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文学流亡者

一：
　　 2013年的秋天，我住在湖南宁乡县的一个乡下。住在那里，一方面是为了一个要写的长篇小说的素材调研，另一方面是为了极其便宜的房租。有一天下午，我刚看完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准备去田野散步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叫作刘磊。刘磊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李老师死了。李老师是我们在河口乡中学时的语文老师。
　　 怎么死的，我问他。
　　 听说是自杀，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他在电话里答道。
　　 那时，我是个自由作家。有句话说一个二十几岁却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诗人。我写诗，但算不上一个诗人。我写小说，但写小说还不能完全养活自己，写小说的那种生活状态是我所喜欢的。
　　 我以学生的身份回到河口乡参加了李老师的葬礼。葬礼来得人多，也有那时候的初中同学，但除了刘磊，我一个也认不出来。想必大家也不再认得我。实际上，自从离开河口乡之后，我与那些同学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大多到处打工，结婚了，有小孩了，或者是如贾樟柯的电影《小武》里面一样，成了无所事事到处混的小武。而我还是个穷困的作家。我听说私下里他们常常嘲笑我，说我那么好的大学白读了。这是刘磊告诉我的。刘磊不嘲笑我。相反，他崇拜我。但我对于嘲笑或者崇拜都毫不在乎。
　　 在李老师的葬礼上，刘磊看到我后，说我又瘦了。我看一眼他，知道其实不是我瘦了，而是他胖了。听说他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又叫我不要因为李老师的死而太过悲伤。我摇摇头，不知该说些什么，就离开了他，一个人躲着去抽烟。
　　 我在想死这件事是如何一步步地来到李老师的身上的，但我想不清楚。我只能说说我所知道的她的故事。
　　
　　 二：
　　 2002年，我去河口乡中学上初中时，李老师已经在河口乡中学教了十年书了。刚到学校不久，我就听说李老师是一个诗人，但一问，同学们谁也没有读过她的诗。她的散文倒是读过，发表在省内的一本叫做《湘西散文月报》的刊物上。我们作为她的学生，都悄悄买来那本刊物看。她的散文像是五四那一批作家所写的一样，散文中，带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她那时候，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心中仰望的英雄般的人物。
　　 李老师上课时戴一副深度眼镜，看书看人都要隔很近。每节课之前，她都会在黑板的最左方写上一句诗。比如她会写：“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或者是“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她向我们解释这些诗句，并介绍这些作者的情况。她把这些诗句称为“精神粮食”。
　　 她对当时还只有十二三岁的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上，除了需要物质上的粮食外，还需要精神上的粮食。诗歌就是精神上的粮食。”我们不懂这些，只是觉得诗句很美，就把那些诗句都抄下来，没事的时候就互相背诵。
　　 除了每堂语文课前的“精神粮食”，李老师的另一个教育方法就是要我们这些学生坚持记周记。周记可以记录各种内容，包括所读过的书的读后感、遇见的有趣的人或事、写的诗或者故事等等。到了每周的最后一堂语文课结束前，李老师就把所有同学的周记本收走。到了下周的第一堂语文课，她又把那些周记本发下来。每一个周记本上，都有李老师对学生所写的周记的内容的评论。
　　 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李老师有一次将我和刘磊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因为她看到了我在周记里写的蹩脚的诗；刘磊是李老师丈夫刘达的侄儿子。）她跟我们说起了文学，说起了她知道的那些诗人们。她还提起了她已经死去的丈夫刘达，说刘达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一直悄悄地被诗歌滋养着。
　　 那次之后，李老师告诉我们想要看书，就可以去她的办公室拿。她的办公室有一个书柜，书柜里面大约有三百本书。她要我们坚决抵抗流行文化的影响，要去阅读一些已经被时间证明的作品。我和刘磊就拿各种文学名著。刘磊看了几本，我记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觉得无趣，就每次拿了书之后再给我。他自己则花钱买古龙的武侠小说看。
　　 就这样很快初中毕业了，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刘磊则准备去常德一所专科技术学校。初中读完，我记了三本周记，读了一百多本书。离开河口中学的时候，我去李老师家告别，李老师竟然差点流下了眼泪，她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做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我只是点点头，我那时候毕竟还不懂，只是觉得那些书里的内容很有趣。
　　 我去县城读高中，就此离开了河口乡。在那之后，我回过一次初中看望李老师，她仍旧以她独特的“精神粮食”和“写周记”的方法教育着下一批的学生。到了高二高三，我的学业重了起来，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李老师。后来我考上了中南大学，就更少回河口乡了，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再见过李老师或者是刘磊。
　　
　　 三：
　　 大学毕业，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辞职写小说。那时，像是召唤般地，我告诉自己必须去见一次李老师。那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想要写小说的启蒙，就是李老师赋予我的。
　　 我回到河口乡，给李老师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听出来是我的声音，惊了一下。她告诉了我她新的住址（河口乡中学修了新校区，老师们也都分配到了新的房子）。我走到李老师告诉我的地方，发现她正在等我。远远望去，她更加瘦了。我喊一声，她看到我，也叫我的名字。她有些兴奋，也或许是紧张。她两手摆在空中，又放下来。我们僵在原地大约五秒钟，然后我走到她身边，轻轻拥抱了一下她。她的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接着，她带我走上三楼，打开她房间的门。她叫我坐在沙发上，她又拿出苹果和瓜子。她问我抽不抽烟，我点点头，她就又拿出来一包芙蓉王烟。
