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一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虽然已是多次离开家，母亲依然絮絮叨叨地叮嘱：“吃饭要吃饱，要注意安全，不要同人打架！”诸如此类的话，不厌其烦，像是说不完。父亲的话，虽然不多，但很关键。父亲告诫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实在，不要怕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学杨忠哥，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其实呢，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能够做自己的主！可在父母亲眼里，好像我永远也长不大。每次听母亲交待要注意这、要小心那的时候，总会觉得肚子里，装了一肚子酸水。
　　 七月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走在破旧的街道上，没人注意我有什么变化。我步子轻快，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虽然扛着一包行李，但并不妨碍我展露愉快的心情。
　　 一条趴在巷口的大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呼呼喘着粗气，见我从它跟前走过，只抬眼看了看，一点也没有挪动的意思。天气实在太热，连狗都晓得躲避，只有人这种动物，不晓得顺应自然。其实呢，也不是这么回事。为了生存，人所付出的艰辛劳累，狗是想象不出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地冒出来，从你额头上往下滾，心里面似有一团火，燥热难当的感觉，折磨着整个人的神经，这种滋味，想来谁都尝到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的坚忍，人的意志，都不是动物所具有的。
　　 县里唯一的建筑社，在东街一条小巷子里。我带着满身臭汗，走了进去。低矮的屋檐下，站着三三两两的人。这些人同我一样，也是要到磊庄去建房子的。我抬眼四处扫了一下，一个也不认得，便找了个荫凉的地方，将肩上的行李放下，从裤包里摸出手绢，揩掉满脸的汗水。
　　 建筑社隶属于县轻工业局，是集体性质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县里面有三个。另外两个，一个叫搬运社，一个叫运输社。搬运社使用的设备，是手板车。顾名思义，这个组织的业务，自然就是又搬又运。三个社里边，只有运输社最为光鲜。运输社的设备是双轮马车，撇开那些负责喂马的不谈，吆马车的站在车上，飞扬着头发，鞭子清脆的叭叭声，炸响在空中，马儿一路喷着响鼻，把悦耳的马蹄声撒在路上。那副意气风发的架势，不像是要去运货，倒像是一个骄傲的王子在出行。建筑社地位居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建筑社所从事的，自然是起房盖屋的事情。社里的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工人，俗称提砖刀的，另一类是副工，又叫拌灰浆的。建筑社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凡是在工资册上有名字的，都算是建筑社的人。
　　 建筑社下面，设有三个排，每个排的人数，多少不等，得视这个排承接的工程而定。工程大样的时候，多招些人加入，工程小的时候，就让多余的人在家赋闲，工资自然免谈。这样的结构形式，比游击队还要灵活多变。既然是以排为单位，排长显然就是最大的领导。我加入的这个排，在建筑社属于新的编制，是一个新成立的排。说是新成立，其实就是另拉竿子，另立山头。排长姓杨，名叫杨忠，就是父亲嘱咐让我学习的那个人。在建筑社里，杨忠算小字辈的人物。杨忠少年时代，就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唯一的弟弟，改嫁去了很远的地方。杨忠不恨母亲，虽然年少，对生活的艰辛已是耳染目睹，知道母亲对他讲的话，就是活生生的现实。靠母亲一人之力，无法将兄弟俩拉扯大。母亲原本要把他也带了去，可他死活不肯，无奈之下，只好将他托付给了姑妈。姑妈同他是血浓于水，虽然家境也不宽裕，还是义不容辞，收留了他。他永远都记得，母亲临走时，把他紧紧拥在怀里的情景。母亲泪眼婆娑，叮嘱他：“儿子！你要听姑妈姑爹的话，要学会照顾自己……”母亲的眼泪，似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掉在他脸上。那一刻，他在心里暗暗发誓，终有一天，他要把母亲和弟弟，都接回来。艰辛而又漫长的日子，在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下，逐渐地退却。在汗水与泪水的煎熬之中，他像一株生长在岩石缝里的小树，艰辛地生长，在苦难中慢慢长大。
　　 从建筑学校毕业后，他被县里分到了建筑社。工作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接母亲和弟弟。谁知母亲与他，已是天人永隔，随他回来的，只有略显稚嫩的弟弟。
