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乡下走走

我想名副其实地下回乡。
　　 下乡的想法由来已久，可真要付诸实施，也还有许多顾虑。我不想找熟人，找“公家”的人。那样虽然会提供一些方便，却会远离了我的初衷。我想一个人走进那座山村里，背一个包，带一瓶水，用我喜欢的方式与乡亲们说说话，而不是那种所谓的“采访”。
　　 当然心中也不无忐忑。那座小山村，只有200多口人，在大山的一个褶皱里。手机没有信号，没有餐馆和旅店，还不通公共汽车。我还特意问过熟人，那个村里有没有经营出租车业务的？哪怕是拖拉机或者蹦蹦车都行。可熟人告诉我，这还真不好说。因为山村差不多是在半山腰上，下了公路以后，是一条两公里长的石子路，关键是，这条石子路还要翻一道梁，那道梁最窄的地方，只有两个人的肩宽，我明白了。于是我坐公共汽车到公路与石子路交叉的地方，然后步行上山，然后再步行下山。我每天有登山的习惯，这点路对我不算什么。
　　 我得说说我为什么走进这座山村。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是关于选举的。一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均投了现任村主任的票。而老人自己的这张票，在关键时刻却投给了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就因为老人的这张选票当选了。老人为女性，79岁。40岁那年死了丈夫。她因为这张选票得罪了村里差不多一半的人，还包括她的两个儿子。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却让我有了许多联想。我想认识一下这个老人，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听听她的心里话。
　　 我走进山村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迎接我的是村寨上到处开放的牵牛花，还有一位牵着牛朝村外走的老人。我像熟人一样与老人打了招呼。问他干啥去，他说去闺女家。我说去闺女家咋还牵着牛？他说边走边让牛吃些草。我也回答了老人的问题，我说我是来这村里看牵牛花的，谁也不认识。老人说，他的家在村里白梨树下，看花看饿了，就到他家里吃饭。
　　 我先到村子周围转了转。村里有许多果树，空气里弥漫着瓜果香醇的味道。果树下面种玉米，玉米地里种黄瓜。坝台上还结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倭瓜。我在山路上遇到了一个摘酸枣的人，穿着大红的衬衫，大红的拖鞋，却既不合身又不合脚，一看就是女儿穿剩下的。我帮忙给她摘酸枣，话题就在这里拉开了。她告诉了我许多村里的故事，四十几户人家，差不多说了个遍。待两只袖管和一顶帽子里装满了酸枣。我已经成了她家的亲戚了。
　　 我跟她回家时，路上无论遇到谁，她都说我是她的亲戚。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她65岁，可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在石头垒砌的一个胡同口，雕像一样坐着一位老人。老人的身旁是一棵核桃树，核桃树上爬着倭瓜秧，一只青皮倭瓜从空中“系”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对着老人的头顶。我不无担心地提醒她小心些，那只瓜也许随时会掉下来。老人淡淡地说，庄稼人命贱，不会那么容易被砸死。我发现她说话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与我的这位亲戚正好相反。亲戚无论说什么都会哈哈大笑一通，她是个快乐的女人。
　　 有了这户亲戚垫底，我便可以随便在村中逍遥。在这之前我又了解了村中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那次选举，亲戚说，是那些人收买了老太太，答应死了给她副好棺材。这个说法还不如我在城里听到的说法容易让人接受。那种说法是，老太太是一个倔人，一辈子都爱做与别人的意愿相反的事。这起码是一种性格，我想。
　　 我在村中惟一的一条街上来回走，串了几户人家的门子。我无论从谁家出来，总能看见核桃树下端坐着的老人，一动不动。我每次从她面前过，她都会长久地打量我，却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绵长的午后一直和这位老人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老人就是我想找的人。5岁做了“屯子媳妇”(童养媳)，40岁死了丈夫。67岁那年上山跌断了腿，骨头没有接好，现在走路也很费劲。我问她是不是跟儿子媳妇一起吃，老人说，她一顿做一天的饭，好歹都要吃一天。腿脚不好，做点事犯怵。可不像年轻的时候。老人说，年轻的时候做六十几个人的饭，一天做三顿。老人的思维是断断续续的，她说得很慢，我听不明白，也不忍打断她。后来这种叙谈就变成了蜘蛛网，横向纵向交叉错落。老人谈她的父母、公婆、儿女和死去的老伴，诉说日子的艰难和不易。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那年闹灾荒，老人背着小儿子到很远的地方买了一兜萝卜。因为又饿又累，背着孩子就提不动萝卜，提了萝卜又背不动孩子。老人只得孩子和萝卜倒换着往前背，原本半天的路，走了一天半宿。回家煮了半锅萝卜块儿，她一块也没舍得吃。
　　 那个下午就这样琐碎而凝重地过去了，我的眼眶湿了一回又湿了一回。阳光透过斑驳的核桃叶洒下来，让我的心情也阴一块阳一块。不知为什么，老人没有提那次选举，我也没有问。我不忍打断老人绵密的思绪，当然，也还有别的顾虑。
　　 后来我就从这座山村走了出来。想起那个谜一样的老人，我的心会很安静。虽然此行的结果与我的初衷南辕北辙，可我仍然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