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漫忆

摘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左的政策之下，所经历的艰苦生活。 口份
　　 民以食为天，人一出生，就带来一张吃饭的嘴。俗话说，“养家糊口”，这个“糊”，表现了几层意思：一是充分满足它是不容易的，只能勉强应付它；二是因为满足它很难，那就降低标准，糊弄过去。
　　 我已经吃了80多年的饭了，回想起来，大半的时间里，也就是个“糊口”罢了。
　　 我1岁到11岁（1934–1945），赶上了伪满洲国。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红红的高粱米饭。由于东北地处北方，生长期短，蔬菜品种很少，除了夏季有黄瓜、豆角、茄子以外，就只能在春季吃野菜，冬季吃酸菜了。
　　 提到野菜，我曾在一篇小说中描写过这样的情景：当“惊蛰”一过，在那土坡向阳的地方，“婆婆丁”的嫩芽已经钻嘴，给穷人报告生的信息；“春分”一到，在布满高梁茬子、豆茬子的垄台上，小根蒜的绿苗，就有几寸高了；“清明”种麦，除了在劐开的田垄里，可以轻易地拣到小根蒜、荠荠菜之外，在车道辄的两边，车轱辘菜的肥叶，已经放开了四、五片；而“小满”到“芒种”之间，在那长满庄稼苗的夹空里，那救苦救难的曲麻菜，开始像星星般地眨着眼睛；到了“夏至”，任何一个穷苦人的心，都放下来了——成筐成篓的曲麻菜，用锅煮烂，攥成团，再滚上一层高梁面，蒸一下就叫“欢喜团子”。不管咋说，饿不死人了！
　　 那时候，孩子们都盼年盼节，只有在年节时才能吃到肉。过节，一家也就买上一、二斤肉；只有过年，自家养猪，才能多吃几次荤菜。我家的沈阳一带，过去很少种麦子，只有过年时上供才蒸馒头；等过完年撤供时，干巴馒头才给孩子吃。
　　 光复后——解放前（1945—1948），国民党统治时期，人祸加上天灾，1947年高梁没出穗，闹灾荒，人们吃豆面窝头，吃得拉肚子。当时我正读初中，我家在沈阳城里，已经没粮可吃，便搬往乡下。临走时，把仅有的几斤高梁米给我留下，叫我坚持读书。没几天，我就饿回乡下去了。
　　 解放后，生活逐渐改善，但仍然还是低水平的。主食是粗粮，说起伙食水平来，以每周几顿细粮为标准。我在读初中时，得二等助学金，每月6元，正好是当月的伙食费。每天三顿高梁米饭，夏秋时白菜、萝卜、茄子、豆角常见，吃豆腐、粉条就算改善伙食了。星期日回家探望，不在家吃饭，一是为了给家省粮食，二是为了吃学校伙食的炖豆腐。
　　 1953年，我在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读中专，国家供给伙食，也供给书籍文具。那时，伙食水平大大提高，细粮常吃，每周有两次肉菜，有时还大家动手包饺子、包子。
　　 那时，我开始业余写作，发表小说多篇，并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得了稿费，除了养家以外，自己也大大改善了生活。先是在小吃铺吃上一碗肉丝面，后来，也有时吃上一盘溜肉段，最奢华的是吃过“红烧桂鱼”。
　　 1956年我从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地质勘探公司任计划员。当时重庆物产丰富，价格低廉。我当时月薪32元，每月伙食10元，可以天天吃鸡鸭鱼肉。街上小吃也有多样，多是以“角”计价的。红烧牛肉，0.15元一碗，足有4两肉。肉包子，3分钱一个，买3个，吃饱了。那时，我和发妻老张工作后，有了工资，我还有些稿费，但是，我们都要养家，按月分别给家寄钱，自己还是很节省的。
　　 因为有乡土观念，我从四川离职、退学回东北，1957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大学四年，头两年还能保持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后两年赶上60年的困难时期，可就挨饿了！1960秋天，我们下乡帮助秋收，先是吃了几天没有一粒粮食的土豆、倭瓜；等粮食成熟，大吃了几天饱饭；待到粮食上场，交完公粮，缴卖余粮，生产队就是光光的了。那时，我们本来有每月32斤的定量，不知为何不用；我们的伙食是一天三顿“破垃子粥”，稀粥能当镜子照人。接着，学校决定下乡办学。当时，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千余名师生，在海伦县租一个大车店，开始“办学”了。正如我在一篇回忆录写的那样：
　　 居住：十几平米的小屋，搭上两层铺，住20多人。屋子里，地上是厚厚的一层冰。