　　 为了这件事，他把许多的泪，吞咽在肚子里。在建筑社，杨忠本来是坐办公室的，可既要养活弟弟，又要积攒成家的钱，光靠那点固定的工资，显然是不够的。这样，在建筑社领导的关照下，他被调整到一个泥工排，任副排长。说是副排长，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全排上下，里里外外，都是排长一个人说了算。至于社里安排的副排长，在众人眼里，不过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罢了。杨忠也清楚这一点，从那些工人的眼神里，他读到的是轻蔑，好像他领的这一份薪水，是从众人的口里抠出来的。要在这帮人中站稳脚跟，得有两把刷子才行。于是，他拉了一车砖，整来黄沙石灰，拌好灰浆，闲暇之余，就在姑妈家院坝里，练那砌墙的本事。砌砖墙，技术含量最高的，要算蹲棱角。所谓蹲棱角，是一句土话，指的是砌房子的棱角。一间房子，墙面平不平整，线条直不直，与砌棱角的人有着莫大关系。水平高的师傅，砌出来的棱角，不论从哪一面看，都是一条笔直的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杨忠终于砌出了一条笔直的棱角线。虽然砌墙的功夫，熟练的程度已不亚于老师傅，但他依然故我，不动声色，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是一副混日子的模样。他在等待机会，等一个只属于他的机会。
　　 一天早上，杨忠像往常一样，到了工地。凌乱的工地上，碎砖烂瓦撒了一地。杨忠挽起袖子，该归拢的归拢，该收捡的收捡，直干得满头是汗，一抬头，见排长陈有财站在他面前，那眼神有点怪异，不知是赞赏还是鄙夷。陈有财是个彪形大汉，剃了一个溜光的头，满脸络腮胡子，身胚粗大，模样凶悍，有点古时的好汉风范。陈有财从嘴上拿开叶子烟竿，眯着一双小眼，摇了摇头，似是对杨忠的这种举动，很不以为然。陈有财看似极为彪悍，其实是个直爽汉子，肚里没长弯弯肠子，待得人的那种。他打小就是个苦人，十岁就拜师学艺，没读过几天书，对读过书的杨忠，内心里还是很包容的。建筑社的老主任，是陈有财的师傅。陈有财的一身武艺，都是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师傅找到他，把杨忠的情况一说，他二话没说，拍胸口就应承下来：“不就是想多挣几个钱嘛！这么多人，一人匀一口，够他吃个饱的。”就这样，他让杨忠当了副排长。这也是为了名正言顺，堵住众人的嘴。几十号人里，毕竟不全是他的徒弟。让他不以为然的是，杨忠不会做技术活，他压根就没想让他干活，可杨忠竟像是闲不住，一天到晚在工地逮啥干啥，累得像条推磨的驴。第一天，他就跟杨忠说，杨忠负责的是，每天就在工地上转转，有不对头的地方，告诉他就行了。细皮嫩肉的身板，迟早就回办公室去了，何至于这么累么。
　　 说话间，干活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拌灰浆的，抬砖的，全都动了起来。陈有财拍拍杨忠的肩膀，叫他歇歇，别再干了。房子已经升到两层，刚盖了四孔板，正是摞砖的时候。陈有财沿着为抬板搭的梯子，爬上二楼，安排一天的活路。干了这一阵子，是有点累了。杨忠找了块架板，坐了下来，小憩片段。刚坐下不久，楼上传来陈有财高声武气的吼声。杨忠跳起身来，跑上楼去，只见陈有财提着砖刀，打得砖块啪啪地响，一脸怒气。杨忠一问，才知一个礅棱角的老师傅，早上起床突然闪了腰，不能来了。少了一个关键的人，放眼整个工地，就只有陈有财自己顶上去。你说，他能不发火么。况且，亲自砌墙的事，他已经好几年没做了。看来，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实在是至理名言。杨忠走了过去，从陈有财手里抢过砖刀，说让他试试。一听这话，陈有财眼睛睁得老大，就像突然见到传说中的凤凰，一脸的不相信。杨忠请陈有财在一旁盯着，要是不行，就叫停。一间房子，有四个棱角，若是建房子的人多，便由四个技术最好的，分站四个角上，一人砌一个角。陈有财的这支队伍，就属于人多的。杨忠拎了砖刀，走到空缺的那个位置。腰痛的这个人，是一个姓左的老师傅，这一行当的经历，已有二十多年，处事为人，连陈有财都有点敬佩。杨忠站在墙角边上，眯了眼往下望去，只觉左师傅砌的棱角线，竟似比着尺子画出来的。杨忠心想：“苦练了这么久，杨忠呵杨忠，你可不能丢自家的脸！”这时候，灰浆已经拌好，一位姑娘正挑了两桶灰浆，向他走来。姑娘姓张，虽是成天和泥灰打交道，整个人看上去干干净净，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放下灰浆，姑娘关心地问:“你行吗？可不能充能充狠！”他笑了，说：“你就放心吧！没把握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杨忠捡起一块青砖，砖是手工做的，比机制的红砖硬度差一点，右手紧握的砖刀在灰桶里一旋，叼出满满的一刀灰浆。他左手的砖和右手的灰浆，就像很有默契的夫妻，在跳一支炫目的舞蹈，左旋右转的一刀子灰浆，已抹在了砖的一面。砖工的技术中，往砖上打灰浆，是一门基本功。技术好的人，只要五刀就可以完成，而且姿态相当漂亮。杨忠此时的刀法，已经接近完美。杨忠将砖放到棱角上，眼一瞄，砖刀轻敲两下，校正了砖的角度。杨忠一块一块地往上砌，渐渐熟练起来。从砌第一块砖，陈有财就站在侧边，看他捡砖、叼灰、运刀，直到杨忠砌了十多块砖，他才提着线陀，上前叫杨忠停下，看看杨忠的手艺过不过关。陈有财靠近棱角，将线陀放下去，眯了一只眼，只见墙角与线陀的线一样笔直，毫无走展。陈有财舒了一口气，他告诉杨忠：“以后棱角上缺人，就由你顶上。学得会，讨得累嘛！呵呵！”至此，他对杨忠另眼相看了。他隐隐约约的有一种预感，在建筑社里，杨忠会成为一个同他平起平坐的人。发工资的时候，杨忠领到的工资，仅次于陈有财。
　　 二
　　 拎着行李前来集中的人，三三两两的，越聚越多。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一人，早先的时候一同当过拖斗，算是熟人。见到我，他打了个招呼，自去墙边将行李放下。我把行李拎起，和他的放在一起，顺便打听一些情况。
