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冬天

西北风裹着土末子，一阵又一阵冲打窗户。
　　 一处窗纸破了，“啪啪”地煽着，油灯豆大的火头，剧烈地一摇，灭了。屋里漆一样黑。
　　 母亲不点灯，摸索着不知用啥堵上破窗洞。
　　 过不多会儿，又一处窗纸破了，母亲再摸索着堵上，并摸黑给父亲吃了药。
　　 母亲不时拨弄一下炭火，微弱的火光，便在窑屋里漾开一汪暖色。
　　 我和妹妹都不说话，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看着火盆上煮着洋芋的小铁壶。
　　 父亲生性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饥饿和疾病几乎又使他成了哑巴。倘若他不咳嗽，不喘息，就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咯当咯当……”洋芋在小铁壶里煮着，香气越来越浓。妹妹不停地往前探头，探一次，母亲摸一下她的头。我不停地咽着唾沫，唾沫咽得牙根都发酸了。
　　 我竭力不想那个讨厌的“吃”字，但目光说啥也离不开小铁壶。小铁壶里“咯当咯当”的声音，令我无法抵御，那好像就是在不停地提醒我：快了快了，马上就熟了！
　　 小铁壶是借来的，底大口小，矬锉矮矮的，能装两碗多水。母亲叫它“扁壶”。
　　 说不上过了多久，母亲点着灯，黄融融的光线辐射开来，窑屋里一下子亮了，让人感到暖和而舒适。
　　 母亲揭开壶盖，长吹一口气，把眼睛凑近壶口，用筷子夹出一块洋芋，翻转着看了看，确认煮熟了，这才放进碗里，又夹出几块，对我说：给你爷爷送过去。
　　 爷爷住在另一个窑洞里。
　　 本来我们这里是不住窑洞的，住的都是土木结构的平顶房，但是没房子住也只好箍窑洞住了。
　　 爷爷的窑洞距离我家的窑洞也就三四米远，门上挂个草帘子，进门两步就是炕。跟看瓜棚没啥两样。
　　 碗里麻将大小的洋芋块，冒着夺人心魄的香气，我恨不得连碗一口吞下去。
　　 爷爷不肯和我们一个锅里搅勺子，但母亲每次只要煮点啥“好吃的”，总给爷爷头份子。
　　 可是每次给爷爷送去啥吃的，爷爷都坚持要我住在他那里，说夜里口渴了，给他倒个水啥的。每次都只把送给他的食物尝一口，就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少安，你吃了吧，爷爷胃不好受。
　　 我不肯吃，爷爷就让我“端回克（去）”给妹妹吃。母亲亲自端过来劝他吃，他就说：娃们吃了长身子骨，我吃了干啥？
　　 母亲再劝，他便连声说：好，好，我吃，累一天了，缓着去吧。但隔天早上，他用沙罐热好，还是要我吃，我不吃，他就会狠狠地说要“倒掉”，我只好悄悄吃了。
　　 有天晚上，爷爷催我快睡，可我咋也睡不着。爷爷在我身边躺下、起来，起来、躺下，不停地翻腾，喘息声也越来越大。我有些急了，披上衣服，搬开堵门的草捆子，去喊爸妈。
　　 爸妈好像早有准备，我一喊，他们就应声跑了过来。父亲摸摸爷爷鼓胀凸起的肚子，坚决地说：大，掏吧，不掏不行！”
　　 爷爷不肯。
　　 母亲说：大，自个儿孙，又不是外人。
　　 其实，爷爷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是个外人。
　　
