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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眼光与中国精神 ——唐山电影中的时代精神

作者: 万少枫 时间: 2016-09-21 阅读: 1854次 点赞: 1个 评分: 0.0分

  一  电影,是一种把人类生态转变成直觉审美形式的创造或体验,表现出的,是艺术家对这一生态系统的深刻认知。  就此而言,“人类生态”的具体形式,就是


   一
   电影,是一种把人类生态转变成直觉审美形式的创造或体验,表现出的,是艺术家对这一生态系统的深刻认知。
   就此而言,“人类生态”的具体形式,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生”。它以“人生”为载体,通过直觉审美的形式,找到与广大素昧平生的观众的共鸣处,找到“人生”与“人类生态”的连通途径,找到人类审美眼光温情注视的焦点。
   也就是说,电影的内外,都是围绕人铺展开的。自然而然,难免会受到地域文化、时代眼光、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是所有艺术作品的共性。
  
   二
   抛开艺术理论不谈,好的电影,都有超越形式的寓意和精神。倘若简单地将《守梦者》看作一部反腐主题片,定然难得真味。
   梦是什么,守的是什么梦?显然,绝不是浮于表面的打虎拍蝇。
   可按题材,《守梦者》确实是属于反腐倡廉。但,导演却以新颖的手法,全新的视角,真实冷峻地展现腐败官员的“好”与“坏”。剧中的人物,也就不再刻板、不再属性化,而是真实客观地体现人性的复杂多面,即便是藏污纳垢、绵里藏针的人,看上去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也有其人性发光的一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知其神秘面貌。
   而集中体现的,是剧中人物为了掩盖罪行,无所不用其极。明枪暗箭、杀人灭口、李代桃僵、阴谋阳谋,重重迷雾中一次次较量角力,直到最后,真正的老虎才被绳之以法的过程。换句话说,从开始到结束,展开的是一个正义与邪恶较量的过程,是一段坎坷艰辛的历程。其间种种,自非寻常人想象得见。
   因此,编导将便种种辛酸转化为直觉审美形式,让观众透过视觉感官去体味纪检工作人员的艰难坎坷,体味剧中人的喜乐悲欢,从而以严肃的、善意的、真诚的眼光去审视反腐倡廉,关注广大纪检工作人员。也就是说,编导的意图,不仅仅是打虎的结果,更多的是打虎的过程。
   而编导温情注视的这一过程,恰恰是矛盾冲突的所在,也恰恰是电影寓意的所在。在艰难坎坷中,在迷惑重重中,甚而是生命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以元冲为代表的纪检人员,仍还不肯退步、紧追不舍地去寻求答案。
   可以这么说,答案就在主题之中,用主题曲中一句回答——梦想与现实共同绽放。因为有梦想,历经多少坎坷都无怨无悔,因为有梦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梦想是什么?梦想是国富民强、人人为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实现这个梦想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只要信仰坚定,为之付出,顽强奋斗,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冲开重重迷雾,冲开种种羁绊,走到光明的彼岸。
   当然,这是一种时代的眼光,也是一种时代精神。
  
   三
   同一事物,因时间不同、环境不同、角度不同、眼光不同,所反馈的信息,或多或少会有些许不同。
   以时代眼光看,《鬼子来了》是将“马大三”放入特定的社会历史中,让他走完他的人生经历,完成他的精神突围,传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突围,一种有别于从古代延续给我们的忠君爱国情怀。他爱的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就是说,它所传达的,是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
   但是,这一时代眼光,是有局限的,暗含一种是似而非的自遣。我们并未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倘若将我们身上的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那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将毫无意义可言。
   而今,回头再看,作品已然不再局限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也不再局限于千禧年的社会变革,所看到的,是一种根植在我们民族的根,一种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
   尽管我们不愿提及,但,每当国民思想发生脱变之时,整个民族必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列强打开国门,我们改变一次;解放中国,建立新政权,我们改变一次;文革落幕,改革开放,我们又改变一次。进入千禧年,进入信息时代,我们跟着再转变一次。
   这跟中国地理条件有关。往北,是不毛之地;往南,是汪洋大海,影片中,长城脚下的挂甲台,恰好是中国地理的一个缩影。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思想发生脱变,往往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若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转变的过程是相对迅捷的。
   对于马大三,不可抗力因素是“鬼子”,而对于千禧年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可抗力因素是网络,是信息的大量交换。
   前面说过,我们并未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不能将我们身上的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电影中的马大三,完成的精神突围,并不是对从“鬼子”出发的突围,而是对“我”的突围,基于自身的突围。因此,“鬼子”也不是这部影片的紧要线索,重点是“我”,是在我们本身。
   同样,对于刚进入信息时代的千禧年,也不过是一次偶然契机,完成国民思想脱变的根本,还得我们从自身出发。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才是最适宜的,哪一条路才是属于民族的、自身的出路。
   也就是说,影片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强大修复能力。因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国运变化之际,我们都是从自身开始反思进取、与时俱进的,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缺乏动力,也不会因为灾难的突然降临而退步不前。
  
   四
   同是一个时代的素材,《何去何从》却别与以往看待历史的眼光,不是刻意表现人民抗战的英勇,也不是荒诞的不真实的奉承,而是借助小人物的经历,以人性的视觉,悲悯的情怀,客观真实地审视战争对人和人性的摧残,深刻地反省战争和人性的本质冲突。
   按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看,它所描述的是真实的客观的历史,我们无法否认,也无从否认。即便是艰难的、坎坷的、不堪的历史,我们都应拥有温情与敬意。因为不管是顺境和逆境,历史都要向前推进,民族都要大步向前,人民都还是历史的主角。
   前面已然说过,电影的目的,是找到与广大素昧平生的观众的共鸣处,是找到“人生”与“人类生态”的连通途径,是找到人类审美眼光温情注视的焦点。人民需要的,集中关切的,才是最真实的、叫座的,把人民作为艺术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才是创作的根本定位。
   电影把小人物作为视角,正是以人民为核心,让他们毫无距离地去感受其中的艰难坎坷,体味战争对人和人性的摧残,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个个具体的、紧密相关的历史情节,从而深刻而深省地思考战争。正因如此,观众才能在现实与艺术中间找到沟通的桥梁,找到情感爆发的具体出口,从而对作者的意图进行挖掘、探索,终而得到深层次的认识。
   也就是说,电影创作是要扎根人民的,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的。如此,也才能创造出一部部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文化、富有中国精神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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