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说些什么呢

摘要：2016年9月23日，也就是距离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67周年还有一周的时间，香港明报发表了一位叫做戴萍的作者对大陆著名作家阎连科的访问。题为《阎连科：我是一个畸形的作家》。这些从作家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仿佛一个切片，有助于我们了解所谓当前文学精英层的栖居生态。 2016年9月23日，也就是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7周年还有一周的时间，香港明报发表了一位叫做戴萍的作者对大陆著名作家阎连科的访问。题为《阎连科：我是一个畸形的作家》。这些从作家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仿佛一个切片，有助于我们了解所谓当前文学精英层的栖居生态。
　　 阎连科在这篇访谈中很自然地谈到了他同现行体制的关系。言之凿凿地宣称“他对作协位置的邀请也一概拒绝，不是因为淡泊名利，而是因为，‘你一手拿了人家的，另一手就得给人家抚摸。’”似乎很有点“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不食嗟来之食”的风骨。这里的关键词是“人家”和“抚摸”，这个人家是指中国作协么？显然不是，中国作协的《章程》规定，作协不过是党领导下的专业艺术团体，充其量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工作部门，用得着谄媚的所谓“抚摸”么？故而，此处的所谓“人家”，当指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所谓的“抚摸”，就是写那些让党和政府感到“舒服”的文学文本。因此，他宣称“自己既不代表国家也无力代表民间，只代表个人，对战争的记忆和质疑。”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纯“个人”写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总书记文艺座谈会发表两年以后的文字。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谈话中给文艺工作的定位是“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给文艺作品的定位是“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给文艺工作者的定位是“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作家与时代、与国家、与民族那种绿叶与根的关系。宣称自己既不代表国家，又无力代表民间，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更是一种畸形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即便是在吴承恩的想象中，也还要构想一个“石头”的母体，阎先生又怎么能摆脱与各种精神、物质关系的联系呢。至于所谓的“抚摸”问题，习近平说：“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没有谁说过文艺作品不能对现实批评和批判，然而，像阎连科这样一类作家，借助于早年阳奉阴违积累的话语权，而专事暴露民族的尘垢、专事抹黑现实，专事夸大“太阳黑子”的作品，已经不是批评或者批判所能囊括得了的了。阎连科跑到香港去露骨的表白，并不是新东西，莫言当年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途中也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体制的对立者而对西方世界摇尾乞怜。其实，即便阎连科不在作协任职，也丝毫不代表他的高洁，更不代表他的风骨。你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愿意代表他们说话，你就该把纳税人的“钱”还给他们。
　　 阎连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文学立场。戴萍在访谈中说：“黑暗，对于阎连科来说，是中国人的命运底色，他反映在诸多作品中，是惊骇奇谲风格。”阎连科说：“站在边缘观看更有趣，一个作家如果站在国家民族对面去审视，天是不会塌下来的。”这个带着浓郁主体认知色彩的估计，不是一个文学审美术语，而是一个“政治”术语，是阎先生对近代以来至今中国社会生态的总体概括。既没有以时代特征为标志的断代划分，也没有体制属性的区分。既然中国人的命运底色是“黑色”，那么，作家笔下的中国就该是“一团漆黑”。由此，他对于目下中国的文学生态很不满意，发出中国作家“为什么集体甘愿失语”的感喟。对此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去解读：一是透露出中国当代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并不都如阎连科、莫言之流那样为了一碗“绿豆汤”而宁愿丧失“长子继承权”，去为西方世界的“颜色革命”提供炮弹。其二是反映了一种被冷落的“寂寞”和空虚。其三，阎连科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而绝非是情感的选择，这就是站在“国家民族对面”。于是,阎先生以“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呼吁作家“从所有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他自己更是赤膊上阵，充当“我就是要和我们后面的一种力量对抗”，执拗于“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偏知道应该做什么。这个现实不让你做什么，每人都明白，但每人不明白的是自己应该做什么”。阎连科认为：“当他们从方法走回中国现实，我则是从现实走向方法。”似乎很自鸣得意自己的发现。但他所谓的从现实走向方法，就是把一种“黑色”色感用曲折的“春秋笔法”表现出来。其实，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
　　 阎连科的上述纠结，与他的长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接受戴萍的专访中，他对此耿耿于怀。他很得意于《为人民服务》遭到查禁后，在海外“声名大噪”，“在韩国拍摄电影。继获卡夫卡奬后，两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一次入围法国费米娜奖短名单，在日本获得推特文学奖。”只要看看这些奖项来自哪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犯了国内的“禁”。尽管邓小平曾经指出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然而，文学史发展一再表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文学历史长河中永恒的命题，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祖先的文学经典中也是毫不含糊的。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第一次接触《为人民服务》，大约是在2009年，一位北京朋友传来的电子版。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审美，即便是一位部队首长的夫人与勤务员发生婚外情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个军旅作家，你应该给部队奉献些什么？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要作家去编造什么“高大全”，然而，绝不容忍用文艺作品去消磨官兵的意志；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勤务兵每一次与师长夫人幽会时，都要举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作为暗号。这样，“为人民服务”就被作者作为人物行为的一种意象符号引入作品，而“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章规定的党的宗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是中华民族“民本”理念、“忧乐”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坚守的“天下为公”思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之一。阎先生将之扭曲为“性爱”的暗语，其对于现实的讽刺、鞭笞所指和价值取向，对于领袖的蔑视和矮化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也在意料之中。阎先生的这种立场，连美国的评论家都不能同意。美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苏姗·桑塔格说：“关于人类状况的一种相当片面的看法，这难道不是现今许多读者讨厌小说的原因之一么？”
　　 也许是因为恨乌及乌的原因吧，阎先生对在内地居住已经很不适应。他在接受戴萍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他每年有半年在香港“教授写作”，“香港生活舒服”，而一旦回到北京，“在这里很烦，总是有种想要逃走的感觉”，我们不否认其间有自然气候的原因，然而，联系到他对自己的《四书》等作品无法在国内出版的感慨，大概也还有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的冲撞吧！作者要逃离的是什么呢？作家不会忘记，香港也是中国大陆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一个讲法治的地方，这一点，同北京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阎先生所向往的，无非是“资本主义”所谓的那一点虚伪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