　　 我不记得我们最开始聊了些什么，大抵是一些普通的生活上的询问吧。我应该说了一些高中和大学时的趣事。之后，李老师又站起身，泡了两杯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说我恨河口乡。这个偏远的乡村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这里太小，太穷，我只想要逃离开这里。李老师听完，只是微微笑着。她住在河口乡，一年又一年地教书。她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而有些学生的名字她无论怎样也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问她后悔这样的生活吗？
　　 她摇摇头，又发了会儿呆，像是沉在往事里去了。后来，我们终于聊到了文学。我说起我曾经看过她的散文，说起我所看过的那些伟大作家们的书。我发现无论我说起哪个作家，李老师都知道，也都看过那些书。我们聊了一大通国内国外的作家们。
　　 我说到我想要写作。李老师振奋了一下，眼里闪出光来，但随之又黯淡了下去。她问我是否真的想好了。我点点头。
　　 她说她不知道该鼓励我还是阻止我。她说文学是一场受难（这句话说完，李老师顿了顿，有些哽咽），是一条最艰辛的路。因为真正的写作，极少有立见成效，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慢慢积累。
　　 说完这一切，李老师陷入了深思之中。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把茶杯里的茶喝完，想要抽烟，又怕呛到李老师，就也只是发呆。
　　 隔了一小会儿，李老师摇了摇头，又叹了叹气，然后跟我说起了她生命的往事。
　　
　　 四：
　　 李老师出生在1960年。她的父亲是湖南长沙一所研究院的研究员，研究明史，出版过两本专著。然而不久之后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李老师的姐姐举报了父亲，年幼的李老师看着父亲被红卫兵带走，并被批斗。李老师的母亲容忍甚至是鼓励了这一切的发生。不久之后，李老师的父亲因不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自杀了。
　　 他留下了一纸遗书：人生苦累，不堪忍受；就此西去，请原谅我。
　　 李老师后来当知青，在陕西插队，就这样长大成人。那场运动过后，她的父亲得到了平反。之后，国家又恢复了高考。李老师回到长沙，参加了第三届的全国高考，并考进了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在她大学时，全国的写诗风气正在兴起。她在朋友那里读到了一本《今天》杂志，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写诗之路。她崇拜那些朦胧派诗人们。大学期间，她瞒着母亲，和学校的一个同学一起去过一次北京，并在北京的一个诗会上见到了顾城和谢烨。她给顾城看了五首自己写的诗。顾城称赞了她，说她身上有一种苦难的灵性。这次见面她一直记得。那是她唯一一次去北京。
　　 李老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长沙的一家官方报社。她在里面工作了不到两个月，日渐感到无聊，意识到一直如此工作下去生活就会枯死。于是，她辞了职，一心要离开长沙。她为此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带着极少的行李，只身一人去了武汉。半年多之后，因一位诗友的邀请，她又去了广州。在广州的时候，她遇到了刘达。两人是在一个广州诗人的聚会上认识的。认识不到一个月就同居了。那一段时间，他们没日没夜地写诗，写完诗之后就去朋友那里，一起讨论。之后，迫于生存压力，两人到处找工作，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又将诗歌处处投稿，但都石沉大海。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在两人头上。他们这样再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迫离开广州。他们告诉彼此其实是因为他们并不喜欢大城市，都更愿意陪着彼此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于是，两人开心地回到了刘达的故乡桑植县河口乡。不久，两人结婚。婚后，两人一边写诗，一边在河口乡中学教书。
　　 日子很平静地就过去了五年。在这之间，李老师的母亲死了。她回了一趟长沙，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和姐姐吵了一架，就又回到了河口乡。那时，刘达已经是河口乡中学的副校长了。有一次，刘达和另外两个老师一起去县城开会的途中，出了车祸，三个人全死了。李老师又办了一次刘达的葬礼。
　　 葬礼过后，李老师向学校请了一年的假。这一年之中，关于她的谣言四起。有人说她已经离开了河口乡，再也不会回来。也有人说她就住在县城，在埋头写一本小说。也有人说她浪荡全国，认识了一个大作家，并成为了那个作家的情人。
　　 一年的假期过去后，李老师在众人的惊讶声中回到了河口乡。她至少瘦了十来斤，面容憔悴，眼角有很重的黑眼圈。头发也剪短了。她一句话也不说，径直去到校长办公室报到，第二天就开始给学生上课。
　　
　　 五：
　　 李老师不急不缓地说完了这一切。我惊讶不已。我不敢想象李老师来河口乡教书之前曾历经了如此多的时代动荡。她就像一个文学流亡者一样来到了河口乡，但之后的日子，她却安于命运的安排，就这样一直教书。
　　 李老师站了起来，去到电视那里，蹲下来，打开电视下面的柜子。她叫我过去。我就走过去，也蹲在那里。我看到柜子里摆满了各种稿纸，有手写稿和打印稿。我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出来，稿纸大多已经破旧，上面还能看到许多用钢笔修改的痕迹。
　　 刘达死得早，他的一些稿子也在里面，我一直为他留着的。李老师低声说。
　　 那，有想着出版出来吗？我问。
　　 出版什么呀，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人这一辈子呀，不甘心，就总是写，写完了就畅快多了。李老师说。
　　 我默默地叹气。
　　 我这一辈子，值啦。李老师说。
　　 我听到后，看一眼她，又埋头去看了会儿稿子。
　　 看了一会儿之后，我把稿子放回到柜子里，这时才发现外面天色已经黑了起来。我邀请李老师一起去喝酒。她拒绝了。她说她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常常闹毛病，已经不去碰任何烈性的东西了。我看出了她的困意，就说我该走了。我起身离开。她送我到门口。我对她说了谢谢之后，们挥手道别，我看到她瘦瘦的身子和黯淡的目光停在门口，直到我转身离开。
　　 我连夜坐车离开河口乡。就这样晃晃悠悠过去了三年，直到有一天在田野间接到了刘磊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李老师自杀了。
　　 “李老师的葬礼，你去吗？”他在电话里问。
　　 “去。”我回答。