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爱情故事

　　 我到特区的第二年是在团市委工作，有到过特区的该知道荔枝公园和大家乐这两个著名的地方，我办公就在那儿。大家乐当时代表着特区文化，后来写特区历史对这段文化有个专业称呼：文化沙漠中的快餐，就是城市露天舞台自发的自娱自乐。现在已是金碧辉煌的半露天现代化灯光舞台了，当时极其简陋，只是我管辖下的一个第三产业创收的业务，我甚至没怎么管，只是收收承包费而已。谁也没想到这个舞台以后会那么出名，培养了一大批后来脍炙人口的岭南歌星。
　　 我主要做些文字工作，那是小平南巡后的几年，全国人民都意气风发。我更是春风得意，参与了当时轰动的电视政论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撰稿工作，帮市长撰写的全市科技工作者大会上的演讲稿《科技之梦》模仿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文风，因异于当时的官样文章好评如潮，团市委书记特地到我的办公室与我握手，部长承诺我一年内调入我的工作关系和户口，组织部也找我谈话，说工作关系调入后可直接提拔……那时走路都是轻快的，时时哼着歌儿。
　　 那次刮台风，岭南的台风十分惊人，雨也下的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单位也不办公了，我因为前一晚赶稿子住在了办公室，现在回不去。风怪叫着，雨不是下而是在往下倒，这时电话铃响了，通知我和几个年轻人马上到三防办报到，准备参加抢险，接我的车已在路上，我放下电话带上装备往楼下走去。
　　 在一楼大堂，我遇见了这个女孩。这是个南北杂交的孩子，父亲是大连人，文革支边到海南娶了当地姑娘生下这个女儿，母亲现在是《特区青年》杂志社编辑，和我在一栋楼办公，就在我楼上。
　　 我看见她时她全身都湿透了，白色的裙子黏在身上几乎透明，她无助的抱着胳膊，正在瑟瑟发抖。我认识她，她当时还是中学生，暑假经常到我们这栋楼来找妈妈，我有时往《特区青年》投稿所以跟她妈妈很熟，也经常见到她但没说过话。
　　 我急忙过去把我的雨衣给她披上：“你这孩子怎么了？这么大雨还跑出来，你妈也不在啊。”
　　 她急忙裹紧雨衣，哆哆嗦嗦的看我一眼：“叔叔好”。
　　 她的相貌海南特色多一点，海南是丑人集中的地方，但偶尔出的美女帅哥却美艳惊人，比如历史上的宋氏三姐们就出在海南文昌。
　　 她的眼睛微凹，本来就大加上扇子般的睫毛，像个卡通女孩，鼻子尖尖的，嘴巴总是象委屈的噘着，下巴上还由一小块凹陷，象是上帝在创造时一会儿认真、一会儿漫不经心，但完成后上帝绝对惊呼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的放进他的精品室里。
　　 她哆嗦得很厉害，我看车还没来就带她到楼上喝热水换衣服，她到洗手间换上我的长袖衬衫和拖鞋，然后踢踏踢踏的跑出来，苍白的脸色恢复些红润，原来确实很白，不是海南人的那种焦黑。这时电话又响了，告诉我车到了，我急忙走了，嘱咐她等雨小了打电话让父母来接，她开心的点头，招手甜甜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第二天她母亲来感谢我，并向我抱怨她的掘：“那么大的雨啊，一句话不对付就跑了，从小就这样，跟着后边撵了多少回，现在全家都怕她，啧啧，怎么得了噢，现在病了躺在家里，自作自受……”
　　 我笑吟吟的听着，觉得这孩子真好玩。她妈走时又想起来一句：“哦，你的衣服洗了还没干，她说她自己给你送来，过几天没事吧？”我笑着点头。
　　 过几天那孩子来了，叫她W吧，因为要跟另外一个同时出现，用“她”就不好区别，W仍穿着白裙，她酷爱白色，穿着基本上是白色系列。
　　 W笑吟吟的第一句话就是：“喂，你好过分哦，才比我大五岁就要我叫你叔叔哦。”
　　 她说话喂、喂的，不管是高兴，惊讶、生气，一开口就是喂、喂，多年以后有人说我，你怎么说话总是喂、喂的，我才知道她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我笑着对她说：“好象是你自己主动叫的叔叔吧，我和你妈是同事，你叫一声叔叔也不冤。”
　　 她嗔怪的作势欲打：“还想占我便宜。”
　　 旁边有人搭腔：“靓女的便宜谁不想占啊。”于是我同一间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笑声一片。
　　 我继续扮演叔叔的角色：“不要乱开玩笑，这是个中学生，还是个小P孩。”
　　 她刚打完那个调侃的人，又冲我来了：“喂，你不要装作老气横秋的死样子好不好啊，你是大P孩啊”