　　 饮食：红红的高梁米饭（定量），菜是熬甜菜秧子（一碗）。农民丢弃的甜菜秧子，白天有许多猪在拱来拱去；厨房拣来，洗洗，熬上一锅，给同学充饥。有位同学，在吃自己分到的甜菜秧子汤的时候，吃出一块硬块，细看竟然是一块猪粪！令人惊叹的是，那位同学没有因此而把这碗汤丢掉，他吃下了剩下的这碗汤！这样的伙食，抵挡不住饥饿还是小事，最难受的是排泄太痛苦了！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室外因大便干燥蹲上几十分钟，屁股像刀割的一样；更可怜的是，蹲的时候，经常有大猪在后面乱拱，等着你排出！
　　 学习：既然是办学，就得上课。一个大些的寝室，当做教室。两层铺上，坐满了同学。底铺的都直不起腰，过了一会儿，有的同学就累趴下了；上铺的，由于晚上睡不好，时间不长，也就迷糊过去了。
　　 其实，在这种条件下，同学们已经不大关心学习如何了，内心里时时考虑的是抵抗饥饿。大家去野外甜菜地里，寻找拉下的甜菜疙瘩，拣回来用煤火烧着吃。
　　 在海伦的这大半年，与其说是办学，不如说是逃荒！
　　 1962年初，我和老张开始安家。在住进家属宿舍后，感到最大的优越，就是在口粮上不受克扣了。每月每人定量28斤，自己做饭，足斤足两全吃到肚子里，真是幸福极了。算起来，我初中、中专、大学共9年，吃了近万顿集体伙食，绝大多数的感觉，只是“吃了不饿”，很少享受到饮食的快感。而在困难时期，当面对“二两粮票的玉米饼子，湿份量只有一两六钱”的生活困境的时候，那时的心情真是“出离愤怒”了。
　　 1962年，我家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他来到这一切都要定量的世界上，享受每月14斤的粮食定量，还有二斤婴儿饼干票。在他能吃粮食之前，这些定量算是对父母的提前孝敬。196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1968年，又生个女孩，不幸夭折；1971年，老天又派来一对女孩。还算幸运，当我承担六口之家的时候，粮食已经宽松了。不过，伙食标准还是较低的。说起来不知该谁觉得惭愧，这原因是我这个大学教师，17年没有涨一分钱工资。就我的实际工作状况看，我已经担负教授的工作了，而且堪称出色地完成这个职务的工作，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职称与工资。17年不涨工资，仍然勤勤恳恳地在工作，这样的员工，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单位同事对我有一个误传，说是我爱下小馆、喝小酒。说来惭愧，我哪里有余钱下小馆，偶尔在外面吃点，不过是豆腐脑、烧饼水平而已。
　　 1976年，我遭遇了人生的一大不幸，发妻老张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无辜地去世。我又当爹又当妈，带孩子过了近三年。所幸那时的孩子好养，饿不着、冻不着就算及格。1979年续妻老高进门，一家六口过着不饿不冻的生活，倒也算达到当时的生活标准线。那时口粮充足，细粮以白面为主，但是，豆油是定量的，所以只能烙“白饼”。我练就了滴油不放，能烙出商业烧饼水平的白饼。改善生活，常做的是一大锅猪肉炖酸菜。我的家庭伙食的改善，从1983年为起点。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制度放活了些，我们教书的可以到外校兼课，单位也可以办学挣些收入，这时我们有了工资外的活钱。1983年当年，我的额外收入是1983元。数字真是巧合，这相当于我当时的24个月的工资。1979年，在我当了17年助教之后，评上了讲师；又过了6年，近乎刁难地多次申报，评上了副教授。之后，因为年龄逐渐接近退休，更加对当时评职称的种种关卡，就罢了再升职的念头。如此，倒也轻松愉快，不必再啃外语，不必新学计算机知识，不必花钱发论文出书，不必听凭假内行真外行的审查挑剔，也算解脱了。
　　 1994年退休后，我又遭遇人生的另一大不幸，儿子因病去世。至此，我已经身受两次大的磨难。之后，女儿们相继出嫁，直到家中只有俩个老人吃饭了。
　　 供养的吃饭的人口减少了，我们两位老人的收入，却在不断地增加，这使我常常发出不该发的慨叹：我的人生，需要钱的时候，没有满足基本生活的数额；到了不太需要钱的时候，又有了超出基本生活费用的数额。尽管我们月月有余款，但是，伙食标准也没有过大的提高。一是因为科学保健，不宜吃得过份油腻；二是因为长期养成素淡的饮食习惯，喜欢大路饭菜。大米、白面，家家如此；鸡、鸭、鱼、肉，偶尔食之。家常便饭，不求精细；逢年过节，略微丰盛。