　　 放学后，我懒懒地走进院子，忽然听到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赶忙跑进耳房，只见母亲搂着妹妹坐在炕沿上，头发披散着，乱蓬蓬的，眼泪一把，鼻子一把。妹妹把脸偎在母亲怀里，也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哭。
　　 炕上，铺盖和席子卷在一边。
　　 地上，东西四零八落，这一摊那一堆。
　　 父亲不在屋里。
　　 耳房窗户小，光线暗，这时越发暗了。四壁空空，显得无边无际，空旷冷清，象陌生的田野。
　　 我害怕了，问母亲原委，母亲只顾哭，不理我。
　　 我去堂屋，堂屋的家具也没了，问爷爷，爷爷背身睡在炕上。我大声喊他，摇他，他无力地抬起手挥了挥。这下，我更害怕了，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找父亲，身上冷，肚子饿。
　　 天黑了，刮着风，风声像一个垂死的人在呻吟，尘土一股一股往身上扑，打得脸生疼。
　　 庄子里，家家关门闭户，听不到人声话语，听不到鸡鸣狗叫，啥也听不到；看不到灯光，看不到人影，啥也看不到。只有东天边的一颗星使劲地眨着眼睛。
　　 父亲在生产队的牛圈里。
　　 牛圈坐北朝南，靠东头新砌了两道墙，隔出一间小房子，里面被柴烟、水气和牛粪尿浓重的骚臭气笼罩着，窒人鼻息，迷蒙中有人影晃动。父亲和几个衣衫破碎的人分别在泥墙、烧炕。见我进去，他扫了我一眼，照常埋头做他的事，沉着脸，闭着嘴。有个人对父亲说，今天是搬不成了，搬来也不能住，明天吧？父亲没有回答，扭头对我说，回去，给你妈说，今天不搬了。
　　
　　 以前，我和爷爷住在堂屋，每天晚上钻爷爷的被窝。热天，蹬了被子，爷爷就把自己的单衣盖在我身上，说是怕我“肚子着凉”；冷天，爷爷脱下衬衣围住我的脖子和肩膀，说我“肉嫩，经不住风”。
　　 堂屋迎门是一张一丈多长的卷头条几，上面摆着过世先人的神主牌位，高的矮的，宽的窄的，黑煦煦、灰乎乎的；上面写着字，看去既神秘又遥远，既可敬又可怕。近前放一个铜香炉，爷爷隔三差五地烧香，有时是三根，有时是三小把。屋顶的松木椽檩子被香火熏得黑黝黝的，就像刷了一层锅底灰。
　　 神主牌两旁，有褪色的长方形红木匣子、红釉彩的大肚子瓦罐、扁扁的纸糊巴斗、蓝白相间的高个子花瓶……而我最喜爱的，是巴斗里暗紫色的圆圆豆。
　　 门左一溜过去：大坐箱，三仓柜，八仙桌，漆皮斑斑驳驳，蒙着一层擦不掉的烟火色。
　　 门右临窗一盘大炕，那是我在家里的一方“乐土”，上面铺着大红毛毡，四角有黄色的花纹图案，炕柜上摞着五颜六色的被褥，我在炕上蹦跳，为所欲为。折腾得太离谱了，爷爷才喊一声“炕跳塌了”，于是我便停下来，在炕柜的抽屉里，拿出珍珠一样的豆豆糖——赤、橙、黄、绿、青、蓝、紫，边吃边玩。炕柜里的糖，从来没有间断过，爷爷每次赶集，都要买回一些，不光是糖，还有核桃、花生、柿饼、红枣啥的。
　　 天冷了，炕当间就放一个正方形的大火桌，火盆是黄铜的，比爷爷伏天戴的草帽还要大一圈儿，盆沿有一柞来宽，母亲一天擦几次，金灿灿、明晃晃的，能照见人的影子。
　　 大凡冷得出不了门、干不了活的天气，爷爷就在家里陪着我玩，花样多得很。爷爷用火筷子除掉炭上的热灰，在纸巴斗抓一把圆圆豆，撒在用火块砌成的小圈子里，把豆子用灰埋住，划拉平，过一会儿，“爆！”一颗豆子跳个高，落下来，爷爷眯眼一乐，赶忙夹起来放在火盆沿上。紧接着，“爆!爆!”响声不迭，平静的火盆热闹了，蹿起一股股灰柱，细细的粉末均匀地散布在火桌上，爷爷以最快的速度往出夹，我以最快的速度一颗颗往嘴里扔，爷爷哈哈地笑着说：别急，别急，当心烫着，没人和你抢!
