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范小叶

　　 第一次采访范小叶是在三年前，我刚来电视台不久，还处于实习阶段，看哪里都新鲜，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那些老记们的后面，皮笑肉不笑地腆着脸子问这问哪，手上还弄个小本本端着，不时神态庄重地记上几笔。每次出去采访都激动得不行，摄像机扛在肩上就像驮着一个三代单传的男童，走起路来胳膊不敢动屁股夹着，远看就是一个拘谨而又自艾自怜的独臂少年。时不时还得装作兴高采烈地接受各种盘剥，不是给大哥提摄像机就是给大姐拿话筒，早晨起来打扫完卫生还要跑着去给那些恋被窝儿的大爷小姐们买康师傅，把自己整得比《法门寺》里的贾桂还惨。
　　 现在想来当时主任派我参加那个活动完全是无奈之举。年底了，各个部门都开始为自己弄点长脸的事情，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间新闻部的两部热线都热得烫手，没有个把小时的耐心守候你就甭想打进来。这天当然也如此，所有能上阵的记者都上阵了，十多部摄像机也派上了用场，跟以往不同的是我没有被主任指派去给哪位老记做跟班，当时心里感到有些奇怪，有种被冷落了的感觉。
　　 主任从一上班就抱着电话忙，不是联系车辆就是向有关部门磨嘴皮子，反复强调新闻部人手少活动多实在太忙了。我们主任就是有这个本事，不但把自己整的比书记市长都忙，还把整个新闻部弄得跟货运码头一般没有闲空。我去给他倒了几次水，他都没有把嘴巴腾出来，最后这次主任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看了一下眼前已经开始往外溢水的杯子，用左手捂住手里的电话送话孔，忙里偷闲地对我说：“你另有重用”。
　　 我的另有重用就是跟着响水河县残联去乡下送温暖。这是我的第一次单飞，主任显然有些不太放心，反复叮咛，一定要多拍些画面，多做记录。我表面上唯唯诺诺地应着，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经过几次的试水，我对记者这个行当有了新的认识，它的神秘色彩正在我渐渐深入的目光中褪去。
　　 残联是残疾人联合会的简称，以前我不知道这个机构是独立的，还以为他们归民政局管，冯理反复给我解释残联是各级政府的单列部门之一，是为残疾人服务的专门机构，他们原来的最高领导是邓朴方，现已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的长子。冯理的全称应该叫冯理事长，是本县残疾人的最高首长，人很热情，长了一张大圆脸，下巴很短，再加上每次开口前都要笑一下，嘴巴就显得特别大，好像占了半个脸的位置。冯理说跟我们主任是同学，一开始我是有些不相信的，他看起来要比我们主任老气很多，后来就有些相信了，因为如果不是跟我们主任有些关系，这样的活动别说在县里，就是在市里主任也不一定派记者。
　　 出发的时候我们仍然坐去接我的那辆面包车，只不过后面的车厢里多出来几袋子面粉和几桶花生油。面包车的外面看起来很脏很旧，浑身布满灰道道子，就像乞丐那张带有标签的脸，看不出是什么牌子。里面倒还干净，每个座位上都套着天蓝色的座套。现在政府机关这样的面包车已经不多见了，就是去下面县里，一般县直部门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开始坐广本别克了。
　　 这天的活动一开始就有些不太顺利，我们来到响水河县大安乡草茨村，乡里的书记乡长民政助理都已经在等着了，但分管的吴县长还没有来，我们也只好等，村委办公室很冷，屋子中央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炉子苟延残喘地燃烧着，靠近门的窗子上有几块玻璃烂了，寒风呼呼的从外面钻进来，把铁炉子里烧出来的那点儿热气都吹进了墙缝里。书记跟乡长不时站起来跺跺脚，村里的支书一直强笑着，皱皱巴巴的脸上满是歉意，好像那冷飕飕的寒风是他吹出来的，不停地解释着，真是难为你们了，村里就这条件，天太冷了……
　　 十点多钟的时候吴县长来了，活动也就开始了。我们先来到一个六口之家，这家的四个孩子全是残疾人，据村支书说生下来都是好好的，到十八岁以后就开始发病，先是走路趔趄，然后就是站不稳，最后是全身瘫痪。老大和老二都四五十岁了，瘫在床上拉尿不知道。老三一动也不动的卧在墙根下晒太阳，惨白的日光下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老四拄着一根白条棍子斜楞着身子立在院子里，睁着一双浑浊的大眼珠子好奇地瞪着我们，嘴角还带着麻木不仁莫名其妙的笑意。两个老人的头发都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纵横着，把那硬挤出来的那一点笑意都淹没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呀！家徒四壁这个成语似乎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全都黑漆漆冷冰冰的，就连门口灶上的铝制水壶也让人找不到一点点的确认，门是那种很老式的木门，门框上黏附着一层凹凸不平的灰苔，这种东西当然是岁月的污垢留下来的。
