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问药那些事

2013年的五月，侄女远嫁土默特，我去送亲，回来的路上，得知妻子不慎伤了腰，几乎已经卧床不起，内心便很焦急。我隐约知道，这是一个很顽固的病，当前的医疗水平似乎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即使侥幸治好了，还会反复发作。
　　 记得1986年，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某一节外国文学课上，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本应该礼节性地起立向老师致谢，可是那一刻，我的腰居然敢抗命，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听使唤，最终也没能站起来。那时，真的好害怕，脑子似乎也懵了，正值青春年盛，怎么会得这么重的病？是不是从此会瘫痪？漫长的人生路，我将如何面对？后来，老师离开教室后，我使劲撑着书桌，努力了半天，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然后双手掐腰，一点点地扭动，感觉比先前好了许多，腰部与中枢神经也恢复了有效的沟通，紧张的心情也有了缓解。可是，第四节课后，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它又故伎重演，不服从大脑的命令，让我难堪，令我难受。后来，同桌的老哈给我推荐了一个按摩店，那个按摩店的大夫是个残疾人，一只胳膊不好使，口齿也不太清楚，是天生的还是疾病后遗症也不得而知。他给我诊断是腰椎错位，需要复位，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上身前倾，并找来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帮助他把我上身努力向下压，直至听到“嘎巴”一声脆响才停止，然后又把我面朝下，平放在病床上，给我做按摩、烤电，连续三天，我的病症基本消失。后来，小妹妹下窖取土豆，上来时，我弯腰试图向上去拉她，结果不慎又旧病复发。记得那个按摩大夫曾告诉我，拽着门框上下拉伸身体，也可以帮助腰椎复位，于是我如法炮制，反复数次，竟然也治好了腰伤。其后的岁月中，这毛病也发作过几次，我都是用靠这土办法恢复了健康。
　　 可是，妻子的病是不是和我的一样呢？回去后该到哪儿治疗呢？一路上，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到家后发现，她的状况确实很严重，虽然勉强可以撑着下地去卫生间，但穿脱衣裤这样的事已不能自理，更别提料理家务了。看到这些，我心里虽然也很急，但表面上还要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不时开两句玩笑，逗出她嘴角带有苦涩的微笑。好在，妹夫满喜是个专业的按摩师，接连两次的按摩使她状况得到了缓解，只可惜他工作单位远在呼伦贝尔，此次送侄女出嫁，又绕路来我家小住，已经超假，否则，多给他一些时间，定会使妻子的病情好转。
　　 送走亲人，我便带着妻子住进了蒙医研究所。周边的人告诉我，这里的骨科是当地最好的。据妹夫说，除了手术，腰间盘突出没有再好的治疗方法，而手术风险太大，妻子坚决不同意，我也是心里没底，只好先保守治疗了。
　　 比较起来，这里的大夫护士态度都是那样的和蔼亲切，照顾也是细致周到，大大改变了我以往对医生护士的坏印象。他们每天的手段不外乎是牵引、按摩、烤电、输液，所不同的是还附加了传统的中蒙医手段，那就是针灸、放血和拔罐子。这些手段对于疏通经络，解除麻痹都是有好处的，只可惜一个多月的时间，效果不但不明显，饭量反而越来越大，体重迅速加重。原来，大夫在液体里加了地塞米松，这属于激素类药物，其副作用就是能加速人体营养物质代谢，使患者饭量增大，体重增加。后来不久，妻子的体重果然增了十多斤。不得已，便从医院出来，回家另寻良策，同时也期望通过卧床静养慢慢恢复。
　　 有时，机会就在不经意之间来到眼前。
　　 一天，内弟从牧区来家，并带着一个朋友。闲谈之间，那位朋友得知了妻子的病情，便把自己治疗此病的经历讲给了我们，还把那位大夫的通讯方式留给了我们。俗语说，病急乱投医，有病的人大都是这样，但我们还是半信半疑，好在那位大夫离我们只有150公里，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就乘车寻到了那位医生。
　　 那是一位赤脚医生出身的民间私人医生，年纪在60岁上下。他的诊所就设在自己租住的平房里，房屋陈旧，设备简陋，咋一看到便让人大失所望。可是，那诊所虽不起眼，患者却是络绎不绝，呈现出排队等候的现象，这多少又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那老大夫面相善善的，总是堆着微笑，声音也是轻声细语，透着和蔼亲切，还不时与熟悉的患者开着玩笑，让人感到轻松愉快。诊治完前边的患者，轮到妻子了，他不外乎还是中医那一套，望闻问切，了解了病情和以前诊治的过程。把完脉，老大夫告诉我们，可以治，先给他三天时间，三天有起色就接着治，如果不见效就另请高明。
　　 这些年，由于年龄的增加，求医问药的过程也不少，也去过很多医院，经历了很多大夫，这些大夫不论是什么病症，不管病情轻重，他们都敢接受，挂号之后，简单几句询问，便使用排除法，血常规，X光透视，B超CT等检查化验开出一大堆，不管能否治愈你的病，先狠狠宰你几刀再说。可是像他这样直截了当的大夫，能够替患者考虑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与众不同的方式和性格的背后也许有他独到之处，至少，他不像一些大夫那样，只管骗钱，不顾疗效。既如此，我们便决定在他这试一试。