　　 烧红枣吃，也很有意思。干瘦皱巴的红枣，用火灰盖往，遇热后，身子一摇，探出头来，“哧——哧－——”吐几缕白气，打个滚，一时竟肿胀起来，拿在手里，吹掉上面的浮灰，胖乎乎、肉鼓鼓，泛着紫亮的光，好看也好吃，香香甜甜的。爷爷见我吃得津津有味，他也尝一个，砸巴砸巴嘴，点着头说：嗯，好吃，这东西火大，爷爷下回再给你烧，咋样？
　　 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下雪天抓麻雀，那趣味比烧豆子红枣吃，又要强出好多。麻雀没了吃的，急得直转磨磨，往往一来几只，落在窗户格子上。我和爷爷坐在火盆跟前，火里煨着一个小茶壶，“滋滋”地响，爷爷慢条斯理地喝几口酽茶，信口讲个笑话或是故事啥的，只要麻雀一飞来，他就敏捷地站起来，蹑手蹑脚走到窗前，瞅准一只，屏住气，轻轻悄悄地把在嘴里蘸湿的食指挨在窗纸上，突然向下一按，压住麻雀爪子。别的麻雀一惊，“吐噜”一声飞了，剩下这只，“扑拉拉”拍着翅膀叫唤，爷爷用另一只手，透过破了的窗纸，抓住麻雀给我。用这种方法，一上午能抓好几只。
　　 爷爷笑着说：少安，又有你好吃的了，来，跟爷爷学学，等你有孙子了，你也这样，哈哈，看……
　　 爷爷和点泥，把麻雀包在泥里面，放在火上烧(不是在火盆，而是在炕洞里面)……
　　 母亲见了，免不了要说：大，你又惯他，你看，满桌子灰，窗纸也烂了，你也不嫌冷得慌，也不知道好好缓一缓。
　　 母亲麻利地擦灰，糊窗子，好一阵忙活。
　　 父亲见了，只是看着我们爷孙笑笑，蹲在炕沿上，“吸溜吸溜”喝一会儿茶，搓搓手，又出去干活去了，他闲不住。
　　
　　 母亲坐在炕沿上，抱住爷爷的上身，我端着油灯，给父亲照亮，父亲拿一根砸扁了头的粗铁丝，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掏大便，眼睛离便口不过一拃远。
　　 爷爷的腰腿构成一个九十度直角，颤巍巍的，就像被人剥吃了皮的老榆树，通体枯干，可怖。
　　 父亲咳嗽着，掏一会儿，直直腰，然后弯下腰再掏，青黄陡削的脑门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
　　 爷爷支撑不住了，腿一软，膝盖杵在地上，我在他膝下垫了一把麦柴。父亲没法掏，就跪在地上，我在他膝下也垫了一把麦柴。我蹲在地上，双手交替，举着油灯。
　　 ……粪便终于排了出来；窑屋里臭气弥漫。但这种臭气完全是草木被沤烂的那种味道，是非食物，非粮食的。
　　 爷爷长长地沉吟一声，身子整个垮塌在炕沿上。
　　 第二天晚上，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茶盅黄米，她分出一小勺下在扁壶里，熬好后，让我给爷爷送去，但爷爷不在窑里，我出门喊也没人吭声。
　　 父亲咳嗽着，一脸惶恐地来到爷爷窑里，伸手在炕上摸了摸，掉头就往外跑，边跑边喊：少安，快，叫你妈！
　　 父亲跌跌爬爬钻进夜幕里，跑着，喊着：大——大大——”声音里溢淤出绝望的哭腔。
　　 爷爷找到了。
　　 爷爷跪在河里的冰面上，双手抱着一块石头，“锵！锵！”一下一下地往下砸。爷爷想要投河。
　　 腊月的河面，已是天堑通途，想要砸开它，谈何容易！
　　 我和妹妹抱住爷爷，哭成一团……