　　 送温暖的仪式非常简单，吴县长把冯理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个大红信封交给那两位老人，信封很大里面的钱却不多，只有二百，冯理说送温暖更多的是为了送情谊。旁边的书记乡长争相介绍，这是咱们县的县长，春节临近了，代表县委县政府来看看你们，祝你们过一个富足祥和的春节。然后冯理跟民政助理把面粉和油抬进来，最后吴县长再说几句天冷了，党委政府时刻牵挂着你们的冷暖之类的客套话就完事了。
　　 从这家出来吴县长就要上车返回县城，冯理赶紧上前说“还有一家呢”。吴县长说：“你不说出个镜头就行吗？我那边还有一屋子客人在等着，得赶紧回去。”书记已经拉开了车门，吴县长正准备往里钻，冯理却挡在了里面，吴县长直起身子，半真半假地说：“怎么？你还想逼宫？”冯理努力笑着，说：“我哪敢？残联好不容易搞个活动，您就多出个面吧，市电视台的记者都请来了。”吴县长这才抬眼朝我看了一下，说：“市电视台的？你怎么不早说，我刚才还以为这位记者是咱县的呢。”说着过来跟我握手，说：“天这么冷，辛苦你了，今天情况特殊，市教育局来督导检查，我得过去陪同，下面的活动就不参加了。”吴县长走了，临走还不忘嘱咐我：“冯理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自从他分管了这项工作，我县的残疾人事业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你得多宣传宣传他。”
　　 书记跟乡长一看县长走了，也不想多待，说他们回乡里还有重要公务要处理也溜了，现场就只剩下了民政助理跟村里的支部书记。冯理看着一辆辆小车在自己面前绝尘而去，表现得很沮丧，民政助理问咱还继续吗？冯理顿了一下，没好气地说：“继续，为什么不继续？咱是给残疾人送温暖又不是给县长送温暖！”
　　 赶到下一家，家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孩子看起来很内向，问他“家里人呢？”孩子摇摆着身子说“不知道”，然后就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滚来滚去，脸上渐渐显露出紧张的表情，低下头瞅了个缝隙一下子就钻了出去。民政助理的脸色不好看了，阴着天质问支部书记：“不是昨天就让你下好通知吗？”支部书记还是强笑着说：“昨天我是亲自跑过来说给范小叶的，她怎么没有记住，这女人太粗心了。我这就派人出去找，她男人这个情况，她应该走不远。”
　　 从外观看范小叶家比刚才那一户的境况强了很多，房子是半新的，地面的四周还是用水泥抹起来的，中间还铺了花砖。但屋子里似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老式的菜厨子蜷缩在角落里，上面错综复杂地摆放着碗筷菜刀炊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菜橱子下面是一个放在地上的菜板，菜板黑糊糊的，仅凭颜色已经没有人认为它是个木质的家什儿了，上面还摊着几块剁了剩下白菜帮子。里间屋的门半掩着，似乎有人的气息若隐若现地传出来，还不时夹杂着敲击床板的声响，想必就是范小叶的植物人丈夫了。
　　 在路上我已经听了乡里民政助理的介绍，知道这家的女主人范小叶老家在贵州山区，是人贩子以八千块钱的价格卖过来的，偷偷跑了几次没有逃掉，还去乡里告了几次，说丈夫强奸她。有人故意问：“你不让丈夫强奸，想让谁强奸？”她也听不出个孬好来，继续控诉丈夫的暴行，说丈夫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一晚上要强奸四次。后来有了孩子就开始死心塌地了。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五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范小叶的丈夫用地派车去肥城拉碳，被汽车撞成了植物人。我问：“那后来范小叶就没有再逃？”民政助理说：“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没有人看着了，她反而不跑了，比过去更加死心塌地。据邻居们说，尽管日子过得很难，但她对丈夫却比过去好了很多，每天擦屎端尿洗身子照顾得非常周到。”