　　 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个全部由年轻男性构成的办公室霎时间喜气洋洋，中午吃饭时她和我们一起，看得出她很开心，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受到成年人的礼遇。我的同事们也都兴奋不已，胡天黑地的瞎吹，话题转到每周末大家乐的演出，W很有兴趣，撒娇着说要看要看，然后就有人说没问题给她票，她说要两张，别人就问她干吗要两张，不会这么小就有男朋友了吧。“没有啊--”W说，“我要跟他一起看。”她的手直直的指着我说，于是一阵起哄跟大笑。
　　 午饭后她走了，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开我的玩笑，我说：“别扯了，小孩来着，给她妈知道了扁死我。”不过我还是很得意，这女孩漂亮又青春逼人。
　　 之后每个周末她真的来，我没时间全陪她，有时叫个办公室的小伙子陪着，第二次她就有些怨言：“喂，你是领导啊，就那么忙。”
　　 我笑笑没说话，她接着说：“那些人讲话难听，我不喜欢。”
　　 “那不是难听的话，男人都喜欢跟靓女这么说话，你长大了也会爱听的。”
　　 “那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装做惊讶地说：“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我是堂堂人民教师出身哦，怎么能说那么没素质的话？”
　　 她便扑哧一笑：“男人都爱吹牛，你才不象老师呢，我天天跟老师打交道，每一个像你这样的。”
　　 我说：“你还别不信，我还真就教你这么大的学生，而且我很凶，一瞪眼学生们都吓得发抖。”
　　 “吹吧你，你瞪个我看看。”
　　 我于是努力的瞪眼看她，她也装作凶恶的样子瞪我，绷了一会儿两人都没绷住大笑起来，她扭来扭去的笑然后伸手挠我的痒痒，我捉住她的两只手，她的手柔滑如凝脂，我心神一荡。
　　 节目结束后我送她去车站，她蹦蹦跳跳的上了车，走到车尾，车启动后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冲我做鬼脸。日子就这样过着，又过了半年。
　　 那一阵港台文化吹遍中华大地，港台的三流明星也会被内地的年轻人顶膜参拜，当然我们也助长了这股风气。我的工作关系还没有调动，机关的待遇并不高，下面就成立些文化公司来创收，机关的人不懂经营就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分批承包。
　　 那时文化管理政策相对宽松，我们利用这些文化公司经常策划些演出活动（就是走穴，主演拉些港台明星），我们有政府的优势。可以较容易的拿到演出许可批文。
　　 流程是先策划名目（比如什么纪念日啊、什么义演啊），然后跟港台明星谈好价格，签订意向合同，再办理演出许可批文，拿到批文后略作宣传便开始拉广告拉赞助，接着付50%演出费签正式演出合同，付30%场租定好演出场地就正式卖门票了。那个年代拉广告赞助真是容易，都是新兴企业，迫切的要扬名立万，个个象暴发户比着花钱，基本上广告赞助费就足可以支付成本了，门票收入几乎是纯利。那时我们忙疯了，赚到的钱60%上交，40%哥几个按比例分配，钱包难以想象的疯狂膨胀，在这之前想都没想能赚这么多钱。
　　 不过也确实辛苦，连前台后台，伴舞伴唱，灯光效果，装台拆台都要亲力亲为，每次都脱层皮。如果演出是在本市，W就会来全程跟踪，她妈也不管她，我问她：“你这么辛苦不影响学习吗？”她撇撇嘴说：“喂，我是优等生好不好。”
　　 有时散场后找半天才找到她，她在一个犄角旮旯呼呼大睡，我们用装舞台设备的大货车送她回家，车上她又来劲了，眼睛还肿着，在车上大呼小叫，咯咯娇笑，胡乱品论那些明星，我们本来昏昏欲睡，被她吵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没事时她到我的宿舍来找我玩，我长期疲劳总是半睡半醒。睡时她就一个人看录像（那时没有DVD,连VCD都没有），醒来她就跟我叨叨没玩，说她学校的事，我静静地听着。然后我就带她去吃东西，炭烧生蚝、羊肉窜、斯乐冰、爆米花……乱吃一通。
　　 有一次我突然睡醒，竟发现她在偷看我的三级片（那时叶子楣、叶玉卿的三级片非常流行），我大叫了一声，她吓得连滚带爬跑出门去，第二天她躲在我门口探着头，脸红的像块红布：“你不许说我，我不知道是那种片子。”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冲进来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哈哈大笑：“成年男人都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你不可以，看了就是罪过，我告诉你妈去。”
　　 她嗫懦道：“那我妈就不许我来了。那我说是你给我看的”
　　 我装做惊恐的样子：“那你妈会说我勾引你，会打断我的腿。”
　　 她哈哈大笑，不依不饶的向我扑来：“你就勾引我，你就勾引我…….”
