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背箩人

　　 无论是背箩也好，扁担也好，棒棒也好，都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还在靠着这么简单的工具谋着生活。
　　 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记述了总司令朱德的一根扁担。课文以一根扁担为载体，表现了朱总司令那种朴实的劳动本色。
　　 在泰山上也有一群靠一根扁担服务游客的人。八十年代初，冯骥才写的《挑山工》，就描写了这样一群勤劳的人。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这部电视以方言的形式，表现了一群以“棒棒”为工具，从乡下到城里讨生活的“棒棒”们的喜乐生活。《山城棒棒军》是一部喜剧，展示了重庆人特有的火辣和乐观的精神。
　　 重庆的大街小巷的“棒棒”们，以简单的工具，靠自己的力气，为城市人带来便利，也谋求着自己的生活。
　　 在重庆的进城农民靠一根棒棒，而在我生活的贵州地区，他们靠的工具又不一样，他们靠的是“背箩”。
　　 重庆是山城，生活都在爬坡上坎之中蜿蜒曲折。重庆的山，相比起贵州的山来说，要矮一些，小一些，富裕一些。同样是农民，重庆的农民相比起贵州的农民来说，相对还是要容易一些。
　　 在贵州的山，都是大山，连绵不断。在山与山的间隙，零星的分布着一些小坝子。这些小坝子是贵州人生活的狭窄的空间。还有一些人，挤不进坝子里，就在高高的山上安家。密密麻麻的山峦起伏，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分割开，将货物的交换阻断开，将相互的情感交流分离开，所以贵州人的生活，被压迫得体无完肤。
　　 在贵州谋求生活，“居大不易”。贵州的田地非常少，山地很多。在山地，不适宜种水稻，只能种苞谷和土豆。越往西走，也就是顺着云贵高原往山上爬，这种贫困现象越严重。到了毕节、水城、威宁等地，几乎算是云贵高原的顶端，在水城境内的韭菜坪，是贵州海拔最高点。
　　 在高原上生活的农民，生活的艰苦程度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由于海拔高，温度就比较低，很多农作物的生长就很缓慢，缓慢的生长，作物的收成就很低。再加上在大炼钢铁和三线建设时期，人们的环保意识很差，山上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树都被砍光了。泥土都被冲走了，山变成了石头山。
　　 砍掉的树，要想再长大，就很困难了。山上的树没有了，原本很薄的泥土就很难保存下来，雨水冲走了泥土，山上就露出森森的“白石”。这些“白石”耸立着，像乱坟岗上的森森白骨，看了让人觉得瘆的慌。
　　 山上的树长不起来，种的洋芋和包谷的收成也不怎么样。为了那么一点可怜的收成，他们还得辛苦劳动。
　　 在这样的山上，石头多了，泥土就很少，而且很容易被夏季的山洪冲毁。在山上种地，几乎不会用牛进行耕种。到了春季，将积蓄的煤灰，猪牛的粪混在一起，用背箩背到山上去。在泥土上挖一个小小的坑，放一把“肥料”放上苞谷或者土豆种，再挖一点泥土盖上就可以了。至于田间管理基本上谈不上。等山坡上的苞谷和洋芋长到筷子高，勤快一点的，会将从猪圈和牛圈里的粪起出来，用背箩背上山，在禾苗的根部增加一点“养料”。
　　 到了秋天，如果能经受住山洪的冲刷，山上种的土豆和苞谷会有一些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的收成。
　　 山很大，地很多，秋天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浅黄。苞谷比较矮小，棒子短，颗粒也不算饱满。埋在泥土里的土豆不错，土豆的个头都比较大。
　　 要将这些土豆和苞谷收回去，也全靠背箩。收获的时候，全家人出动，一人一个背箩，一趟一趟爬到山上，将包谷和土豆背回家里去。
　　 在农村干活靠背箩，在城里也离不开背箩。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背箩的影子。这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靠一个背箩，帮人们背各种东西。
　　 在城市的街道上，跑的汽车还不算太多，私人的更少。人们买了米，买了面，买了油，买了煤，全都是靠背箩背回去。这些背箩，进入城市以后，不仅是背东西，也干各种各样的苦活脏话。
　　 只要城里人不愿意干得，他们全都干。对于那些年来说，背箩就是城市人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这个“伙伴”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们中间。