　　 过去，我常常光顾小吃店铺，看作改善；如今，子女、亲属、朋友，偶有宴请，体现亲情、友谊。作为东北人，习惯上以猪肉炖粉条为改馋的上品，如今也品尝龙虾、海参的味道。相比之下，也觉不出高价食财的美妙。我会经常不合时宜地干涉点菜的晚辈，要求他们体现大众化。判断饮食的优劣，是常常伴着每个人的经历与感觉的吧？
　　 关于“口份”，民间有许多俗话。比如：“千辛万苦，为着肚腹。”“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嘴大吃猪羊，嘴小吃四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食可饱而不必珍”等等。这些，是世世代代的平民百姓，在“糊口”过程中的切身体会。理想的社会，应该使老百姓人人有饭吃，人人吃得科学健康。愿天下人，一不为“糊口”犯难，二能够适当地获得调剂口味的美食。
　　
　　 穿衣戴帽，各好一套
　　 写完了“食”,该写“衣”了。说起穿衣，它的功能一为遮体，二为装扮。经济条件、身份职业、人生经历、遭遇处境，都影响一个人的衣装服饰。
　　 我自幼家境困窘，养成了在衣饰上只求遮体，不讲装扮的习惯。小时候，衣服鞋子全是妈妈手工制成。衣服，是旧衣旧布改制，为了“美观”，还要精细加工。那时流行“干部服”，妈妈用手针仿照缝纫机的针脚，做出“对针”，完成一件需要几天的功夫。至今我的回忆中，还有这样的画面：油灯旁，妈妈在缝绱一只棉鞋，我在傍边穿上一只棉鞋，眼巴巴地等着那另一只。
　　 我读初中需要住校，这可难坏了全家。被子，是用我老姨给的一个大包袱皮做被面，塞些旧棉花做成；虽然盖胸露脚，总算能够御寒。至于牙刷、牙膏，香皂、毛巾，一概全无。退休后，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回忆：“薄被拼就呈杂色，旧衣涤罢见洞穿。盥洗无盆池水冷，饥食残耙不觉寒。”
　　 1953年，我到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读中专，就是这套行头，无力置办新物。1954年，我开始业余小说创作，发表作品得到较为丰裕的稿费。除了给父母弟妹寄回生活费之外，我自己也开始武装了一下。牙具、香皂、洗脸盆、线毯都有了；黑色的咔叽布的制服做了两套，球鞋、大头鞋也置办了；全新的被子、褥子，也做成了；特别是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羊毛线衣。
　　 工作以后，结婚、安家，生活也并不充裕，因为，我们都要养父母弟妹，低微的收入，无力善待自身。这倒也适合我的脾性，一身旧衣裤，在单位显出工农化的作风；回到家做家务，不必三脱四换。
　　 我真正有了几套好衣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时，政策有所宽松，单位业余招学生，收入颇丰厚。因为不敢直接分钱，所以就先买家具，后做衣服。我系多次集体做衣服，共有运动服两套，中山装一套，西服一套。其中，运动服被穿用频率最大，因为，大家觉得它普通、随身。我的情况是，中山装也多次穿用——在一段时间里，我当上了三届市人大代表，又当了一届市人大常委，会议实在不少，它便做了“会服”。至于那套西服，只在儿子大婚时穿了一次。
　　 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的穿着有些过于随性，显得破旧而邋遢。曾经有次小小的误会：一次在街角与人闲聊，当得知我在大学工作，那人随口问道：“你在哪个锅炉房？”我当时还有些窃喜，似乎自己靠近工农大众了。
　　 在人们的习惯中，形成了一条通行的认识：男人的衣着装饰，是妻子的脸面。我在这方面，常常给发妻老张丢脸。我是有旧不穿新，不分场合穿着老一套。老张为了装扮我，费了许多心思：她把岳父的一件皮衣，换了新面料，给我改做了一件新大衣，我只穿过有数的几次；她把自己的呢子上衣，改成了男式上衣，我穿时觉得浑身难受。续妻老高是个对衣着不讲考究的人，在这方面对我较少约束，因此我乐得个随意。
　　 如今老了，自己的穿着，又成了儿女们的脸面。孩子们不断地给我买衣服鞋帽，真是前件未旧，新件又来了。我常常提醒自己，在与他们聚会时，一定要提前换好衣服。对于儿女们的孝心，我固然感到安慰，但是，也常常责备他们“买贵了！”“上当了！”他们似乎有了对应的办法，所以在报价时，偷偷打上几折。
　　 唉，时代与家境，塑造了我的性格与习惯，只能如此了！
　　
　　 安居
　　 我1956年结婚安家，回忆起来，为了能够有个安身之处，却也经历了许多波折。境况如下：
　　 1956年11月－1957年5月，重庆解放东路330号，二楼，12平米，无厨房及卫生间。当时，我离职进四川财经学院又退学，发妻老张仍在重庆地质勘探公司工作，是公司安排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