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兵徐满天

一
　　 我叫徐满天，是一名抗战老兵。八月的一天上午，我拄着拐棍弯腰走出低矮潮湿的小屋，靠墙坐在门口的草蒲团上，我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在我眼里就像是一团焦黄的由高粱梃子编的用来摆放饺子的锅拍。我眼前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在我面前蹲了下来说，大爷，我们是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来看你。我摆摆手说，听不清楚，我的眼睛和耳朵已经坏掉啦。那个蹲下来的人很有办法，他掏出随身携带的老年盒式助听器，把盒式助听器挂在我胸前，主机经一根导线连接耳机，将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调节好开关问，可以听见我说话吗？我立刻笑起来说，好多了，就像在我耳朵里面架了个大喇叭。
　　 那人接着说，大爷，我们是来给你送慰问金的，顺便了解一下，您是哪年参加抗战的？说到抗战，不就是打“老日”嘛，我一下就来了精神，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正与日本人在阵前激烈地搏杀。我端起拐棍比划着几个突刺动作喊，杀！杀！杀！但很快，我就支持不住，靠在墙上，慢慢坐到了地上。抗战时，我一直在战场上打鬼子，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腿上到现在还有当年日军的炸弹碎片没有取出来。来看我的人说，国家将要把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医疗救助行列，过一段时间，还有一枚抗战纪念勋章要送给你。我一听就哭了，国家给我勋章，就是承认我打鬼子有功，我得敬礼！虽然，我的手已经萎缩，脊背佝偻了，双腿也残废了，但我必须站起来敬礼。我拒绝别人搀扶，脊背靠在墙上，双手抓住拐棍，用力一撑，就慢慢站起来了。我好多年没有敬礼了，但是一个上等兵对敬礼并不陌生，我艰难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已经再也无法标准的军礼，虽然这个军礼已经不成样子，甚至说不叫军礼，但那是一个军人的尊严。
　　 从那后，我天天坐在屋门口等那枚勋章，我想我要能带上那枚勋章就好了，挂在上衣口袋处，在风里发出“叮当”的响声。可是我没有等到那枚勋章，我就死了。我死后，那些来送抗战纪念勋章的人，在田野里采了许多野花，编成一个花圈，到我的坟上去追悼，把勋章埋在了我的墓碑下，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人死后都要经过鬼门关，走上黄泉路，在抵达冥府之前，还要经过生死分界的忘川水，经过河上的奈何桥，渡过这条忘川水，就可以去转世投胎了。但在奈何桥边坐着一个老太婆，她的名字叫孟婆，如果不喝下她碗里的汤，就过不得奈何桥，更渡不了忘川水，只要喝下这碗孟婆汤，你就会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刹那间，我怒从胆边生，把孟婆汤摔在了奈何桥上，碗被我摔成了十八瓣，我大喊一声，奶奶个熊——就是过不了奈何桥，老子也不能忘了打“老日”。
　　
　　 二
　　 1938年4月的一天，日夜不息的淮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一天清晨，一架日本人的飞机飞临我们村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我跟着村里人躲避，躲在了一条石缝里，能看到翅膀下面画着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从我们村上空呼啸而过向南飞去。
　　 午后时分，我们从石缝里钻出来，日头在天上明晃晃地照着，有些烤，这是长庄稼的时节，地里的高杆作物绿油油的已有齐腰高，麦子也秀了穗，过不了一个月就要收割了，麦收是我们村里人最喜悦的时节，我们打算麦子收碾一毕就躲到山里去。
　　 可今年我们高兴不起来，先是麦子开始泛出一层黄色的时候，大雷雨袭来。褐色的浓云笼罩在村庄上空，大风吹得大团大团的黑云顺着淮河飘动，同时河面上掀起阵阵波涛，拍打着河岸。闪电在淮河上空照亮了天幕，稀疏的雷鸣声震撼着大地。下雨前，村子里响起一阵关窗门的响声，在田里干活的农人匆忙地赶回家去。暴雨倾盆而下，淮水暴涨，站在村口能看到灰色的河水平着河堤，滚滚东去。我们村里人穿着蓑衣，打着黄油布雨伞在加固淮河拐弯处的一段河堤。大家面对急促上涨的河水，焦急地议论着。日本人来了，人心惶恐，没心思加固河坝，导致河坝坍塌，河水快速上涨，一天涨过一天。终于有一天，我们村前面的淮水漫过河岸，把眼看就要到手的麦子淹了。
