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印象

摘要：后来我问及罗老师，方知道那位老者姓马，名字叫希良，笔名叫蓬放，一直在省群众艺术馆《布谷鸟》杂志编辑部工作。他是南泥湾大生产时期三五九旅的文艺宣传员，解放以后，耕耘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几十年中，以他的热情，平易近人，发现和培养了上百名基层业余文艺作者，让他们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崭露头角，发表了不少生活气息浓郁的好作品。那些发表的作品，都是马老师帮忙理构思，谈谋篇，话布局，讲立意，一字字一句句帮忙推敲出来的。 唉，当一名县办文艺小刊物的小编辑还真够呛。每日，邮递员送来一大沓稿件，总是那么饶有兴味地拆开一份份希望，然而，很多时候却是揭开一页页扫兴——虽然也不乏好作品，但是，真能看上起眼的好作品毕竟不多。奈何？刊物要坚持办下去，要用稿件，就得仔细辨认潦草的字迹，删改那些不通的字词句，修正那些不伦不类的形式体例，总要不厌其烦地添加一些文采进去，加点技巧进来。即便只是看中了某篇稿件的某一点，你也得仔细揣摩……也随手把没趣的来稿一一扔过，但又立即郑重地拾起一份对业余作者的尊重，那是因为马老的影像，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早在我还在家乡小镇建筑队当工人的时候，为了抗议建筑队实行的“政治工分”对我的不平等——同一根杠子抬石头，根红苗正的人得10分，而我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只可以得到6分。为了逃离别人歧视我的白眼，就有心在工地上收检水泥包装袋的纸张，“歇火”（工间临时休息）时候铺排在膝盖上，歪歪扭扭地写些顺口溜，写我歪歪扭扭的人生。兴致所致，不断投稿，终于引起了县文化馆《堵河文艺》编辑、业余创作辅导者罗维杨老师的重视。
　　 记得那是1978年的春天，罗老师陪同一位老者，来到了我故乡小镇的建筑工地，寻找到了浑身泥土尘垢的我。老者和蔼可亲地伸出手来，要握我那泥污的手。我怯生生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仍是不好意思伸出。但我又是多么希望有人握我的手啊，多么希望有人伸手拉我一把啊！
　　 罗老师要我把最近写的东西交给老者看看，我在裤兜里摸索了好半天，羞答答像个大姑娘，摸出来七长八短水泥袋纸片，用手拍拍，用嘴吹吹，才舍个胆量递给老者——他却像接过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他那洁净漂亮的手提包，连茶也没有喝一口，烟也没有吸一支。我实在是招待不起，今生第一次为我撑起了人面子的两位老师啊，就让他俩那么走了。
　　 后来，我问及罗老师，方知道那位老者姓马，名字叫希良，笔名叫蓬放，一直在省群众艺术馆《布谷鸟》杂志编辑部工作。他是南泥湾大生产时期，三五九旅的文艺宣传员，解放以后，耕耘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几十年中，以他的热情，平易近人，发现和培养了上百名基层业余文艺作者，让他们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崭露头角，发表了不少生活气息浓郁的好作品。那些发表的作品，都是马老师帮忙理构思，谈谋篇，话布局，讲立意，一字字一句句帮忙推敲出来的。
　　 起初，我还以为那些发表作品的人，肯定跟马老师有什么特殊关系，后来，到我不揣冒昧，给马老师投去一篇名叫《一把抓》的快书段子，并很快就在《布谷鸟》1978年8月号发表出来——而且，几乎每一句都经过了马老师地修改，我才彻底信服了，马老师对最基层的人最底层的作者的热忱。
　　 1982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县里专业文艺创作干部的我，在省戏校的大杂院里拜见了马老师——他住在一个幽暗走廊的尽头，门口支着锅灶，墙壁熏黑，进门便是床铺，内壁密匝匝拥挤着陈旧家具，迎窗悬吊着一个连罩子也没有的灯泡，悬吊着一个很模糊的明亮，蚊虫飞蛾争相侵扰，窗户外不时传来车辆的喧闹和院子里面的嘈杂——一个省级大刊物的老编辑，竞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只见他穿了条大裤衩子，正埋首稿件堆里，在武汉火炉城里，夏日灼热的蒸腾中，不时拿起笔来圈圈点点，勾勾划划，背脊上热出的脓疱疮，挤兑着密匝匝汗水珠子。
　　 看见马老师那副模样，我几乎想哭出来。从此，马老那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啊，马老，您该带动、鞭策多少业余作者向前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