　　 正说着外面传来了稀里哗啦的声响，隔着玻璃窗看过去，见院子里陡然停了一辆架子车，上面满载着一大车玉米秸，一个瘦小的女人正在趔趄着身子停车，女人想把车把摁下来，但由于玉米秸装得太多，车子一晃几乎要把女人掀起来，是跟着的支部书记在后面扶了一把，架子车才勉强站稳。支书埋怨说：“让你今天在家等着县领导来送温暖，你还跑出去！”女人陪笑着解释说：“在家等了半晌午，是东头二婶子来问要不要玉米秸，不要他们就烧在地里了。我一想人家好心来说了，不要不是不好看吗？再说不要，我们也没有烧头……”女人的声音很尖很细，满嘴都是当地土话，几乎没有了外地口音。支书有些不耐烦了，说：“快别罗嗦了，领导们都来了，赶紧进屋吧。”
　　 让我想不到的是范小叶竟然是个镜头感很强的女人，一见了我们，那张黝黑的脸庞就充满了感恩的笑，攥住冯理的手说：“感谢政府感谢党，如果没有你们来送温暖，我们早就活不到今天了。”这让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在我从业不长的新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我开始装模作样起来，像一位资深记者那样开始了一本正经的采访，问了很多大而无当的问题，也拍了很多空洞无味的镜头。当然我这样做也有显摆自己的意思。
　　 第二天主任看到我给他的稿子，只扫了一眼就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心里一沉，看主任的脸色我就知道他所料的是什么了。为了写好这个稿子昨天晚上我绞尽脑汁，我知道放在我们市电视台这个活动太小根本报不着，顶多也就是个简讯。但这样既突出不了以冯理为首的残联，也体现不出党和政府是怎么关心群众疾苦的。想到冯理为了这次活动的苦心孤诣；想到他跟我们主任的特殊关系。最后我还是决定尽量把稿子往深里写，而且这样也便于操作，各级电视台每年都提供大量范文。稿子写完了，当时我还有些自鸣得意，自己在灯下朗声读了一遍，谁知到了我们主任手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主任和我一起去机房看了我拍回来的素材，看完后主任很兴奋，连说“这完全能出个好新闻”。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见他反复的看我对范小叶的采访就有些明白了，我们主任的兴奋点跟我一样，都是在范小叶身上。我却有些担心冯理那边不好交代，一提冯理我们主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说：“这种送温暖活动既不新鲜也不大气，若不是看着他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的份上，我才懒得搭理他呢。再说做好这个新闻也就突出了残联的作用，范小叶之所以对她植物人丈夫不离不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残联等政府部门的关心呀。”
　　 再次采访范小叶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年前的那个稿子被主任枪毙了，冯理那段时间一直盯着电视在找自己的身影，找不到就给我打电话，最后还来台里找了我们主任，主任这才瞅了个机会在集中报道他们县送温暖活动中让他出了几个镜头，就这冯理还有些激动，来台里请我们主任吃饭，席间我知道了主任说冯理“走下坡路”的意思，冯理原来是县长秘书，后来去了县环保局干局长，再后来他当年跟随的县长犯了事冯理就开始倒霉，先是调任档案局局长，后又来到残联任理事长。可能是这几年在仕途上太坎坷了，再加上喝了点酒，冯理到最后竟然不顾场合地痛哭起来。我们主任觉得有些难堪，放下刚才一直端着的架子，赶紧安慰他这位失意的老同学，答应年后给他上个大稿子，全面反映一下全县的残疾人事业。
　　 全面反映一下全县的残疾人事业，这是我们主任跟冯理的说法，跟我就不这样说了，主任认真分析了范小叶的所作所为，觉得范小叶这个人物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八荣八耻”之际把这个人物推出来，更能够体现我们作为强势媒体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唯一的不足就是范小叶这种忘我献身的精神缺乏思想基础。我知道主任说的这个思想基础是什么，在我上次拍的素材里面，有一个镜头是范小叶给丈夫洗脚，一边洗着一边说，“自己就是这种命了，想想又舍不下”。说着眼泪就哗哗地落下来。认命和善良可能就是范小叶之所以这样的思想基础吧。主任听了我的解释一直摇头说：“你说的可能是事实，但这太缺乏时代特征了。”我一直认为电视新闻是有一定表演性的，而表演就有了艺术的夸张。最后主任跟我说：“沉下心来，好好挖掘一下，这个范小叶身上绝对有戏，她太像个新闻人物了，说不定下届能报个政府新闻奖，这对你是极为有利的。”
　　 我明白主任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我现在还是实习记者身份，像我这样的实习记者在整个电视台有将近十来位，给谁转正除了关系就要看工作成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