　　 洪水退去后，田野里散发着淡淡的潮湿、腐烂气息。很快，这些气味就在我们村子里洋溢开了。我们村四周田野里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被洪水浸泡透的麦子倒伏在泥里遮蔽了通往河滩的路径。我爹叫上我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我们村里的麻叔问我爹，徐二，还锄啥呢？庄稼都淹了。我爹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一条土路从村子里钻出来，就变成大道，延伸到辽阔的原野里。我爹站在田野里，放眼望去，看到河滩上的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可今年此时，到处都是亮闪闪的水洼。我和我爹踩着泥泞走进自家麦田，我爹感到心灰意懒。我家地里塌陷出一个有半亩地大小的洞穴，洪水裹挟着连根拔起的麦子流进了洞穴里，没有流进洞穴里的麦子也被洪水沤烂了。完了，我爹说，连种子也赔进去了。
　　 当年，村里庄稼绝收，没有新粮接济，我们家也渐渐无米下锅，一些没饭吃的人家开始外出逃荒。在一个平淡宁静的旱晨，我和我爹喝了一肚子的掺了野菜的玉米稀粥，把犁铧套绳收拾齐备，从棚圈里牵出水牛去离家最近的地里耕种。这块地耕翻完了，卸下犁具再套上铁齿耙，把地耙磨一遍，地面变得平整而又疏松。我爹解下耙来再套上犁杖，在翻耕磨过的土地上开沟播种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爹这个老庄稼把式遇到了难题，他穿着一身黑不黑灰不灰的破旧衣裤，裤腿卷起来有一大截脚杆露在外边，他抓着破草帽向胸膛里扇着风，眯缝着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圆睁着，问我，种啥呢？接着自言自语道，能种的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过了耕种季节。我爹看着在地头上无忧无虑吃草的水牛，也揪下一撮草塞进嘴巴里，边嚼边说，人要能吃草就好了。
　　 这个时候，田野里热浪滚滚，阳光毒辣，令人不敢仰视，被洪水淹过的田野在阳光升腾着一股股热气，空气又黏又烫，到处都眩目，到处都憋闷。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忍受，我已经被饥饿和酷暑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了往日那股子人欢牛叫的生气。我穿着破裤衩子，光着脚，在田地里寻找田鼠洞，想把田鼠洞里的粮食挖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可是一场洪水把田鼠都吓跑了，连田鼠洞都坍塌了，一些坍塌的田鼠洞里聚集了不少蚂蚁，变成了蚂蚁窝。看着蚂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吃食，就抓些干草在蚂蚁窝旁点着火，半躺在田埂上用树棍捅蚂蚁窝，把蚂蚁诱到树棍上，蚂蚁沿着树棍往上爬，爬到顶端，如同面临万丈深渊，蚂蚁感到了恐怖，调头逃跑和后面的蚂蚁挤成一团。我把树棍伸到火堆上慢慢旋转一圈，蚂蚁就烤熟了。
　　 那天，我吃烤蚂蚁的时候，就听见梆子声从村子里面传来，还夹杂着吹竹管的声音。这声音很熟悉，村里的甲长都是用这种声音召集族人聚集。我爹竖起耳朵说，放赈灾粮？快去看看。我一听粮食，立刻就来了精神，爬起来就跑，开始是跑，后来是走。走进村子，老远就看见甲长家门口聚集了一群人。我看见我们村的麻叔从人群里挤出来，蹲在地上挠着头思量了许久，忽然站起来，一跺脚，把烟袋往烟杆上一缠，再把烟杆往后腰上一别，又挤进去，不一会儿就挤出人群，肩膀上扛着一个布袋急慌慌地朝家里走去。我挤进人群一看，甲长家的院门敞开着，在门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一个军人。不远处的树阴下是一辆罩着黄油布的马车，马车支起车架，减轻了辕马的重负。一个乡公所的人背着步枪把装满草料的笸箩放到辕马面前，又掂来一桶水，自己先用水瓢“咕咚咕咚”灌了一阵，把喝剩下的水倒进笸箩，拌匀了草料，让辕马吃。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乡村是乡、保、甲三级管理。我们村的当家人是甲长。我挤到桌子前，已是满面煞白，虚汗如注，我打躬作揖说粮……赈灾粮。军人黑瘦面皮，嘴唇上留着胡须，中等个头，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这是一战区的军粮，拿了粮食就要参军打仗。我说，不是赈灾粮啊？刚才喂马的那个乡公所的人便走进人堆里，从黑布褂子里抠索出一包“佛手”香烟，慷慨大方地散了一圈说，前面打仗吃紧，这里又遭灾，哪有赈灾粮？我饿得厉害，看见粮食就不想走了，我咽着口水说，我跟你们走，能给多少粮食？军人看我有参军的意思，态度好了起来，拿起花名册，问我，识字吗？我摇摇头说，十以内的数我掰着手指头还能算个八九不离十，名字会写，还认得几个字。军人说，你看啊，这上面登记的是小麦50斤，或者玉米80斤，小麦和玉米你认识吗？我说，小麦认得，玉米只认得那个米字。军人说，你要小麦还是玉米？我说，我都想要。军人摔下登记册说，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军粮也敢讨价还价？我一看军人生气了，我也不怕，就顶撞说，我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给我爹娘多孝敬些粮食，有啥不行？