　　 我刚上班的时候，在水城机务段。那时候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各单位都在利用各自的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在我们车间的旁边，就建了一个大煤场，在煤场的旁边有六七间简陋的棚屋，里面住了六七十个从附近农村来的人，他们干的就是装卸的活。
　　 干这种活，是很辛苦的。那时候装载机很少，全是靠人工。几块黑漆漆的踏板搭在货车的车帮上，一组人用铁铲将煤铲进背箩里，另一组人背着背箩站在那里等着。在背箩的后面，放一根木头做的支撑，背箩撑在上面，背背箩的人表情木然地等着。等背箩里的煤满了，背背箩的人踩着颤巍巍的木板往货车上走，走到顶端，腰一弯，背箩里的煤就倾倒出来，煤哗哗地从头顶，倾倒进货车的车厢里。
　　 这样的动作，几乎是一气呵成。他们的劳动是简单的，也是很脏的。他们身上，脸上，衣服上全是煤灰。我们这些工人，干活也很脏，但下班以后，我们可以去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才下班回去。这些背煤的农民，已经变成了一块煤炭，我们很少看他们洗过澡。
　　 这些背煤的人，干活的时间不固定，只要有空车推进来，他们就得马上开始干活。干完活，他们就窝在那几间棚子里，很少出来。在干活的时候，我们在煤场里看到一群移动的“煤块”，心里更多的是嫌恶。
　　 偶尔从那几间棚屋之前路过的时候，会遇到他们吃饭。他们吃饭的时间大概是早上十点和下午四点，一天吃两顿。在这么重劳动量的情况下，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知道他们晚上干活的时候饿不饿。
　　 从敞开的棚屋的门看进去，他们“老大”住的那一间屋子就比较特别，里面有一张办公桌，还堆了半屋子的土豆。做饭的人，每次就用铁铲进去铲土豆。
　　 开饭的时候，他们端着一碗米饭，白白的颜色与他们身上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菜，也就是土豆。土豆削了皮，切成片，在水里煮，放一点辣椒，红红的装在一个铝盆里，然后几个人围在铝盆旁边，筷子争先伸进盆子里，夹出淡黄色的土豆片。
　　 面对这样的饭食，我们可能会打干噎，根本无法伸筷子。他们吃得很香，吃得很快。
　　 有时候还会听到几个困乏的，躺在树下的荫凉里，放开嗓子吼叫着。他们吼得是当地的山歌，但这些歌我们都听不太懂。
　　 更多的时候，我们朝这一群人投去的是一种迷茫、困惑和厌恶的目光。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空间靠得很近，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隔得很远，相互都很难走进对方。
　　 一个单位有这样的场地，不仅养活了一帮从乡下来的“农民”，更养肥了一帮硕鼠。过了几年，段里的一个多经公司经理在经营煤场期间，贪污了一两百万。在暗地里，很多消息也流传着，是真是假很难判断，从被查那个经理的案子里，多少也能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无风不起浪。
　　 “看把你抠嗦的，五块十块也这么心疼。你知道搞多经的那几个经理，他们打麻将，清一色的一百元一炮，都是用“红蜻蜓”，他们的牌桌子上从来不用其他颜色的钱。“
　　 “你以为只是背一点煤上上车？错啦！最关键的是车皮，要有车皮来装煤。听说段长靠这个，那些老板都是用麻袋给他送钱。”
　　 “你不知道，我们在多经的时候，日子别提有多潇洒。虽然我们仅是小兵，但是那钱就像纸一样。今天叫你戳一个章，你领一沓钱，明天又戳一个章，又是一叠钱。我们从来不问发的什么钱，只管揣在口袋里用。我们知道，我们得的只是很少的一点，那些当官的更多。”
　　 “哎呀，你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当了几年段长的那个谁谁谁，退休以后，到海南去投资，一下子亏了一千多万，他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的钱怎么来的，你自己想想。”
　　 过了一些年，段上的一帮领导居然集资弄了一台装载机，再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用背箩背着煤装进货车的车厢里去了。那些黑漆漆的背煤炭的人，逐渐离去，只留下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搞一搞场地的清理或者货车边角的平整工作就可以了。
　　 大概在2003年，我东借西挪，外加贷款，买了一套房子。那时候能买房子，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我结婚以后，住在单身宿舍里，这个时候老婆怀孕了，孩子就快要出生了，我不能在单身宿舍里生孩子呀！
