不止一次地抱怨过，不止一次，她对哥哥说摔死你算了，摔死你算了。
　　 父亲的认定让姐姐感到异常委屈。“我怎么会真得想摔死他？”
　　 “我是他姐姐，而且，那时我才六岁！”
　　 哥哥，四岁时死去的哥哥，成为我父亲和姐姐之间隔阂，肿瘤，直到我姐姐死去。三十几年的时间足以使石头变成沙砾，使来自尘埃的复归于尘埃，使火焰变成流水……可我父亲和姐姐之间的隔阂却坚硬如铁，两个人冰冷而陌生。
　　 姐姐说，那天，我的父亲去了公社，母亲则起得更早，她去三十里外的大洼寻找菜籽和野菜，家里只剩下她和我哥哥。
　　 她们的早饭是水的菜叶。可以想象他们的饥饿，我四岁的哥哥一遍一遍地喊饿，他的哼哼叽叽的喊叫让姐姐心烦。于是，姐姐将他带到了村外的田野，随便寻点什么草茎，树叶，虫子放进嘴里。哥哥很乖，他一步步跟在我姐姐的背后像一条摇摇晃晃的尾巴。后来，他说姐姐我走不动了。
　　 哥哥真的走不动了。他的表情瘦弱的可怜，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姐姐：“我走不动了。”他指了指自己瘦小的腿。四岁的哥哥，过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他看上去只有两三岁。
　　 姐姐也没有力气。哥哥的话又从她的身体里抽走了一些力气，使她不得不用力堵住那个漏掉力气的漏斗，她使用了虚假的威严：“起来！快走！”
　　 最终，姐姐只得背起哥哥往家赶。说是背，其实更像是拉，是拽，即使如此，走不两步姐姐就会不自禁地摔倒，而哥哥则从她的背上翻下来，像一个装满麦秸的麻袋。姐姐说，在路上摔倒的次数太多了，几乎两步三步就摔一次，摔得她已经完全绝望了。哥哥一路上表现得可怜并且乖巧，他既没喊疼也没喊饿，任凭姐姐拽起他的手，将他拉起来，拖在她的背上。
　　 回到家后，哥哥开始喊痛，头痛，背痛，满身都痛。其实不喊我的父母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头上有着参差不齐大大小小青紫的包。脸颊也划破了多处——当然姐姐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问题是，那天晚上哥哥就开始发烧，而姐姐却没事。她还是健康的，至少看上去如此。姐姐说，她真希望发烧的是她，最终死掉的是她，在她六岁的时候就对世界充满了厌倦。
　　 姐姐说，她对生活充满了厌倦，同时对我父亲的那张苦脸充满了厌倦。在家里她仿佛是一块泥巴，一只苍蝇，至少是一个不存在的影子。她躲避着我的父亲，父亲的身体会投下巨大的阴影，那阴影里隐藏着狰狞的手。
　　 她承认，她对母亲也缺少亲切感。她一直不是计家人喜欢的孩子，不是，有时她认定自己是一个有裂纹的陶罐，她曾希望自己能早点摔碎，或者摔得更碎。
　　 姐姐说，跟她最亲近的是哥哥，短暂出现又短暂消失的哥哥，可惜，他早早地就死了。多年之后，我姐姐悄悄给哥哥设了一个灵位，给他烧纸烧香——为此，她被我那个可恶的姐夫一顿暴打，可恶的姐夫认为，给一个早夭的孩子烧纸是不吉利的，这可引来众多的鬼魂。
　　 姐姐说，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不吉利？让不吉利来找我吧！（可怜的姐姐。她的性格引导着自己的命运）
　　 在父亲出去的时候，姐姐会悄悄溜进屋，看两眼哥哥。他越来越显得瘦小，枯干，额头上渗着细细的汗，油渍渍的。姐姐学着父亲的样子，将毛巾湿透，拧干，擦去哥哥额上的汗。
　　 窗外，阳光缓缓流动，石榴树的叶和花随起伏，姐姐突然发现，父亲已站在她的身后，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动作。
　　 他哼了一声。姐姐像一只受到惊吓的猫，她将毛巾丢在了盆里。
　　 ……
　　 哥哥躺在炕上，来自体内的火焰经久不熄。烧红了他的鼻翼，一直将他烧成青色。他闭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费力地呼吸着昏暗的空气。
　　 父亲盯着他，用同样昏暗的眼神。他和我以前的父亲不同，在炕边守着的那个父亲是另一个父亲，他有着相当的耐心。
　　 他同时也阴沉得可怕，以至于，我母亲也不得不远远躲着他，就像躲避一筒点燃了引信的火药。哥哥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少，可那股霉味儿却越来越重，在他身侧，应当有数量众多的霉菌在飞快繁衍，一直进入到他的体内。
　　 四岁的哥哥接近了他的死亡，死神的一只眼睛睁开了。他的手，伸向哥哥的额头。
　　 哥哥突然地坐了起来。他呕吐着，但除了两三块淡灰色的斑点，什么也没有再吐出来。母亲也急急地跑过去，她用自己的手和肩膀托着哥哥的后背。“你怎么啦，怎么啦？”
　　 他盯着窗外。盯着窗外的阳光，树枝和屋檐，一副茫然。过了一会儿，哥哥叫起来，他用尽了力气，听上去就像一只被人抓住脖子的公鸭：“树上落了两只知了。”
　　 父亲回了一下头。那棵石榴树上只有叶子和无精打采的石榴花，根本没有知了。一只也没有。哥哥一副满意的表情，他大人似的点点头，“两只，知了。”然后缓缓倒了下去。
　　 “是啊，两只知了。”母亲哭出了鼻涕：“让你父亲一会儿给你抓来，给我们二柱子玩。”
　　 “它们还叫呢，”父亲向窗口探了探头，仿佛树叶和阳光里真的隐藏了他没看到的知了，他和自己的儿子先后看见了它们。
　　 父亲的动作做得很像。但这没有意义，哥哥在他探出身子之前就又陷入昏迷，他没看到父亲的动作。
　　 第二日凌晨，哥哥跟着死神走了。那个面目狰狞的死神其实心地不坏，他没有使用索链，也没有使用皮鞭，只是伸出手来，牵着我哥哥的手，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走了。
　　 父亲抓住姐姐的头发，用力地向门框撞去：“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母亲的哭喊起不到任何作用。后来，她抄起一个枕头，朝父亲砸去。它没能砸到父亲，掉在地上。早已霉烂的布裂开了，里面填充的麦秸露了出来。父亲停下了，他泪流满面地冲到炕上，甩给母亲一记响亮的耳光。过了一会儿，他的手又高高扬起，他泪流满面。
　　 姐姐摸了摸她的额头。她摸到了隆起的包，也摸到了粘粘的血。她朝地吐口痰，用脚踩住，缓缓地，然后走出房间。
　　 突然间姐姐暴发了。她抄起一根竹竿，朝着石榴树狠狠地打下去。她披散着被父亲抓乱的头发，疯了一般。
　　 树叶和石榴花，和正在长大的石榴被她打碎了，落得满地都是。一下一下，姐姐仍不罢休，永不罢休，她把树叶上的阳光也打碎了，落在地上，落在尘埃中间。
　　 （我比我的二柱子哥哥小九岁，我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生的，那时的饥饿已经结束。现在，除了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还能记起他的模样外，没有谁还记起他的什么。姐姐和父亲也先后离开了人世，而母亲，一遍遍发呆之后就会突然提到他：你哥哥要是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