军人“咦”了一声，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挠挠下巴说，有气性啊。说着，摊开登记册，问我，叫啥？我说，徐满天！军人头也不抬说，哪几个字？我说，不知道。我们村甲长，长着一张黑不溜秋的烧饼脸，下巴上留着乱蓬蓬的胡子，赶紧陪着笑脸说了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军人在登记册上写上我的名字，让我签名，我伸头看着说，我要玉米不要小麦。军人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当然是玉米了，比小麦整整多出来30斤，傻瓜才要小麦呢。军人把我的手在印泥盒里蘸一下，又抓住我的手在花名册上摁了一下，扭脸朝马车喊，徐满天，玉米80斤！
　　
　　 三
　　 那年我18岁，为家里挣了80斤玉米，要不是那80斤玉米救命，我们家就得外出逃荒，也许就死在了兵荒马乱的逃荒路上。
　　 过去，我们村是有名的富庶村，是清雍正年间从外地迁过来的，位置是阴阳先生根据八卦和风水之说用罗盘定下来的，位于豫南之南的淮河之畔，村庄随坡就势位于丘陵高处，四周土地深厚肥沃，是个年年有好收成的金盆盆。一条白亮的河流从丘陵后面绕过去来，哗啦啦地流入了村前宽阔的闪着亮光的淮河。早先我们村就是一户徐姓家人，住一个大宅子，后来渐渐各自成家，另立门户，就形成了一个有近三百人的大村庄，取名徐家围子。
　　 那年，我告别徐家围子，被征调到县里的补训处集中。我跟着队伍往县城走，路上不断有新人添加进来。我们村的麻叔也和我一起去吃军粮，麻叔四十出头，身材很高，腰板不太直溜。他光着脑袋，三角眼，尖下颚，上着衫袄，下着裤，一身贫苦人的“短打扮”。半路上又添进来一个半大黑小子，大眼睛阔嘴巴蒜头鼻子。我一直感到这个半大黑小子眼熟，但一直都想不起来，一问才知道他是邻村的，还去过我们村子，叫铁头。铁头光着脚，走起路稍稍有点罗圈，但脚像铁抓钩似的抓着地面。他右手拎着一只河蟹腿，蟹子的其他部分已经被他生吃掉了。蟹子腿他舍不得吃，最后送给我说，我爹说生吃蟹子活吃虾。
　　 当时，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满脸冒虚汗，但对生吃河蟹还是有些忌惮，我问骑马走在队伍旁边的带队长官，长官，啥时候给我们开饭呀。带队长官一勒马缰绳说，才给你发了粮食，咋又嚷着吃啦？麻叔捂着肚子，擦着头上的虚汗插话说，长官，从鸡叫头遍到现在没吃一粒粮食，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队伍里大家一口同声附和说，就是，喝了一肚子凉水，到现在已经是前胸贴后背啦。带队长官掉转了马头跑到队伍后面喊，都给我顶住，到县城就开饭！
　　 队伍一下子欢呼起来，铁头把舍不得吃的河蟹腿也扔了。我们走进县城，可让我开了眼界，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来过县城。我们走到县城十字街口遇见县里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正在散发《告同胞书》，募捐钱银，演讲唤起民众共赴国难。
　　 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门楼，有县保安团士兵站岗，也没阻拦就放我们进去了。我是头一次进县政府大院，有些好奇，左看右看就问带队长官，长官，咱这是进了县衙吧？带队长官摆出一幅见过世面的样子，撇撇嘴说，这算啥？我去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着好几个县呢。我羡慕地说，长官就是长官，见过大世面哈。过了前院，穿过一个拱形半圆门便到了县政府后院，找着兵役科，一个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戴着宽边礼帽，蓄着小胡子，胸前还挂着一枚青天白日党徽的人，自称是县兵役科的西门主事。带队长官指着我们说，赶快弄些吃的，都是空肚子走来的。
　　 西门干事赶紧摘下宽边礼帽说，这个早有准备。说着，就领我们去吃饭。到了吃饭的伙房，带队长官去屋里独自吃，我们在院子里呼啦啦围上去，十人为一组蹲在地上吃，吃食就放在中间地上，有一木盆糙米干饭，还有一簸箕篓庞大的杠子馍，就着一盆撒了盐的煮白菜吃。我们好久没见过粮食了，扑上去就抢，我从人群里抓出一个杠子馍，一口咬下去，差点咬着手指头。我们吃完了煮白菜，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我打着饱嗝说，妈的，总算吃饱了。还是当兵好，就是死了也比当饿死鬼强。这个时候，我看见麻叔不急着吃馍，在每个饭堆后面转悠，趁乱就伸手从簸箕篓里抓一个杠子馍来，飞快地塞到怀里，还冲我狡黠地偷笑。最后，麻叔假装撒尿趁机溜到伙房堆放杂物的后院，我好奇，偷偷跟去。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也是贼头贼脑，一溜小跑，绕过一堵墙，等我跟过去，麻叔已经爬上靠墙的一棵树，跳到墙头上，“扑通”一声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