　　 我拦住她：“得了，要勾引也要等你大些。”她突然抬起头来，脸又红的象块红布：“等到多大？”
　　 我一愣：“什么等到多大？”
　　 她急了：“你说你要勾引我的，现在又赖”
　　 我哈哈大笑，真一瞬间我真幸福：“不要说勾引那么难听好不好。”
　　 她也笑了：“那你什么时候…那个啥…”
　　 我故意逗她：“什么叫那个啥。”
　　 “喂，你不要那么烦好不好”
　　 我含含糊糊地说：“至少等你上大学吧”，她坚定的点头“那好，我等着。”
　　 后来我曾庆幸自己没承诺，再后来又追悔莫及，现在想想真不知是否该承诺，至今被折磨着。
　　 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婚姻竟悄然逼近了，我的那段漫长而又麻烦不断的婚姻，这篇文章里我不想描述我的婚姻，但跟W的故事绕不开我的前妻，这里只提婚前的这一段。
　　 我的前妻—这里这样称呼她不礼貌，就叫她J吧，J是上海人，父亲是中国远洋公司著名人物，参予了本地外贸码头的设计建设，在特区炙手可热。J当时大学即将毕业在文化局市场处实习，我们搞演出批文首先要跟她们部门打交道，经常在一起吃饭。
　　 J的处长是个秃头却极爱臭美，发型是那种极少量的地方资源竭力去支援中央的，估计每天出门前他都精心挑配资源，按每根来分配，均匀的一根一根的摆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这种掩耳盗铃毫无用处，一口气的风力就可以是地方资源又迅速回归地方，中央地带仍是铮亮的溜冰场，所以他总是摸头，发现不对就匆匆忙忙赶到洗手间再次调配资源。
　　 吃了几次饭以后我们已经很熟了，可以开玩笑了，一次饭桌上J坐我旁边，她们处长又去洗手间调配资源了，我就对她开玩笑说：“你们处长这样真麻烦，我这有铅笔，等下你们处长出来你帮他在头上画个几百条线，他肯定感激你。”
　　 J正好在喝汤，扑的一声嘴里喷出来，溅的满桌都是，饭是吃不成了，满桌都吃惊的看着她，这时正好处长气宇轩昂地走出来，J更是憋不住，一边巨咳，一边笑滩在椅子上。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你个死人，把我害惨了。”我已经忘了昨晚的事，反问她：“怎么了？”她显然有事没来得及说，只骂了几句死人、死人就挂了电话。
　　 过几天她们处来了个科长，一见我就哈哈笑：“你把J害惨了。”听他介绍完我也乐了，原来都一个星期了，J还是一见处长就狂笑，有时笑到蹲到地上，处长对其怒目而视，骂声：疯子，气得拂袖而去。
　　 J后来毕业正式分配到市国土局，那也是她父亲的势力范围。跟我依然有联系，有时会许多人一起去吃饭、玩，但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偶尔晚上她会打电话给我闲聊，说心情不好让我说几个笑话给她听。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我忙于组织特区青工的联欢等活动没回家，W回了海南过年，三十那天J给我打电话问我过年咋过，我说忙啊，她犹豫了一会：“不会整晚忙吧，我和同学晚饭后去看灯，你去吗？”其实我也就忙到九点，正是特区夜生活开始的时间，但我第一次在外过年心情不好便婉拒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年初二又主动约了她去野生动物园玩。
　　 过完年我仍然到处组织演唱会，全国各地到处跑，跟她们都少在一起。
　　 五四晚会是团市委的重头戏，这一届以青工为主题，我甚至当了主持，我给W和J都送了票，散场时在体育馆门口等车碰到了J，当时W也在我身边，粘粘呼呼的，J看了一眼很惊异，但没说什么，W也警惕的看着J，然后问我：“这个美女是谁？”我说：“哦，我女朋友”。J当时是男男女女好几个人一起的，所以W也没放在心上，只说了句：“臭美吧你”。
　　 这年的中旬我开始不顺，甚至事业和经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那年发生了刘德华重庆演唱会有中学生卖血看演出事件，整个社会舆论大哗，甚至惊动中央，传说总书记关注此事并批评了文化风气和管理，下面立即开始整顿文化市场，之后足足一年，港台明星除了正常的文化交流，在大陆的商业演出基本绝迹。
　　 我受到这件事的严重影响，其实之前已有风声，领导也准备撤出，正好我承包了草蜢（这是一只香港的三人演唱组合，当时很红，现在已过气，不知孩子们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上海、南京、宁波的演唱会，我说服领导，准备干最后一票，领导很犹豫，最后虽然同意但告诫我如果出了问题有我个人负责，我当时也是利欲熏心，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