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鬼子”三题

摘要：当今的中国，大门敞开，无论是“西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满大街都是，国人和他们擦肩而过，头也懒得回一下，见怪不怪。连卖烤地瓜的老太太，中国字不识几个，也会和洋鬼子“好马吃”、“三克油”地讨价还价。但是，上溯五十年，洋鬼子还真不多见，“二鬼子”当然就更稀罕。可我们这座古老的小城，却生活着几个很有名的“二鬼子”，给人印象颇深。 “二鬼子”，是我们这座小城对混血儿的称呼。东北人叫“二转子”，特指父母中有一方是“洋鬼子”。抗日战争时，别的地方也管跟着日本人干坏事的汉奸、伪军叫“二鬼子”。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这里的人一提“二鬼子”，还是特指混血儿。
　　 当今的中国，大门敞开，无论是“西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满大街都是，国人和他们擦肩而过，头也懒得回一下，见怪不怪。连卖烤地瓜的老太太，中国字不识几个，也会和洋鬼子“好马吃”、“三克油”地讨价还价。但是，上溯五十年，洋鬼子还真不多见，“二鬼子”当然就更稀罕。可我们这座古老的小城，却生活着几个很有名的“二鬼子”，给人印象颇深。
　　
　　 马大卫
　　 马大卫，是我父亲的嫡亲师兄，同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父亲是山师建国后的第二届本科生，马大卫是第一届。在他们那个年代，历史系还是很令人景仰的专业，可以聆听到许多大师们的亲自授课，如翦伯赞等，令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很是羡慕。等我们考入历史系时，这些大师们基本都已驾鹤仙逝许久了。
　　 马大卫个子很高，是那种不一般地高，少说也有一米八五到一米九，远远走来，在人群中晃晃地像一根打枣杆子。所以是历史系篮球队的高中锋。父亲打前锋，个子虽说比马大卫矮一大截，但动作灵活，两人配合默契。投球准是父亲一辈子的骄傲，当年都七十六周岁的他，站在罚球线那里，照样投十个进十个。和马大卫俩人搭档，是当时历史系的骄傲。马大卫和父亲一样爱好音乐，是学校民乐队的首席乐手，马大卫扬琴，父亲二胡，如伯牙、钟子期一般。有时两人相对而坐，什么也不说，谁也知道谁在想什么。后来，两个人又一起分来这座古城的百年中学，可真算的上是高山流水、知音永恒了。
　　 小时候，我们两家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马大卫的儿子叫马纲，和我同岁，斯斯文文的像个女孩子。而我却天生调皮捣蛋，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头，除了我姐谁也不怕（因为我姐比我还厉害）。马纲在我的威风下，只有言听计从的份，否则必是哭着回家找他妈去。我说马纲的性格铁定随了马大卫，善良、敏感、文静、柔弱。如果不是马大卫的妻子江姨性格刚强，敢做敢为，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的命运真得很难说。
　　 马大卫是个典型的“二鬼子”，鹰钩鼻，白皮肤，眼睛瓦蓝瓦蓝的，像姥姥的房东颜格格养的波斯猫，标准一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说洋人开朗外向，可马大卫却恰恰相反，他文弱的如旧时的书生，除了在篮球场上，下大雨也没见他快步走过。母亲说，这种性格也许与他独特的身世有关。
　　 马大卫的母亲马雪莹，是上世纪青岛百乐门舞厅的当红舞女，美艳绝伦，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红透岛城。青岛曾做过德国人的殖民地，洋气得很，满大街常见德式建筑。德国人做事认真，胶济铁路到现在还是山东的运输主干线，老式铁轨、枕木黑黑的，用了一百多年了不见坏，要是小日本修的，恐怕早就不知翻新多少遍了。三十年代中期，青岛港还驻有英国人的兵船。当时有一水兵少尉，发疯般地爱上了马雪莹，天天晚上到百乐门送花。终于有一天，马雪莹被水兵带回了兵船。他们好了大半年，正沉浸在热恋中时，日本人来了，英国兵船匆匆撤离，那个少尉也不得不走了，从此杳无音信。不久，马雪莹发现自己怀孕了，腰身越来越粗，再宽大的裙子也遮掩不住，她只好回到这座小城中的父母家，生下了一个混血儿，这就是马大卫。
　　 小城民风淳朴，传统而又固执。做舞女当然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何况还回来生一个“二鬼子”。马雪莹难产不敢去医院，就在一声声“大卫！大卫！……”的呼喊声中，产后大出血而死。马大卫的姥姥不知道女儿在想她远去英伦的恋人，还以为女儿在叫自己的孩子，就给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孙起名叫马大卫。
　　 马大卫生下来就没有母亲，是他姥姥把小米面磨得细细的，做成米粥养大了他。马雪莹留下的首饰细软卖了正好供儿子读书。“二鬼子”个个都很聪明，马大卫也一样，读书不费力，成绩一路领先。可是，他实在是长得和别人太不一样了，从小就被人好奇地围着看。小孩子做游戏不喜欢带他，玩打仗他扮谁也不像。女孩子又不敢亲近他，所以养成了内向、敏感的性格，多少有些孤僻。可小城虽小，却人文繁盛，是见过大世面的，眼皮子没有那么浅。城里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各一，清真寺、真教寺各一，各种文化融会贯通。人们见多也就不怪了。马大卫长大以后，考入省城中学，随后进入山师，看他的陌生人自然又添了许多。
