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女三题

摘要：“淑女”这个词，最早应该是见于《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历代解释《诗经》的人，都对这个“淑”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那就是“善”。过去要求女子有四德：德言容工，同样是德行在先。所以，能被称得起淑女的人，一定是品性贤德、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才情兼备的人，窈窕的容貌倒是次要的。 “淑女”这个词，最早应该是见于《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历代解释《诗经》的人，都对这个“淑”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那就是“善”。按照中国传统道德的标准，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把德行放在一切之首位，你纵然才高八斗、贵为王侯、富有四海，但德行有亏也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过去要求女子有四德：德言容工，同样是德行在先。人性的善和美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善”的，才是“美”的，而仅有“美”是不够的。所以，能被称得起淑女的人，一定是品性贤德、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才情兼备的人，窈窕的容貌倒是次要的。
　　 这是一座小城，县级市，不大，历史却很辉煌，地名的来历可以上溯到大禹治水时期，以后的历朝历代，又始终处于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的地位，千百年来，海内外商贾云集，南北方文化交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故而物产丰富、名人辈出，细数起来，也不枉担了“文化古城”的名号。天地钟灵秀的这些风流人物里面，颇有几位女子，文采武略、不同凡响。她们虽没有什么经天纬地、标秉史册之壮举，也无惊神泣鬼、流芳千古的传奇，但也绝不是凡俗之品。若不把她们的故事记下来，书写几笔，使她们空埋没于市井巷口、贩夫走卒之间，倒使人颇有几分遗憾。现将她们略加分类，权且将文的称为“淑女”，小记一下。
　　
　　 严若霞
　　 严若霞是这个小城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除了去青岛进修学习的那一段时间，基本没有离开过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地方。
　　 严家上溯好几代都是读书人，虽说没出过什么名人名家，但圣人的教诲是牢记在心的，对子孙的教育从不含糊，就算子弟中有不读书不识字者，做人也要正直友善，不可败坏了严家的门风。若霞出生的时候西太后还在，她从小是按照传统模式教养的，读书写字、女工针织，样样都精细学习。六岁那年，父母照例给她缠足，若霞性格温顺听话，夜里疼得泪水湿透枕头也咬着牙一声不吭。到了民国开禁，无奈她的脚已然变形，放也放不开了。因为严家很早就皈依基督教，所以，若霞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添了一本《新约全书》，小小的她便虔诚地决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基督的事业，为拯救世人的苦难而努力。
　　 若霞十六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当地基督教会办的医科学校，先学助产士，毕业以后在小城著名的教会出资的广德医院工作，几年后，因业绩突出，被医院公派去青岛德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大医院进修，学成归来后成为妇产医生。
　　 严若霞医术高明，心地善良，对待所有的患者，无论贫富，均一视同仁。那个年代兵荒马乱，老百姓能去医院生孩子的极少，大多在家请个接生婆凑合一下。生孩子自古是女人的鬼门关，和阎王爷就隔一层窗户纸，一不小心母子俩就都不能保全，即使顺产，婴儿的事故率也很高。其实，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也有限，基本全靠医生的个人技术。若霞除了在医院坐门诊，也常常被请出去给人看病、接生，她把软底布鞋里塞了棉花，有时在产床边一站就是一天，医德、医术，都令人尊敬。
　　 严若霞的婚事是父母安排的，七八岁时就订下了，两家门当户对，又都是基督信徒，彼此非常熟悉。夫家是邻县人，生的眉清目秀，名苏东篱，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才学也好，在当地颇有名气，被称为“小东坡”。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去青岛订做的礼服，若霞白色的拖地婚纱，东篱燕尾服打领结，照了大幅的婚纱照，在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非常时尚的，让这个小城因这场婚礼而轰动一时，多年以后，还有许多人无比羡慕地提起。