　　 冬的夜，夜的风，夜里的洋芋块儿、胡萝卜块儿、一把黑豆黄豆（或是别的吃食），还有给爷爷掏大便……这样的夜，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爷爷没有自己的孩子。
　　 爸妈五岁时，爷爷奶奶从逃荒人那里收养了他们，长大后，又为他们成了婚。我自然也不是爷爷的亲孙子。
　　 爷爷卖房、卖家具，是为了我们一家能够度过灾荒，让我能够继续上学。
　　 庄稼人一生的梦想，就是置地建房，倘若不是万般无奈，谁肯轻易把房子卖掉。
　　 卖房后，爷爷对爸妈说：我以后单过，你们别管我，操心好俩娃，让少安好好念书。
　　 爷爷年轻时闯过关东，做过皮货商，由于没有文化，吃了不少苦头；更由于他熟谙农民艰辛的劳动方式，才耿耿于怀于我上学的事。他希望我依靠文化换一个活法。
　　 那个年代，庄子里男人失踪，女人改嫁，老人娃娃饿死了十多口子，我家能够平安活过来，也真是多亏了爷爷。爷爷卖房子的钱分文未拿，并在外面声言，我连我都顾不了，还顾得了外人。手执木棍，开始过上了“讨吃”的日子。家乡人一向视“讨吃”为耻辱，认为只有那些没血性、没脸皮的人才会向人家伸手要东西，因此宁可饿死，也不出门讨要。可以想象，爷爷在讨要时，蒙受了多大的羞辱和委屈。爸妈说，没有爷爷就没有我们全家，你可以不孝顺我们，但决不能不孝顺爷爷，一辈子都要记着他！
　　
　　 开学了，我到镇里的中学去读书，阳光很亮，但它还不曾完全透出厚重的阴霾，寒气依然逼人。
　　 我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不为别的，就为吃一两顿饱饭。家里不管咋说，有杂粮糠菜垫补，还能哄住肚子。学校里一天九两粮，吃不饱，猫抓腔子一样难过。我交不够细粮（白米或白面），就吃从家里带去的高粱面饼子（有时是黑杂面饼子）。我时时在想，只要天天有高粱面饼子吃，吃饱不断顿，上学算啥，上天我都干!
　　 每个星期天下午，母亲都要给我烙饼子。尤其是烙高梁面饼子时，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事情。我围着母亲，看她在一个粗瓷盆里和面，看她将面团揪成鸡蛋那样大的小疙瘩，看她将面疙瘩用手拍成筷子厚的圆坨坨，看她掀起锅盖时蒸腾而出的白白的水气，看铁锅里的面饼变成像妹妹的红脸蛋一样可爱的颜色……我一次次深深地呼吸，力图将面饼散发出来的香气尽数吸进肚子里。
　　 面饼烙好了，母亲整齐地码在案板上，数两遍，扳指头算算能在学校吃几天。这时，我早已准备好了装面饼的书包，两只手撑开口，让母亲往里面装。母亲说，还烫呢，等等，我就用手逐个摸摸，用嘴吹吹。母亲也再摸摸，掰一小块塞在我嘴里，我并不用牙嚼，像吃糖那样慢慢地在嘴里化……
　　 然而，我还是辍学了，尽管我拿的是一月五块钱的乙等助学金，可我不能老是交不起细粮，老是啃高粱面饼子——它毕竟是有限的。
　　 少安，啥都能耽搁，就是念书耽搁不得。爷爷把我叫到他窑里，严肃地说。
　　 不念了，我要去队里干活，挣工分，分粮分钱。我慷慨陈词地说。
　　 没细粮往学校拿，爷爷给你送饭，啊？爷爷用的是恳求的口吻。
　　 不，太远了。
　　 远啥，一抬腿就到了。
　　 我不念!
　　 你这娃，咋恁犟!
　　 你少管我！我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