　　 马大卫和父亲是好友，但两个人研究的专题却不同，父亲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史，马大卫却是一个宋史和明清史爱好者。很奇怪啊！中国人研究洋史，一个半洋人却喜欢中国的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马大卫玩的比纯中国人还像中国人。他做老师也是很认真的，课讲得好，桃李满天下。为人正气，学识渊博，还懂经学、考据学，对宋明理学等中国古代思想史也有研究。我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就是于关于明清史的，写了一篇《清代浙东史家的治学风范》，马大卫读后，大大表扬我一番，令我好长时间得意无比，要知道，能得到严谨的马老师的表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文革时期，马大卫自然会受冲击，红卫兵小将大多是他的学生，说要把“帝修反”都揪出来，将革命进行到底。马大卫被逼交待生父的情况。可怜他连母亲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哪里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在暴风骤雨般的批斗中，马大卫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受不了了，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关键时候，还是江姨勇敢，他像江姐一样冲上前去，把瘦高的马大卫护在身后，挥舞着手中的一根拖把杆儿，说谁要是敢上来动马大卫一根毫毛，她就把谁的头打出“豆腐脑儿”来，几个半大毛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所以不管外面怎样闹的天翻地覆，马大卫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挺过来了。
　　 江姨也是父亲和马大卫大学的同学，是标准的“城市贫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苦大仇深，性格刚强。马大卫和父亲去给她们俄语系女篮做副教练，才认识了她。江姨一直像母亲和姐姐一样护着马大卫，有了妻子，马大卫才有了家的安全感，对她很是依恋。他们的女儿马纶和我姐是同学，后来读外语专业，毕业后去了欧洲，不知有没有想过去英国寻找祖父的踪迹？这种事，马大卫是从来没有动过任何念头的。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说中国话吃中国饭，读中国书研究中国历史，除了模样，身上哪有半分洋味。改革开放后，任别人怎么劝他去英国寻亲访祖，马大卫也不理会。马纲后来也做了教师，性格依然像父亲马大卫，文静，对学生有耐心，脾气极好。姐弟俩的模样基本上看不出马大卫的血统来，只是马纶的头发有些淡，马纲的眼睛泛点灰色罢了。看来江姨在各方面实在是太强了，无产阶级到底还是战胜了资产阶级。
　　 晚年的马大卫已经不再像当年的篮球中锋了，他的身体不如父亲好，瘦弱多病。时常见他在江姨的搀扶下，沿着古街的青石板路散步，手中的竹杖点在地上，清脆地一路响过去，就像伯牙手中的《流水》，在古老的琴弦上划过，回响在钟子期的微笑里。
　　 人的审美有四个基本层次：第一层是艳俗，如农村的大花被单、红袄绿裤；第二层是典雅，小桥流水，玉笛横吹；第三层是矫情，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得懂；最高层次是病态，好好的黄花梨条案不喜欢平整光滑的，却爱那种满是树瘤子的，称为“满架葡萄”。琴是乐器中的上品，一般用桐木做成，绝佳的材质是雷击木，做成琴后保留雷火烧糊的一段，名叫“焦尾”。
　　 马大卫就是一人中“焦尾”，月白清风时弹来，余音绕梁，终生不绝。
　　
　　 王美丽
　　 王美丽是烟厂的一名女工，是这座小城出名的大美人。
　　 王美丽的外祖父王天顺，从小就父母双亡，在村子里吃百家饭，后来天灾人祸，连百家饭也吃不上了，就跟着同村人闯关东，当时只有十六岁。九死一生到了东北，还没有铺展开怎么生活，就遇到了胡子，慌乱中和村里人走散了。他在风雪里连滚带爬地乱逃一气，撞进了一个达斡尔人的部落，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下。王天顺虽然瘦弱，却生得眉清目秀，从小看别人眼色过日子，所以手眼勤快，很会来事，颇得老人欢喜，留下来几年后，便做了老人的女婿。北地女人像男人一样强壮能干，地里坑上都一样。王天顺的老婆在劳动之余，一口气给他生了九个姑娘，虽说没有儿子是老俩的遗憾，但九个女儿乖巧听话，不比儿子差。特别是小女儿九凤，就是王美丽的母亲，最为出色，不光人长得漂亮，还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地贩卖山货，小小年纪见多识广。日本人来了以后，地处偏僻的王天顺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九凤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有人告诉王天顺，九凤在镇上卖山货，跟上一支抗联队伍走了，从此再没消息。
