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启蒙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这是臧克家先生一首诗的片段，是关于活人和死人的一个辩证，死了的人活着的是思想，活着的死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生理上的死人留下的思想可以传播，精神上的死人留了一个肉体的空壳继续繁衍着下一代活死人。
　　 于是，就有了好事者拯救活死人的诸般活动，我们将它称之为启蒙。启蒙是擦亮活死人的眼睛、不再迷信人云亦云，学会理性思考的过程。
　　 人类的第一次启蒙活动大约在1350--1600年这段时间，这是一个从黑暗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我们称他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崛起带动了意大利的航海贸易，发达的商业利润让他们成为新的贵族，这些贵族开始从基督教神学崇拜发展为更加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从而替代了教会组织成为古典文学的赞助者。他们从膜拜超自然力量的神发展到发现人类本身的潜能，有了“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提法。
　　 “文艺复兴”比较注重现世教育和个人主义发展的探讨，佛朗西斯科认为古典文学是自我改造和指导社会行为的一种手段，由此成为古典文学之父。学校的课程也在不断强调古典文学的学习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强调学生健康、快乐的生活，最终做一个合格的市民。
　　 有了繁荣的航海商业，艺术的发展不再依赖教会的赞助，文学、艺术的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15世纪初，马萨乔掌握了独具特色的透视原理，对于光与影、景物和人景深的效果运用达到了一定的成熟阶段，奠定了现代绘画和摄影祖师爷的基础。
　　 达芬奇画蛋曾经轰动一时，但其关键不是他对光影敏感效果的理解，而是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质疑，他开始思考天为什么是蓝色的，化石是哪里来的，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主观认识，开始在人们的心里动摇。
　　 可是好景不长，文艺复兴的过程仅仅维持了大约250年，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来讲绝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反倒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巧合。
　　 印刷品的普及刺激着文学的发展，《圣经》奠定的文学基础，繁衍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唐吉可德的荒谬，但这一切也仅仅是对于美学和哲学的重视，没有引起现实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法国入侵殖民开始后，“文艺复兴”逐渐衰落了。
　　 “文艺复兴”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但它多多少少开始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怀疑，怀疑是理性的开始，理性是思想启蒙的特点之一。
　　 一七八九年前一个世纪又一次的“启蒙运动”席卷欧洲，领导这一运动的领袖们兴奋异常，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人类在这个时代才开始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程，人类的生存状况将会从此稳步改善，一代会比一代好起来。
　　 启蒙的特点是一种从愚昧无知到理性力量的进步，理性的力量需要客观地分析和逻辑思维的缜密。后人一直以为这种概念的提出应该是哲学家的事情，其实不然，这些观念多半是小文人通过戏剧、小说、随笔之类的文学作品来体现的，他们的思想融入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在指导社会变革。
　　 牛顿的万有引力让启蒙学派大开眼界，他们认为既然自然界有着控制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力量，那么，人类社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可供人类和谐发展的规律呢？根据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经济、宗教和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随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欧洲旧的体制开始在这些具体的建议中受到毁灭性的批判和考验。
　　 “自由放任”是经济领域提出的口号，所有的制度必须按照，让人民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自然地发展的自由空间。实际上这是对重商主义管制经济的反对，对政府行为的干涉，十七世纪重商主义是国家安全必须的，18世纪却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了。亚当史密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不过是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些自由放任者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决定人类命运的信仰，提出了“砸烂可耻的东西”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无神论者，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和教士是政治家的工具。
　　 除了有神论和无神论者，还存在着一种不可知论者，他们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当然这里要属自然论者最聪明，自然论者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世界，但相信上帝绝不干涉他所创造的世界按照自然的法则运转。这是一种两方讨好的见识，既不得罪有神论者的基督教义，又不得罪无神论者的否认超自然力量。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观点都反映了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观点。
　　 思想启蒙对宗教的怀疑直接导致了对政治的思考，一个“社会契约”的新名词诞生了，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看成是一种“政治契约”，而让.雅克.卢梭把它改成了“社会契约”，他说，契约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约定，统治者获得一种临时“代办权”，“代办权”不是永久性质的，做的不好，人民有权利收回人民赋予的临时“代办权”。
　　 “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社会契约”破坏了传统的中世纪制度，这是一种绝对的社会进步。这些口号和理论的提出不是站在哪一国哪一民族的立场上的，他们站在空中看世界，在一定的高度审视着全人类，并积极为全人类寻找一种类似于自然界的牛顿定律那样的人类生存法则。
　　 适合全人类共同遵守的生存法则他们没有找到，但是他们的这些理论学说和著作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这些学说虽然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相比较以往的专制制度绝对是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开始按照他们的理论尝试着改革，俄国叶卡捷琳娜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说教，在教育和行政制度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据说约瑟夫二世为了改革累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在所难免，太岁头上动土真的有点难，何况还要在自己身上割肉分给大众。
　　 中国的启蒙运动有两次，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顶峰，诸子百家各言其说，说是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一点不为过，庄子、老子、孔子的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历朝历代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启蒙是有局限的，君臣、父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归根结底是为统治者专制统治服务的。他们启蒙的是庙堂之高的君臣，愚昧了江湖之远的顺民。
　　 另一次是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运动旨在开化民智，倡导白话，引进西学，让更多的人懂得道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未来奔走呼号。李大钊的理论，陈独秀的激情，胡适的学问，鲁迅的笔锋无不拷问着风雨飘摇的中国。
　　 在这之前几千年的中国，一直是反反复复的朝代更替，本质上没有根本的改变。皇权家天下的“天启”论，一直统治着中华国民。有人怀疑过他们的正当性，也曾做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疑问，但是一旦他到了那个位置，一样唯我独尊，然后，就是等待下一次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轮回。
　　 中国人的启蒙有点难，正如满街的狂人和目光呆滞的祥林嫂，阿Q依然在末庄快乐地臆想和伊困觉，华老栓手里的那个救命馒头依然在等待号称解放他们的战士的血。
　　 文化的断层是民族最大的悲哀，大秦帝国的“焚书坑儒”，满清“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革文化的命把知识分子那点血性彻底消灭了，人人自危的现代文人断了脊梁，不让说话就真的不说了，“宁可鸣死，也不默生”只当是传说，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传统不在，西学不敬，国民除了对锦衣玉食的向往和对金钱、权利的膜拜与敬畏以外，早已经丢失了灵魂。对于没有灵魂的人，怎么可能要求他们有教养，有道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
　　 四百年的思想启蒙，四百年的中国梦，进步的是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毁掉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精神的财富恐怕早已被丢弃得仅剩了一条内裤了。
　　 变革，不能简单地进行经济政策调整，重商主义在三百年前就被证实了不可持续发展，一条老路走过来，过河拆桥的事也做，最终落得摸着石头碰运气，运气会一直那么好吗？
　　 文化的根基是民族的根本，我们一直提倡“扬弃”，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中华文明有中华文明的魅力，既然请了德国的马克思，是不是也请一下法国的卢梭，陈伯达死了，启良还活着，这也算是自然论者的观点吧。
　　 理性的思考会让人擦亮眼睛，缜密的逻辑思维能让人辨清是非，胡适先生《论新生活》里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只要你多问就不会再浑浑噩噩。
　　 不知道有谁看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部被誉为与《梦的解析》和《广义相对论的基础》等齐名的杰作指引了欧美各国的进步，他教会人们理性地认知世界，理性会让人进步，个人的一小步便是人类的一大步。
　　 蛆虫叮的是死肉，粪坑在这边，拍死的苍蝇一定是少数，围观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