　　 婚后，严若霞继续在医院埋头工作，苏东篱则考上了当地的县长，很快走马上任。可是，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在当时的乱世，出污泥而不染地支撑一个危局确属不易，明的暗的多股势力都来挤兑他，日子过的很不平静。若霞在这一段时间，生下了两儿两女。虽然做了县长夫人，若霞却没有享受到什么富贵清闲，她请了保姆带孩子，自己天天在医院忙，每天都有新生命在她手中诞生，生活忙碌而充实。
　　 一晃到了三十年代末期，日军大举侵华，整个国家陷入了战乱，山东首当其冲，受到日本鬼子的祸害最厉害。国民政府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了重庆，置大片河山和亿万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苏东篱拒绝担任伪职，积极守土保民，并投身抗日活动。在一次骑马外出时，不明不白地死于路边。严若霞接到消息跑到城外，人早已僵硬了，那时的技术水平又查不出死因，就查出了又能怎样？若霞只能和儿女们哭干了眼泪。
　　 不到四十岁，严若霞成了寡妇，自己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后来战事越来越紧，医院被迫南迁，若霞拖着孩子无法跟去，就失了业，只能靠典当家中的东西过日子。万般无奈之下，她把十几岁的大儿子送去工厂当学徒，把小女儿寄养到乡下的亲戚家，自己带着二儿子和大女儿，把原来的大房子卖了，租住了一间小屋，靠给人浆洗缝补勉强生活。
　　 严若霞仿佛一夜间脱离了旧日的环境，从受人景仰的医生变成了日日为柴米油盐忙碌的家庭妇女，没有了白大褂，成箱的真丝旗袍和裘皮大衣也进了当铺，她却依然淡定而从容。布衣荆钗，掩不住她天然的优雅和秀丽，脱俗的气质使她在穷街陋巷照样光彩照人。苏东篱和她的许多旧日朋友，经常过来帮她，那些受过她恩惠的病人，也悄悄地将一些日常用品放在她小屋的门口。若霞婉拒了许多提亲的人，这其中，有真心诚意者，也有不怀好意者。她依然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帮助牧师做义工，为东篱，为儿女，为基督，也为自己，守住了一片纯洁的天空。
　　 当然，还是有不少孕妇慕名来找她，严若霞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帮忙，不管是紫檀的拔步床、西洋的席梦思，还是破席的土坑头，都有新生的婴儿在她手中呱呱坠地。伴着这些鲜活的小生命，苦日子在严若霞的身边悄悄地走过。
　　 日本鬼子投降后，若霞和孩子们的日子比原来稍微好过些。一来，孩子们都大了，能在生活中帮她；二来，广德医院回来了，她能再去工作，就有了固定的收入；三来，她和东篱的一些旧日朋友，从后方回来，在地方政府中担任了相应的职位，看她孤儿寡母很艰难，就伸手周济她一下。但是，正是这些人的周济，日后却恰恰给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德医院改名地区中心医院，从“帝国主义的洋教会”回到了劳动人民手中。院里有了军代表，阶级出身高过了医疗技术，严若霞这样的“旧社会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洋走狗”，医术再高，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接受新社会再教育。若霞本来就是个低调的人，这一来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钻研医疗术”，随着医术的日臻成熟，她的名望更大了，邻近几个县市的病号都跑到这个医院来指名找她。若霞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工作，另一方面认真指导青年医生。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技术人才非常缺乏，严若霞逐渐成了医院的顶梁柱。每天，当她一身白色隔离衣，穿梭在病房中时，在所有病人和家属的眼里，她是真正的天使。
　　 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开始了，严若霞理所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的帽子马上就戴在了即将退休的她头上。开完会，严若霞一言不发，回到科里把工作交待了一下，就回家去了。医院让她写交待材料，她也不写，她说我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了。从此，工资和所有待遇都没有了，她又变成了家庭妇女，在家靠孩子们的收入生活。
　　 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城里不比农村，想吃野菜也没地儿挖，路旁的树皮都被饥饿的人扒光了。严若霞和大女儿去城郊采树种、挖草根，两个人吃大女儿每人每月的25市斤配给粗粮。生活再怎么艰苦，若霞还是照样从容而淡然。家里收拾的整洁利索；旧衣干干净净地穿在身上，掩不住她高雅的气质；周日雷打不动去教堂做礼拜；帮邻居教孩子们写字……偶尔有孕妇从大老远跑来找她，她就把自己的卧室当成病房，给人家仔细地看。
　　 严若霞写得一笔好字，闲下来时，她常常拿了毛笔用蝇头小楷默写《红楼梦》中的诗词，“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写完就赶紧烧了，那个年代，不敢留下来。春末的时候，城郊的玉兰花开过，落了一地的花瓣，犹如一张张小小的雪浪纸诗柬，若霞捡了，将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写在上面，顺着小溪水慢慢流向远方。