　　 房子到手了，装修的钱很难凑。为了节省一点装修的钱，我决定一些工作自己干。我学过水电安装的一些知识，房子的水电安装我自己干。在新房子里，电线和水管路都开始走暗线，不走明线了。走暗线的话，得在墙壁上打出线槽来。
　　 刚开始我不知道打线槽有多辛苦，我乐观地买了錾子和锤子，下班以后就在新房里叮叮当当地敲打。
　　 我严重低估了墙壁灰石的顽固性。那天晚上，我敲打到十一点过，进展也只有几米。最主要的是，我的手上已经打出三四个亮铮铮的水泡。
　　 带着满身的灰尘回到宿舍，老婆不安地看着我，“靠你这样的水平，什么时候才能把线槽打出来？”
　　 “唉，太难。”
　　 “不如去找一个背箩帮帮你。”
　　 第二天下班以后，我就在路上喊了一声“背箩”。一下子跑了三个过来，我心中暗喜，就把他们带到新房里，把要干得活大致说了一下。
　　 “多少钱？”我问。
　　 有个年纪大的开口要三百块钱。我心中一想，我只需要一个人帮忙，而不是三个人，我把价钱一下子压到一百五。有两个背箩就摇头，不愿意干，我看出一个年纪小的背箩意志较薄弱，但又不敢点头。
　　 我的态度很坚决，“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就算，我另外找人。”
　　 那三个背箩叽叽歪歪好一阵，觉得活太多，钱太少，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么一单活。
　　 “老板，你算算，你要打多少米的线槽，这活得多累呀！”
　　 “你再多给一点，给一点我们吃粉的钱。你给的钱，实在太少啦，这活没法干出来呀！”
　　 我早已拿准了他们的心态，坚决不愿意多增加一分钱。我把他们往外赶，“快走，快走。既然你们不愿意干，我另外去找人来干。”
　　 三个人迟迟疑疑地走了。过一会，我关上门准备另外去找背箩，那个年纪小的背箩独自回来了，他拦住我，“老板，不要找别人了，就找我，我愿意干。”
　　 我把錾子和锤子交给他，然后就去上班了。
　　 等到我下班，我去新房里一看，那个背箩浑身的尘土，线槽已经打出一小半了。他打的线槽，既平整，又深，比我打的好太多了。我很高兴，觉得做了一次不错的买卖。
　　 那个背箩，个子很矮小，身子很瘦弱，锤子挥起来，砸在錾子上，墙壁上的灰石噼噼啪啪地飞溅着。
　　 汗水濡湿了背箩的后背，但他很顽强地继续挥动着锤子。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对那个背箩说。
　　 “不用休息。不用，我今天多干一点，明天早点完工，还可以再去背几趟，多挣几块钱。”
　　 “累吗？”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明山。你别说，这活还真累。实在太累了。”
　　 “那就早点休息。”
　　 “不着急。我得多干一点，多干一点。”那个瘦弱的身子依然顽强地敲打着。我想走，又觉得不放心。站着看，又觉得不好意思。
　　 我拿起锤子，想要帮着一起干。但手上的水泡还在，锤把抓在手里，咯着特别疼痛。我的眉头皱起来，脸上有些尴尬。
　　 “快放下，快放下。”刘明山说，“你干不了这个活，还是我来吧！”
　　 他肯定看到了墙上留出来的那短短的槽，他也看出了我是什么样的“货色”。我无奈地放下了锤头，“你饿吗？今天吃了什么？”
　　 “我中午出去吃了的。晚上来没来得及。再干一会再说。”
　　 “中午吃得什么？”
　　 “馒头。”
　　 “馒头？”我叫起来，“吃馒头能行吗？能撑到现在？吃了几个。”
　　 “两个。呵呵。两个。”刘明山扭过头来，冲我笑。他的脸上蒙着尘土，张开嘴，嘴里的牙齿很白，“你的钱还没拿给我，我先就花了一块钱。我得加紧干，不能亏本。”
　　 “哦，哦，对不起。”我慌着去摸口袋，从口袋里抓出钱来，“来，给你，先把工钱给你。”
　　 “我的活还没干完呢？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行，不行。”刘明山退缩着，不愿意接我的钱，“我拿了你的钱，我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活干完了，干好了才能收钱。”
　　 任凭我怎么说，他也不收钱。我放弃了这个动作，“待会才去吃，还能找到东西吃吗？”
　　 “或许还有。”刘明山开朗地说，“如果没有了，我就不吃了。少花一点钱，我不是相当于赚了吗？”
　　 我默默无语了。过了一会，我离开新房子，到附近的一家羊肉粉馆，要了两碗大碗的羊肉粉，抬到新房里。
　　 “别打了，来吃点东西。”
　　 “吃什么？”刘明山放下手中的锤子和錾子跑过来，弯腰看我将碗上蒙的一层塑料纸揭开，羊肉粉特有的香味就袅娜地飘起来。
　　 刘明山的鼻子抽动着，很兴奋地说，“好香，好香。”
　　 “我叫他加了粉，加了肉，你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