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品曾国藩
作者: 白尚礼
时间: 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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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岂无功勋者欤?非也,运筹帷幄,拼战杀场,其功赫赫,有目可睹。曾国藩岂无情义者欤?非也,试看封封家书,可谓荡气回肠,情义浓浓。其功赫赫,而不自居,
曾国藩岂无功勋者欤?非也,运筹帷幄,拼战杀场,其功赫赫,有目可睹。曾国藩岂无情义者欤?非也,试看封封家书,可谓荡气回肠,情义浓浓。其功赫赫,而不自居,其情殷殷,而心默然,是保璞全真者也,古今之不累名利者寡矣,而曾文公者独除。
近年来,自《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治家全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书刊问世以来,社会上突然出现了一股十分火爆地“曾国藩热”。随后,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趋之若鹜,屡试不爽,让出版商和盗版市场赚足了“死人的钱”。
其实,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舞台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杂七杂八,热热闹闹。而现在,人们又捧出了一个曾国藩,众说纷纭,各持其理,让历史就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但在我看来,曾国藩可以说确实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想当年,他为了向清朝政府邀功升官,领兵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点是谁也不可否认的,而且从谋略、手段和方式看,当时是何等残酷,骇人耸然。然而,从他修身养性、治家治学和德行修养等方面看,确也是国人学习之典范。
试翻开《曾国藩治家全书》,从“家书”到“家训”,再至“日记”,处处洋溢着忧国忧民的哀愁和对亲情、友情的至爱,其文采、言词、思想和意境,皆大大超乎于智人者之上。《全书》深邃绝伦的思想,达远涵深的修身之道,隽永渊博的敏思能力,广阔缜密的哲言警语等等,皆为我辈俯身洁心好学之教科书,志气男儿理其性,养其身,修其道,应当如此。
至于历史上人们对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一直存有不满和愤恨,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所谓是:“人各有志,不异求同”,曾国藩既作为一名军事家,又作为一名大儒家,自然有其独僻的做人哲学,何况他也是一介凡夫,肉身凡胎,纵然如当年秦桧大惭之言:“大丈夫一生做事,要嘛光炳史册,要嘛遗臭万年。”但对于如今,过去的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现在的我们,也只能是以史为鉴,教育好后来者,且干好自己的本份之事。
古往今来,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人们要想全面的了解曾国藩,还得从中国人传统的做人理想说起。这里,借用冷成金的话说,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二者鱼和熊掌若能兼得,那就妙之极矣!其实呢,名与利是粘接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和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因此,中国人历来对“官”情有独钟,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曾国藩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思想,从而百年以后,就有了人们津于乐道的“曾国藩热”话题。
的确,历史上曾国藩之所以定论比较复杂,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也罢,只能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最初他也是读书人出身,后刻读经史,入京科举中了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做官以来,他兢兢业业,获得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的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目标。
再后来,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是春风得意。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也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从此他大展宏图,开始了“元凶”的生涯。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军后,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登上了“圣相”的位置。他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曾国藩到了晚年,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每天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时的皇帝也多有嘉奖,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不过,样子归样子,虚归虚,实归实,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也算作是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一个集名与利于一身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是了不起的行为,了不起的人物!
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训诂学方面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与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学生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博得了好声誉,也成就了他所谓的“圣相”美名。另外,作为一名汉人,他权倾朝野,缺少可以依附的靠山,为了保命保官,只能做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与心怀叵测,疑神疑鬼的慈禧太后等封建势力玩弄柔术,从官场和安身立命的角度来说,曾国藩确实也是一位“人才”,值得今人评头论足。
放眼历史,有两种人享有永记史册和广为传诵的“资格”,其一是名人圣贤和为国为民献身的英雄之士,另一类就是罪恶累累,被人世代唾骂的民族罪人。我们做人,是做一名“人中之龙凤”,还是做一个罪人,虽然是“人各有志”,但还须“量志而行之”,即所谓“大丈夫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记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才有恬淡冲融之趣。要么世间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则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或是高尚震慑的德操修养。
在如今鱼龙混杂,静水深流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疲于奔波,累于活命,蓦然间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回过神来,重新审视历史,冷静的思考现实,突然发现历史上竟有这么一个人,于是人们的热情便高涨起来。所谓:读史有学问,读着品着,人们就心安理得了,看着想着,也就心阔天地宽了。
(20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