　　 这位大夫确实有他的独门绝技，输液按摩之外，他采用了穴位注射药物的疗法，据他讲，这种办法可以使药物直接抵达病灶，疗效更快更好。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但至少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第一次见到。
　　 求医问药，既然选定了地点，选定了大夫，那其他的就该听从大夫的安排，配合大夫的治疗。只是，两三天下来，收效微乎其微，我们的信念几乎动摇。第三天，满脸绽笑的大夫问我们，怎么样？好点吗？如果见效，咱就接着治，要是不见效，就另请高明，别在这把病耽误了。听了大夫的话，本已动摇的信心反倒坚定了几分，不管怎样，人家大夫却是真正为患者考虑的，反正来了，总得给人家点时间，这么重的病症，就这么两天怎能见效，而且，这两天也亲眼目睹了来这里的患者络绎不绝，康复的患者接二连三，这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大夫还是有能力的。于是我努力装出几分笑容，回答大夫，有起色，比来的时候好一点。大夫说，既然这样，咱就接着治。
　　 其实，这两天在大夫家做完治疗，每次从他家出来，到街口打车的距离也不过百十米，可就这点距离，妻子每走几十步就要蹲下来休息，从她的神情上看，那真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本来，我想直接把车叫到家门口，可是她却依然坚持走着一百多米，目的就是想验证治疗的效果。
　　 果然，第三天起，她一次徒步行走的距离开始拉长，而痛苦的症状渐渐变轻，治疗的效果明显有了起色，我们的信心也坚定起来。后来，经过八天的一个疗程，妻子的病大见好转，徒步一二里路也成了现实，腿部的神经压迫麻痹症状也减轻许多，便按照大夫的安排回家休养。后来，为了巩固成果，前后又陆续坚持了三个疗程。如今，她的病虽不敢说得到了根治，但三年来状况一直不错，现在做一些简单家务，徒步到早市买菜都不成问题，甚至还捡起搁置已久的乒乓球拍，到球台前挥汗如雨。
　　 几十年的风雨兼程，身体零件再好也难免出现疲劳损伤状况，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看医生。说实在的，不论是我，大多数患者对医院、对医生都越来越不满意，抱怨越来越多。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差，开大处方尚且不说，医术精不精都想方设法骗患者的钱，特别是从那些重症患者身上骗钱，这已经不是个案。去年冬天，我的一个同学感觉身体不适，在当地没查出什么结果，便到河北的张家口市某医院问诊，那家医院检查之后怀疑是肺癌，推荐他首都某大医院做个全身癌细胞检测，并且说他可以负责介绍，省却了排队挂号许许多多的周折，我那老实巴交的同学信以为真，还对人家千恩万谢。这也难怪，面对这种情况，又有多少患者能保持几分清醒呢？于是我那位同学奔赴北京，在那家知名医院的体检中心从头到脚检测了个遍，结果是什么病也没有。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当然是好事，可是白花花的两万雪花大银就这样拱手送人，这、这、这……唉，这背后的猫腻还是不说了吧。
　　 2015年9月，患恶性肿瘤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魏则西从百度上得知，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用生物免疫疗法治疗肿瘤，治愈率达百分之八九十。而且还得知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并且上过央视新闻。于是魏则西的父母在绝望中看到了曙光，便从亲朋好友中千挪万借，凑了20多万，先后在这家医院做了四次治疗，可惜事与愿违，2016年4月12日，魏则西还是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魏则西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治疗的前后过程都是一个李姓主任负责的。开始的时候李主任说，这个技术是美国的斯坦福发明的，他们是合作，治愈率达百分之八九十。当他看了魏则西的各种报告单后又说：保二十年没问题。也就是说用生物免疫疗法可以治魏则西的病，而且能保20年。可是治疗几个月，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转移到了肺，于是魏则西的父亲找医院说理，那位李主任居然还说应该接着做他们这里的治疗，说做多了就有效果了。而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斯坦福生物免疫疗法在美国临床阶段就被淘汰了，可是飘扬过海来到中国竟被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拿来骗那些可怜的癌症患者的钱。
　　 这个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并对该医院下令停业整顿，至于最后处理结果一直未见报道。其实，最后如何处理对于魏则西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人死了，其他的还能怎样呢？我们只是希望这样的巫术再也不要重演，我们的各种媒体再也不要为他们推波助澜，我们的医疗机构再也不要为这些骗子提供滋生的温床，我们的监管部门再也不要留下监控死角，让我们可怜的患者遭殃、破财，最后导致人财两空。
　　 我还想说，医者仁心，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可以把治病救人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但千万不要把作为敛财的一种手段。救死扶伤应该超越金钱，超越一切，我们做不到高尚伟大，但至少我们能做到不欺骗，不强取豪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