　　 此人姓宗，名叫宗平，年龄同我相仿，也就十七八岁。当拖斗的时候，我是帮别人推车，他则是跟他父亲推车。宗平的父亲是个右派，属于开除了工作的那种。我的父亲是个反革命，属历史性的。父亲被革命的人们打倒的时候，我刚读小学。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怎么也搞不懂，父亲在旧社会的乡公所，做过几个月的临时工，可那时候，平坝这个地方，连革命的影子都看不见，他怎么就反对革命了呢！况且，参加革命工作时，对这段打工的经历，他是交待得很清楚的。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出教师队伍，遣送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在我的印象中，宗平父亲瘦骨嶙峋的，一副眼镜，用胶带拴了镜腿，戴在胡子拉碴的脸上。瘦得身上有几匹肋骨，都数得清楚。若是还能找到其它活路，断然不会拖板车，从事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将拖板车这个行当，描述得绘声绘色，可谓入木三分：“七十二行，板车为王。腿脚拉细，脖颈拉长。爬坡上坎，喊爹叫娘。碰到滑路，鬼哭狼嚎。上坡如蜻蜓点水，下坡像推上杀场！”这个活路，一般人撑不了多久。
　　 据说，他父亲是南下的解放军，解放了平坝后，就留在了地方上。因为有点文化，之前一直是干得很好的。在平坝这块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成了家。若是没有反右运动的出现，他父亲的人生，也许会一帆风顺。如果那样，宗平应该呆在教室里，听老师释疑解惑，而不是同我站在残破的墙边，躲避着七月暴烈的太阳，等待着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建筑一栋楼房。我和宗平，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沾了父亲的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倒也相似。交谈中，我才得知，杨忠是宗平的师父。能拜在杨忠门下，宗平有几分得义。说起杨忠的事，宗平眉飞色舞，很是自豪。杨忠在陈有财那里，虽然站稳了脚跟，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但他心里明白，这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排里，有几个人是陈有财的师兄弟，其余的都是他徒弟。只有杨忠，横竖都是外人。杨忠知道，任凭自己如何展劲，都不可能融入这个组织。在中国，师徒关系，是血缘以外最牢靠的一种关系。以他的年龄，不可能拜陈有财为师。当然也有一种方法，可以拉近他同陈有财的关系，那就是拜陈有财的师父，建筑社的老主任为师。如此一来，就变成了陈有财的师弟，那关系就不一样了。可他不愿这么做，他想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在陈有财的工地上，杨忠潜下心来，对建筑一栋房子的整个流程，需要多少砖瓦，多少木材，多少灰沙，不分巨细，全都加以关注。要拉起一支队伍，首先你得服众，得比别人懂得多一些。只有这样，别人才会佩服你，从心里把你当老大。所谓的心悦诚服，大约就是如此。白天劳累一天，到了晚上，杨忠还要坐在电灯下，读一些建筑方面的书。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杨忠憋着一股劲，积累着自己的知识，磨练着自己的意志。杨忠知道，不论做任何事，都要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陈有财自己读书不多，收的徒弟，也多是没几滴墨水的。读书不多的人，骨子里对文化这件事很纠结。有时候，你会觉得有文化真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文化不怎么样。譬如，领导在台子上作报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滔滔不绝，居然可以把口水讲干。陈有财会在心里骂一句：“狗日的，嘴巴皮真会翻！”听人摆古，讲朱元璋小时候帮财主放牛，伙同他人将牛杀来吃了，整根牛尾巴，埋在土里哄财主，说牛钻土了。陈有财也会笑骂一句：“狗日的，文化都没得，居然能当皇帝！”于是，陈有财有点心安理得。看来，能与不能，同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有文化的人，吃饱饭闲得无事，净爱做一些狗咬狗的事！对杨忠，陈有财也很纠结，不知要把他归于哪一类。是有文化的呢，还是没文化的。要说有文化，也没有读成书呆子。为人处事，谦恭有礼，和颜悦色。讲话既得体，又不冒酸水，并且还吃得苦，下得烂，脏活累活技术话，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要说没文化，竟然能够看懂设计图纸，同社里面的技术员，戴副眼镜像玻璃瓶底，人称王眼镜的，可以扯上半天，还说得王眼镜直点头。有时候，陈有财看着杨忠礅棱角，俨然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也会在心里暗骂一句：“狗日的，咋会这么能干！”他脸上浮着笑容，心里却是一种爱与恨的交织，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复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