　　 日本人在东北一待就是十几年，抗联的消息断断续续，让王天顺很为女儿担心，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天寒地冻，战火纷飞，怎么活啊！雅尔塔会议后，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九凤在这十年中，早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军人。她按上级指示，带领一支妇女小分队，前去帮助苏联红军开展工作，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我们过分美化了苏联红军。其实东北人最恨老毛子，说他们有时比日本人还坏。想想江东六十四屯，想想日俄战争，什么坏事他们也干。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边打日本人，一边也在当地干了很多坏事。九凤带人来到这支苏联红军的驻地，女翻译是从长春来的大学生，还没等她把事情说清楚，这群黄头发的男人就一涌而上，缴了女战士们的枪，吱哇乱叫地把她们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帐篷里。几天之内，她们多次被轮奸，好几个姑娘不堪侮辱，含冤自杀。九凤毕竟在战火中跌打了十年，终于找到机会带着几个人逃了出来。可回到部队后，上级领导不问原由，却对她们严加审查，说她们败坏了苏联红军的名誉，最后竟把她们解职遣散。
　　 九凤知道自己怀孕后，并没有选择自杀，可能她身上流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像汉族人那样把贞操看得比天大，祖先豁达开阔、不畏艰难的精神挽救了她。她回到父亲的老家山东，生下了王美丽，一个人艰难地抚养着女儿。
　　 五十年代，王美丽和其他孩子一样，读书上学，快乐生活。只是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和别的女孩子长得不一样，而且人家都有爸爸，可是她没有。九凤只是在别人疑问的目光中，说自己在哈尔滨嫁了个苏联人，后来男人在战争中死了，别的什么也不说。那个年代，死人是常有的事，又是和苏联关系最好的时候，同是社会主义阵营联盟，苏联女人嫁中国人也有很多，所以别人也不再过问。就是对王美丽这个卷卷头发的洋娃娃特别喜爱，她生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蓝眼、金发，白晰的皮肤，加上能歌善舞，很快在小城闻名远扬。不到二十岁，烟厂成立文艺演出队，就把这个小洋人招去了。
　　 王美丽来到演出队，很快就融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中。青年人容易相处，在一起彼此影响。玩艺术的又多浪漫，看问题和一般人不一样。演员更是如此，他们在剧情中演绎别人的生活，有时会和现实中的自己搞混了。烟厂是小城最大的国营单位，演出队的规模很是可观，常常可以排演整台歌剧。现在那些老阿姨们凑在一起，还能大段大段地唱《江姐》，当年的辉煌可见一斑。王美丽特殊的容貌条件，使她常在台上演卓娅等女主角，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没有一个人不为她倾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着献殷勤，一时间把她惯坏了。本来是追求纯洁爱情的青春年华，她却一下子越了过去了，直接把感情看作了游戏，闹不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珍贵的。王美丽参加工作早，书读得又不多。九凤经济窘迫，只能带女儿生活在大杂院中，街头巷尾，多是贩夫走卒，劳动人民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国家大事可以讨论，也没有阳春白雪的爱好，被窝里的事是他们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且多毫不避讳。大杂院房矮墙薄，夏天开着门窗，什么也听得见，小孩子在各家跑来跑去，很小就会听墙角，王美丽也不例外。二十岁刚出头，肚子就大过好几次，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难堪。十指涂了红红的寇丹，尖尖地夹着瓜子往嘴里送，一边倚着门框吐瓜子皮，一边笑话谁家的老婆拴不住自己的男人。风尘气十足，身上没有半分姑娘的样子。九凤气得把她吊起来打，可打完就跑没影了，好几天不回来，实在拿她没办法。
　　 九凤死于六十年代后期，这个当年立马扬刀的女抗联战士，死的时候非常凄凉，身边没有一个人。王美丽正在外地演出，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也许和那些牺牲在林海雪原的战友相比，如赵一曼、冷云等，九凤还是幸运的，她毕竟活到了新社会。想想西路军的那些女战士吧，很多人还不如她，什么时代也有冤鬼啊！
　　 没有了母亲的管束，王美丽越加放肆，大白天就领着陌生男人在屋里大呼小叫。这些男人们明知道自己最多是王美丽手中的一张牌，怎么洗也不洗不到她兜里去，可就是忍不住往她手里钻。纷纷以和她有染而自豪。有人甚至私下里放出话来，说王美丽天生尤物，身上有妖气，男人一旦沾上就离不开，死在她身上都愿意。女人们恨她恨得咬牙切齿，只有不分黑白地看好自己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