　　 政治审查越来越深入，并不因为是家庭妇女就可以免了，别说离职回家，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每个人都搞清楚。文革开始后，医院又来审查严若霞，先是说她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因为她和苏东篱的旧日朋友，多有在台湾和国外的，建国前他们给她的帮助，都被一一记在帐上；还有一条罪名，是说严若霞伙同基督教堂残害儿童。如果说前一条罪名还可以捕风捉影，后一条实在是黑白颠倒了。
　　 基督教堂是收留弃婴的，很多穷人生了养不起，就偷偷把孩子放在教堂门口，严若霞做义工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教堂的孤儿院里帮忙。抗战后期，严若霞也曾收养过好几个弃婴，都是从路边的死人坑里扒出来的，她带到孤儿院精心救治，孩子们长到二三岁，再被好心人或自己没有孩子的人家接走抚养。那些孩子长大后，有好多专门回来看她，对她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如果说这也是罪过，那上帝的天堂里就空空地没有一个人了。
　　 严若霞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从小的学识和教养，使她成为一个标准的淑女，即使经历多年的苦难生活，都没有削去她半分的优雅与自尊。她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把她的一头斑白的秀发强行剃成阴阳头去游街？她怎么可能被人呵斥着弯下腰去打扫厕所？又怎么可能让别人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把她的名字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刷在墙上？！……人间平凡的烟火就已经够委屈她了，何况是这样非人的屈辱？！
　　 一个暮春的夜晚，严若霞穿了她最喜欢的一件真丝旗袍，梳妆整齐，六十多岁的她，在月光柔和的照耀下，宛如广寒宫中的青娥仙子，纯洁如玉、璀璨若霞。她吞了一大瓶安眠药，躺在床上，静静地去了。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严若霞的人生信念。
　　 窗外的落花，泪雨纷纷……..
　　 陆兰馨
　　 陆兰馨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五官精致，肤色白晰，整个人小巧而纤柔。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她仿佛一株兰花不小心生在了一片灌木丛里，越发衬出其优雅与风致。她是小城百年中学的音乐老师，总喜欢穿一件典雅的长裙或是暗花的旗袍（文革以前，女士穿旗袍还是很常见的。），往风琴旁边一坐，还没掀开琴盖，你就可以听到一首优美而抒情的乐曲，慢慢地在周围流淌，陶醉着在场所有的人。
　　 小时候，母亲常说，“你们兰馨阿姨是西施老家出来的人，那气质啊！是骨子里带来的，别人学也学不像！”那时候还不知道西施是谁，长大后才懂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江浙地区的美人，像那里的山水一样，美在内涵和神韵，这是长期人文经济繁盛积蓄的结果，陆兰馨就是这种文化美的结晶。
　　 陆兰馨生在诸暨、长在杭州。陆氏是江南名门，世家大族后代，传承千年。读书是陆家的主业，书实在读不成的子弟，才去做耕织经商等别业，而且要划定范围，不得从事不雅的行业，像娱乐业（旧指乐匠、优伶类）当然是打死也不可以涉足的。虽说“琴棋书画”是过去读书人必会的技艺，但这只能算是“玩艺儿”，就是玩到再炉火纯青，也不可以此为主业的。陆家这样的名门世家，对此的管束自然更加严厉。
　　 可是，到了陆兰馨父母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这些规矩基本等于虚设了。当时，连旗人都下海唱戏，昔日的王公贵族没落到提篮挑担也平常不过，更何况一个旧家的穷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除了肚子里的书和一身的玩艺儿，什么都没有。加之连年战乱，生存是头等大事，书本和“玩艺儿”毕竟都换不来饭吃。陆父自己是“四书五经”养大的，可出生没多久，大清帝国就寿终正寝了，他跟着时代潮流接受了新式教育，对儿女的培养就和先人观念不一样，那时的“玩艺儿”也早已成了主业，就不能还以老标准要求了。儿子在清华学建筑，算是梁思成的弟子。女儿兰馨考入浙江大学，师从名家，同时攻读音乐和美术两门课程，这里有大师李叔同打下的扎实根底，即使是再传弟子，也一样成绩斐然、独领风骚。
　　 陆兰馨人美如玉、冰雪聪明，从小在家，被大家闺秀的母亲教养的如兰花一样，馨香高雅，才情不凡。她笔下的仕女图，兼工笔与写意双重功力，博采众家之长，并收中国水墨与西洋油画的特点，精妙传神。她曾画过一幅《金陵十二钗》，娟秀轻盈，飘然若仙。音乐上，她从母亲那里学过琴和琵琶，又自修了筝和洞箫，既能看懂旧式工尺谱，也会西洋乐器和五线谱，而且无论何种乐器，到了她手里，都会变得温顺而驯服，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舒畅。此外，她通诗文、善词赋，能读英文书报，越剧也唱得有板眼有身段，真称得上是兼才子与佳人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